中华文化精神的攫取和承载——读杨海文《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

□施保国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会，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专题研讨和学习。他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范围广博、形式多样，需要从中国哲学、从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和思想源泉。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杨海文新著《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对于传承与弘扬中华经典文明、中华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正如著名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李宗桂在序言中所评“是学术与思想交融，坚持文以载道理念，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光大中国精神，追求崇高，守护传统智慧，贯通中华文脉，守正创新，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学术力量、学术智慧的优秀成果”。著作从孟子文化精神的整体观、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理想人格、伦理智慧、思想取向、批判意识、解读方法、多元发展等十个方面分十章展开论述，其系统性与局部性统一，理想性与守成性统一，理论性与现实性统一。各章内容形成逻辑严密的整体，又可以独立成章，形成逻辑闭环；
具有张扬高蹈的理想主义，又守成捍卫历久弥新的道统权威；
重视文本、理论依据，又紧扣时代现实问题。著作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也是其博士论文《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基础上历时20多年持久深入用功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现实意义。我们既要用“意义明晰的逻辑密码，勾勒孟子闪烁其词的思想体系，更要以倾心传统的人文关怀，挖掘孟子大象无形的文化精神”。孟子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即“以文载道”，在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实践创新等方面呈现出中华文化精神独特而灿烂的光芒。

首先，“仁且智”的理想人格：孟子文化精神的道德理想。孟子文化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作者指出，论述道德理想主义方面的三重内涵为“‘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经而权’与孟子的伦理智慧”“‘士则仕’与孟子的政治诉求”；
论述文化守成主义方面的三重内涵为“‘学孔子’与孟子的儒家一统取向”“‘距杨墨’与孟子的异端批判意识”“‘尚诗书’与孟子的文本解读方法”等。在诸多内涵中，设定“圣人”理想人格是中华文化精神体系的起点，也是全面展开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原点。“圣人”即“仁且智”追求是孟子道德理想主义的第一重内涵。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不居”圣而成圣是中华文化的谦逊特质使然。在“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仁义礼智”中，孟子特别注重仁、智，并以此概括理想人格圣人的特征为“仁且智”，此为文化精神的道德理想。道德理想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人禽之辨凸显人的绝对优越，心性之辨追求人的普遍平等，性命之辨发现人的相对局限性。孟子认为，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之性和生物之性两个部分，而义理之性是关键。性善论展开为性本善和性向善，前者涉及本体性问题，解答道德实践何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后者涉及工夫问题，解答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孟子开启“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并揭示“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将“本心”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或者说是存在的过程，揭示了“仁且智”理想人格生成的理论依据。

其次，“士则仕”的政治诉求：孟子文化精神的政治立场。孟子强调儒者坚守义仕派“士则仕”的政治诉求，发挥让君主安富尊荣，使人民孝悌忠信的社会功能，再介入国家管理、社会运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存在着对抗关系和合作关系，器重师道，以道遵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内圣。孟子主张行权是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不可让渡的权利，一般情况下需要权变智慧来实施。在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和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之间，以权抗礼的激进权智的使用氛围极其有限，不如以权行礼且使用空间无边无际的温和权慧。这些体现了其文化精神的政治立场，具体而言：一为倡导学术政治化，解决“思想智识之统治问题”。战国中期的学术界特征是以学术看待政治即“士之出处问题”，战国晚期的学术特征偏重于政治如何看待学术即“思想智识之统治问题”。孟子从义仕派智识分子立场出发，以“士则仕”的政治诉求重塑礼乐文明的政治-伦理统制功能。战国中期，士阶层分化为劳作派、不仕派、禄仕派、义仕派、道隐派五派。义仕派承认政治生活即承认士君子礼乐生活也是文化的生活，主张“不托于诸侯”以礼进退，若义不可仕而受贵族周济，则以不饿死为限度。孟子是义士派代表，以深厚的道德修养、深切的社会关怀，呈现出中国特色智识分子的风范。二为以孟子的四次对话表达智识分子管理与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士阶层参与“百工交易”回应陈相“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论题；
以士阶层从事教育工作的“食志食功”统一论体现“通功易事”回应彭更“无事而食，不可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也”的论题；
以士阶层为君为民从事管理与人伦教育工作回应公孙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的论题；
以志功统一基础上倾向于恪守仁义价值理念之志回应王子垫“士何事”“何为尚志”的论题。三为义士派智识分子介入政治的缘由为性善论。智识分子拥有最重要的知识——道德资本，既要进行人伦教育活动，又要干预国家事务，使知识—道德资本转化为政治-行政资本。本心善性是一切政治设施的形上根源，政治领域是道德实践主体扩而充之的必然场域。孟子从“人”的整体与“政治”的部分关系指出一切政治制度或活动必须指向人的解放，服从整体论的方法学。不同于“孔、荀则倾向于君子之观点”，孟子之功在于发明民贵君轻之义，“取人民之观点以言政”，人民本位价值目标从激进的民贵君轻过渡到温和性的以民为本，确立人民本位的价值目标。四为通过“时与孔子的士仕实践”注入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精神，指明智识分子参与政治、引领时代的基本方向。智慧地审察、超越政治的“时”为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代替“清”、“任”、“和”的境界。从层级看，从公养之仕到际可之仕到义士派的理想仕进之路——见行可之仕。从四种情形看，仕、止、久、速均需因时而动、与时偕行、通权达变。

再次，“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孟子文化精神的理论贯通。以孔子开创的儒家一统取向和思想实质为孟子文化精神建构的理论基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以“方言”(地方性知识)“私淑”表述自己志在“普世”(世界性知识)的方向。一为相互性权威：《诗》、《书》与孔子。孔子将《诗》、《书》引入平民教育，他对于诗书文化的理会成为解读诗书的权威；
在弟子们看来，只有以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为权威，才能合法化认同诗书。这种相互权威可浓缩为“《诗》云子曰”或“子曰《书》云”的言说格式。在《孟子》中多次出现此种言说方式。“距杨墨”与“尚诗书”借助“《诗》云子曰”的言说格式旨在走向“学孔子”。二为批判性关怀：孔子与《春秋》。《春秋》的政治关怀在《五经》中最张扬，主张贵王贱霸，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在《诗》亡后而《春秋》作的时代背景下，孔子作《春秋》处于两难心境——“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然而，在《春秋》的儒家正统意蕴形成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三为内在性贯通：道统与孔子。《孟子》末章画出人物谱系：见而知之者的“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闻而知之者为“汤、文王、孔子”。所谓“见而知之易”，“闻而知之难”，孟子盛赞尧舜内圣外王之道，却又在思想体系中指出“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实质上是将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内在贯通于文化精神。

第四，“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孟子文化精神的批判守成。在个体与群体的冲突中，杨、墨为两个代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成为孟子以文化守成主义策略落实距杨墨的根本性支点。孟子以“知其罪距是非恕其过”为距杨墨的策略，既体现“道性善”的道德理想主义，又折射出“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孟子以“承三圣”为自我期许，试图构建自身思想体系。“夫子好辩”章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将自有生民以来的人类史浓缩为三座文化丰碑：一为禹抑水，展示人与自然对抗中人最终能够战胜自然的立场；
二为周公兼夷狄，展示华夏与夷狄争夺中华夏最终能够感化夷狄的情怀；
三为孔子成《春秋》，展示仁人志士与乱臣贼子冲突之中仁人志士能够威慑乱臣贼子的担当。作者指出了孟子确立的第四座文化丰碑。孟子期盼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能够汲取诗书文化的传统营养，又能彻底肃清杨墨显学的思想危害，促使“距杨墨”成为第四座文化丰碑，展现孟子文化精神的批判守成特质。

第五，“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孟子文化精神的方法对待。《孟子》引《诗》35条，《书》19条，论《诗》《书》凡五章，总计有33章引、论《诗》《书》。统计表明诗书文化对孟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庄子·天下》载：“《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从《诗》言志看，敞开特定人物的内心体验、思想视界是《诗》的核心诉求；
从《书》言事看，呈现特定时代的历史事件、实践世界是《书》的核心诉求。对于诗书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及咸丘蒙“好古而不信”等问题，作者分别进行了论述。孔子云“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在孟子引导人们从“认同”到“实践”信而好古的过程中，诗书文化的力量得以彰显，“知人论世”的方法得以敞开。孟子序《诗》、《书》，不是重新编制文本，而是对于意义进行申述，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建构了“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其内涵有三：一为知人论世，注重历史经验的还原，并以“友”(同情地理解)为情感基点；
二为不尽信《书》，强调文本局限的超越，以“取”(抽象地继承)为理智途径；
三为以意逆志，追求两种视域的融合，以“得”(综合地创新)为意志目标。此“友”“取”“德”为文化精神的方法对待，影响深远。

第六，“经而权”的伦理智慧：孟子文化精神的实践浸润。作者秉承学术史依据与现实问题意识相结合的选题和思路展开论述。立足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孟子文化精神的发展脉络和现实创造，体现了孟子文化精神的实践浸润。在“‘经而权’与孟子的伦理智慧”里，作者指出经权与仁智紧密相关的思想史传统，倡导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慧的同时，亦重视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旨在将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精神真切地落实到人伦生活中。其一，小叔子为何要救嫂子的故事说明在“反经合道为权”过程中讲究“权”的深浅即温和与激进：“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的救人事件体现了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嫂溺援之以手”之救与“孺子将入于井”之救的根源是相同的，即道性善、言本心的心性论及内在具备的恻隐、不忍人之心。从常情来看，救人之举不仅没有违背圣人制礼作乐的初衷，反而恰恰践履了礼乐规范。作者对于“不知权、执中无权、执一而贼道”即机械地理解和执行礼所带来的弊端是评判的。以传说中的“海瑞杀女”说明“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的最典型案例。“‘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作者认为“海瑞无疑机械地理解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且“为人迂憨与据执”。其二，以权抗礼的激进权智案列主要列举了“舜不告而娶”，“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舜窃负而逃”等。圣人以权抗礼既修正了礼乐规范的不足之处，又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成就理想人格开辟了广阔道路。其三，以权行礼的温和权智主要列举了“不与右师言”“虞人非其招不往”应付违礼行为、从对象性存在体认主体性存在的“酌乡人”“敬尸”应付位移现象、“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应付收礼情形等，表达在复杂情景中行礼的具体对待。

文以载道，推陈出新。新时代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弘扬与滋润。要对包括孟子文化精神在内的中华文化精神进行传承、发展与弘扬。正如作者所言，我们既要用“意义明晰的逻辑密码，勾勒孟子闪烁其词的思想体系，更要以倾心传统的人文关怀，挖掘孟子大象无形的文化精神”。对于孟子文化思想，既发掘其积极的道德激励功能与文化传承功能，又要避免其消极的空想性成分与独断性因子的影响。今天，人伦关系日益功利化，电脑、微信时代的虚拟空间正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爱与被爱、尊重与被尊重，历久弥新的各种经典及包含的人生根本问题，我们要将平民人格、思想多元作为坚实的思想基础，借重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现代理念，夯实道德激励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儒行”“儒治”中汲取智慧，从圣贤理想到平民人格，检讨儒家道统论与独断论取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呈现出孟子文化精神的现代意蕴，丰富、引导人们获得有理想的人生、有思想的见识，为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

注：本文是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发展研究(22JD710018)”的阶段性成果；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019GXJK0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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