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业实践下的乡村女性赋权研究——以广东省信宜市钱排镇典型乡村为例

黎宇翔，罗宇明，黎咏春，陈泽淇，麦卓琳，买 欣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互融合的产物，数字乡村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深度融入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等各领域，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经济重构与地域空间格局优化（龙花楼 等，2017；
沈费伟，2021）。数字技术及农村电商的迅猛发展重塑乡村传统的社会文化网络与权力关系，影响乡村不同发展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王盈盈 等，2017；
王敏 等，2022）。互联网与数字媒介向农村地区的渗透，使得村民获得接触外部市场的机会，通过与外部市场网络建立直接联系，拓展其农产品的市场范围，而自我的经济、文化及政治权力在此过程中也通过全新的方式得到表达（Malecki, 2003;Lundgren et al., 2017）。掌握数字技术的村民能有权利、有目的、能动地表达对自身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参与的诉求，发挥村民作为乡村发展主体的能动作用，即“网络技术的赋权”（许鸿艳 等，2021）。

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一大重点任务，基于传统电子商务模式发展起来的网络直播带货，逐渐成为乡村农产品销售的新模式和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中央网信办，2022a）指出，要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用好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模式。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等，2022）指出要重点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在网络直播带货中，乡村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群体因其特有的亲和力和共情力与电商直播活动的人文属性需要相契合，且女性本身在人文关怀、情绪敏感度等方面的敏锐性远优于男性（罗文斌 等，2017），使得乡村女性在直播中具有较突出的优势。《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和《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中央网信办，2022b）均指出，要持续发展“巾帼电商”，培育扶持妇女优势特色产业，开展面向农村妇女的电商培训。

当前，地理学研究的“数字转向”多以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乡村地区的数字化进程与影响对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Ash et al., 2018；
王盈盈 等，2020；
罗志伟 等，2022）。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淘宝村”现象（张英男 等，2019；
王明杰 等，2022），及其对村域“三生”空间的影响（刘继来等，2017；
李繁荣，2021）。近年来，随着直播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农产品直播带货成为越来越多“新农人”增收的新手段。网络直播平台与数字技术的介入推进乡村空间“数字化”进程，同时也向都市人展现乡村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促进城乡之间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由此实现城乡空间的联动化（张荣，2022）。然而，当前地理学界对“直播带货”的研究以行业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为主（马芳芳 等，2021；
彭珏 等，2021），缺少从微观尺度上对乡村特定群体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逐渐成为农产品销售的新渠道，在此过程中乡村女性群体能否抓住直播经济红利所带来的创业（就业）机会与转型机遇（叶婷 等，2021），如何打破自我及社会对乡村女性的固有认知，能否缓解传统乡村女性“失语”“失权”（陈文敏，2012；
李小云 等，2019）等问题有待更多的实证探讨。基于此，本研究立足赋权理论，以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视角，以广东省信宜市钱排镇典型乡村为案例，深入剖析直播经济赋能乡村女性转型发展的过程与机制，揭示乡村女性在主动参与数字创业实践过程中的增权机遇、身份构建与赋权成果，以期为解读数字技术赋权女性冲破传统乡土社会的性别藩篱和空间桎梏，实现自我权能的提升与乡村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提供新的研究内容。

1.1 赋权理论与地理学视角下的女性赋权

赋权（Empowerment），又译为增权、充权、激发权能，意味着赋予个体或群体权力并减少“无权感”，使他们能享有和其他群体相对平等的机会与资源（王进 等，2017）。20 世纪70 年代，“妇女赋权”首次被用于描述通过政治运动促进社会正义和妇女平等的斗争（Mosedale, 2005），为主流发展所关切。Kabeer（1999）首次提出由“资源—能动性—成果”构成的赋权理论框架，丰富“赋权”的过程性内涵，为深入理解女性自身权能的获得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思路。其中，资源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各种人力和社会资本，女性需要将外部环境的资源内化为自身增权的动力，是实现赋权的先决条件；
能动性常被等同于自我效能感，反映个体对自身能力的判断和把握（Bandura,1982），可理解为借助赋权资源，能动地构建自我身份并选择其生活方式的过程。成果是赋权的目标，也是女性在赋权过程中所享受的福利。可见，赋权作为特定主体实现自我效能和选择能力的过程，需要建立在特定的资源媒介、主体的能动意愿与能力、以及支持性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是人地关系协同作用的体现。因而，赋权理论对深化认识乡村地域发展演化过程中宏观与微观、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发展主体之间的耦合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当前，西方“女性赋权”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在社会经济领域为女性提供资源、资产或服务，即能力的提升以及在物质层面上的经济赋权（Cornwall, 2016）。然而，女性赋权研究不应停留在经济意义上，而应深入特定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探讨女性意识与行为的转变机会及其实现过程，构成赋权的话语和实践须嵌入特定的物质场所和社会空间（Kesby， 2005）。地理学的视角无疑为深化认识女性赋权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路径。

1.2 女性主义地理学与数字乡村背景下的女性研究

女性主义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与交叉学科的研究分支，其研究领域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等学科息息相关。目前，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侧重于探讨性别与地方相互嵌套与双向作用的机制，且逐渐转向身体、情感、家空间等微观尺度研究（Friedan, 1963; Sharp,2009; Kern, 2010），围绕女权运动与女性身份认同、日常生活实践、家庭与社会性别分工等议题（Little, 1987; Pini, 2002; Baylina et al., 2020），以揭露不同空间形态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形势，基于特定生产、生活场景中的女性素材与西方展开对话（谢瑜莺 等，2017；
姚华松 等，2017；
王敏 等，2018），具有较强的社会关怀与问题导向。上述研究通过联系性别与地方2个要素，弥补了传统女性赋权研究中对不同尺度空间要素关注的不足，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思想使得乡村女性更多地被赋予服务丈夫、照顾家庭的角色和相对弱势的形象（刘莉，2019），不同数字经济形态在乡村地域的紧密嵌入无疑为她们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辛宇 等，2022）。区别于传统“淘宝村”研究中“搜索—浏览—付款”式的电子商务形态（张英男 等，2019），农产品“直播带货”在具有经济购物属性的同时兼备买卖双方情感互动的特质，日益成为村民在数字时代展现群体与村貌形象并进行话语表达的重要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张荣，2022）。在乡村女性与直播经济的邂逅中，女主播得以凭借自身性别特质，通过在线互动拉近观众与主播的心理距离，将观众的关注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在获得流量分成的同时推广与销售农产品（罗峰，2021；
Zhu et al.,2022）。可见，在直播经济介入下，乡村女性主体性逐渐凸显（Prügl et al., 2021），村域中固有的性别差异亦逐渐被弥合（Tolbert et al., 2007）。在此背景下，亟需进一步厘清直播经济、女性与乡村空间三者的关系演进过程。通过分析直播经济赋权乡村女性的具体过程与机制，揭示女性在数字创业实践中参与乡村空间生产的能力与影响，有助于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人地关系演变过程。

2.1 研究区概况

钱排镇地处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东北部（图1），总面积205 km2，下辖15 个村委会和1 个居委会，总人口约7.8 万人。得益于优质的自然资源条件与精细的栽培管理技术，近年来钱排镇向山而兴，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发展三华李产业，钱排“银妃”三华李成为广东省农业名牌产品，实现了强镇富民。2020年，全镇三华李种植面积达6 800 hm2，总产量接近13 万t，总产值约达16.9 亿元，人均单项收入达2.16万元，带动第一二三全产业链产值超21亿元①数据来源：信宜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xinyi.gov.cn/zlxy/xygk/content/post_172488.html。。

图1 案例地区位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的推进，钱排已建成功能齐全、体系完整的三华李农业现代产业园，完善物流运输与人才培养体系。截至2020年，钱排镇已建设物流快递点300多个，电商微商数量达1 200 余家，相关从业人员超过13 000 人，仅三华李电商单项年销售额超3.3 亿元②数据来源：微信公众号“茂名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LPZf8_cLchj1xIuXm1-sFA。。2021 年，信宜市入选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在钱排镇响应国家政策发展“巾帼电商”的背景下，一大批当地家庭妇女日益活跃在淘宝、抖音、快手等各大直播平台中，为钱排三华李的品牌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工程做出较大贡献。参与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钱排电商妇女以更加华丽自信的姿态走出私人场域并进入公共视野，进而重塑自身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价值，冲破传统乡土社会的性别藩篱。

2.2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借鉴Kabeer（1999）提出的赋权理论，基于钱排妇女参与三华李电商销售的创业实践，将数字技术所介入的村域视为女性增权的空间基础，以女性群体“资源-能动性-成果”的赋权路径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乡村女性如何在当地政策、产业与电子商务等资源的作用下能动地参与三华李的电商直播，进而提升自身权能并重塑女性的身份与价值。基于Kabeer的赋权理论，女性赋权的资源既可以是物质层面的国家政策扶持与地方产业兴起，也可以指女性独有的性别特质被转化为女性参与特定生产活动的优势；
赋权的能动性可被视为女性借助赋权的资源能动地选择契合自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主动采取拓宽生计渠道、扩展社交网络等多元化策略实现自我身份转型。最终，女性得以凭借被赋予的权力进一步优化自身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并在此过程中对自我的身份产生更强烈的认同，以此完成对女性赋权成果的巩固。赋权理论的提出为本文探究乡村女性的身份转型及其引发的空间效应提供很好的分析框架（图2），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赋能下的乡村女性主体性重塑与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

图2 基于Kabeer赋权理论的分析框架Fig.2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Kabeer"s empowerment theory

主要选取钱排镇双合、西垌2个典型村落开展实地调研，案例村是钱排镇中心村落，近年来直播经济成效突出，吸引大批外出务工女性返乡从事电商直播，进而带动留守妇女创业，具有一定典型性与代表性。2020 年，双合村农业总产值约1.46 亿元，西垌村农业总产值约1.02 亿元③数据来源：钱排镇人民政府.钱排镇2020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村申报书。，三华李作为当地农业经济的主导产业，对村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话语分析等质性方法获取并处理数据，对钱排镇镇府、双合村与西垌村村委、女性数字创业者、传统个体农户4类不同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表1），形成约12.1万字的文字记录，并深入三华李农业现代产业园与电商直播间进行参与式观察。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3.1 增权契机：外部增权资源的内化机制

互联网技术与农产品电子商务在乡村地区的普及既是一场“技术革命”，又是一场“生活革命”（郭夏娟 等，2020），究其原因是由技术变革引发的经济与话语权力流变，正悄然渗透入两性村庄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陈氚，2015）。自2018 年以来，钱排镇累计开展电商培训班200余场，累积培训人数达到2万余人。由此，本地村民得以在电商知识培训与创业技能学习中重构自身在“乡村”场域中的角色，为乡村劳动力回流和人地关系转型提供可能性。一方面，钱排乡村女性通过参与电商技能培训，打破自身所处的特定时空局限而进入网络虚拟空间，其数字化创业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对自我价值、权利与生活品质的认知与需求。另一方面，女性在数字化创业实践中不断学习直播的技能，主动搜索相关信息或与电商同行交流信息，扩大自身社交网络，通过强化自我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为女性群体创造增权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乡村数字化与信息化进程有助于发挥女性群体沟通能力、共情能力强等优势，使其通过三华李种植、采摘及对乡村生活的展演，形成联结村民与城市消费者的桥梁。在钱排镇，农产品电商门槛相对较低而收益较高，对农村家庭妇女具有较高的吸引力。随着“巾帼电商”政策下沉至基层乡村，她们通过参与当地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或经女性电商同行介绍进入该行业，通过个人网络社交平台、制作抖音短视频积累客源，为自己谋求增权与身份重构的契机。

“我是从QQ 开始的。当时还没有微信，就我们以前的QQ不是有那个Q群嘛。我在市区里面的朋友很多，他们就先找我买三华李，然后逐渐到后面有了微信之后呢，就可以晒朋友圈了嘛。然后呢，也是经过老客户介绍这样子。现在的客户也挺多的，就是一步步，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积累来的……现在我也在抖音上卖货啊，虽然粉丝不多，但也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和茂名市区的网红。”

——“电商达人”Q女士

相比于传统的农产品直销模式，农产品电商直播模式具有空间场域延展、时间传输缩短、传受情感共鸣等特点。在与乡村外部粉丝、观众的交流与互动中，淳朴的钱排乡村女性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她们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并通过电商直播重塑自身在乡村中扮演的角色。在乡村女性将外部政策、文化与物质资源不断内化为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同时，也得以逐渐打破村庄现实存在的性别壁垒（郭夏娟 等，2020），在乡村重构的进程中谋求女性的增权机遇。

3.2 赋权过程：能动的创业实践与女性身份重构

3.2.1 从“进城务工者”到“返乡创业者” 三华李作为钱排镇主导产业，近年来产业数字化程度显著提高。据《信宜市钱排镇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钱排镇人民政府，2020）统计，2019 年钱排三华李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钱排镇电商从业人员近6 000 人，电商销售产值占三华李总产值比例约20%。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钱排大型农产品交易中心相继封闭，三华李长期依赖的线下交易几乎停转；
三华李供应链受到波及，物流困难；
企业停工停产，人手不足，包装加工受到影响，大量三华李面临滞销的困境。受疫情影响，传统的线下零售活动转变为大幅增长的线上消费需求——这让部分掌握电商销售技巧的钱排妇女发现创业机遇。

L女士是一名外出务工的钱排人，2020年因疫情滞留家乡期间，果断抓住直播经济的商机，投身三华李直播带货的创业浪潮，成为一名成功的乡村女主播。如今，L女士在抖音平台上拥有近18万粉丝，累计获得125万点赞量，凭借地方政府对电商活动的政策支持和“银妃”三华李的品牌效应，成功将大批滞销的三华李销往全国各地，每年通过电商直播实现三华李营业额近100万。谈及从“进城务工者”向“返乡创业者”转变的历程，她提到：

“以前我一直是在珠三角工作，工作的时候我也在一边学习电商，一般我一个月回来两次家乡钱排，那时候的时间是非常赶的，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回来了之后，拍了一些视频就立马赶回单位上班……疫情期间我用了整整两个月在家里专心做电商，两个月之后我又回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我还是会逐渐地更新视频，同时还两地往返来回两边跑，后来我就决定正式留在村里做电商创业了，因为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业。”——“电商达人”L女士

对于自身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受访者认为：“本来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经过几年的电商创业后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女汉子’了，我认为自己肩负的更多是一种责任……”。

与L 女士类似，Q 女士在疫情之前一直兼顾城里的工作与家乡的三华李销售，并在疫情期间受身边女性同行的影响，全职从事三华李电商直播行业。过去，当地果农主要依靠批发商、专业合作社等传统渠道销售三华李，利润微薄；
而通过直播平台，果农得以获得更大的定价权、自行设计差异化的产品包装、依据订单需求组织发货。家庭内部也因此实现明确的职责分工：父母公婆等老人主要负责上山摘果，哥嫂兄妹等年轻人负责包装、物流运输，而女主播则全权负责直播活动和组织发货。直播平台极大地缩小果农与消费者的距离，改变传统销售模式中农户信息不对等、利润过多地被中间流通环节攫取等弊端，而妇女也在自身经济权利日渐强化的过程中，能动地构建自己“数字创业者”的乡村社会角色，进而逐渐从传统的听从者、依附者转变为动员、组织家庭劳动分工的领导者、决策者，也因其在直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

“现在家里我说话会比较有分量一点的，因为作为带货女主播，我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我今天下了单子，如果明天我妈摘回来的果子达不到我的标准，我情愿跟顾客解释，迟一两天再发货。因为这是关系到信誉的事情，招牌不能做烂。所以呢，我说不发货，他们（父母公婆和哥嫂兄妹）就不会发货，这个分量还是有的。”

——“电商达人”Q女士

为进一步鼓励村民投身数字创业浪潮，钱排镇政府于每年果季举办“三华李电商擂台赛”“钱排三华李销售争霸赛”等直播带货赛事，表彰一批电商销售季业绩突出的村民。众多女主播通过微信、抖音、京东等平台，不到一天成交量即可突破500斤，获得“电商达人”的荣誉。她们不断将自我在培训班中掌握的直播技巧、“巾帼电商”政策、亲朋好友与城市观众的支持及其自身在直播赛事中获得的表彰与荣誉等各类资源转化为自身的增权动力，同时能动地构建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强化对于自身“女性数字创业者”的身份认同感。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承担一系列农业劳作、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成员责任的乡村妇女不同（Ling et al.， 2013），掌握数字技术与直播营销技巧的女性村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择业权，并得以通过能动地进行职业选择与创业实践，冲破其经济与话语权力被长期忽视的发展困境。从“离土”到“返乡”的城乡空间转换过程中，乡村女主播得以凭借自身积累的财富、人脉与影响力，架起连接城乡的空间纽带，从而在家庭乃至乡村中形成女性群体的经济优势。直播经济驱动下的身份转型意味着女性拥有更多的发展路径与生计方式，推动女性向家庭与乡村的话语体系中心靠拢（辛宇 等，2022；
丁京，2022）。

3.2.2 从“知识接收者”到“文化传播者” 随着乡村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农村电商的扎根发芽，钱排乡村地区日益成为乡村女性创业的沃土，并由此涌现出一大批饱含乡土情怀，充满创业激情、业务能力出色的“巾帼新农人”。她们首先通过参与电商培训积累数字创业知识，再通过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表达她们对于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的诉求，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从“电商知识接收者”到“女性数字创业者”，再到“乡村文化弘扬者”身份的多重转变。她们不仅承担着带领乡村经济腾飞的责任，更肩负乡村文化向外输出扩散的义务。正如Q 女士所说：“我一直认为，是先宣传自己的家乡顺便直播带货，而不是优先带货顺带宣传自己的家乡。”

乡村作为一个区别于城市的空间地域系统，其社会文化特征与城市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张小林，1998）。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媒介，乡村女主播向外界输出家乡文化，满足城市居民探索乡村的猎奇心理，使他们得以凭借互联网和智能移动终端技术完成对“遥远”乡村社会文化风貌的感知，进而借助屏幕实现新型“城乡互动”（王盈盈 等，2020）。在各大直播平台中，钱排女主播通过弘扬当地“李乡文化”，直接或亦间接地表达自己对于家乡的依恋与归属感，以动用自身真实情感的方式在屏幕前展开深层次的数字化表演，以富有个性且有助于营销的“表演”技巧满足屏幕后城市受众的情感想象（王斌，2020），以此强化城市消费者对钱排三华李品质的信任，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消费者的订单量。

“在和粉丝的互动中，我坚持不化妆，就是要淳朴，也不用刻意去提升颜值之类。就是要从我们农村妇女的视角去介绍家乡，介绍自己种的三华李。太夸张的话，反而信任度不高。”

——“电商达人”Q女士

在各大乡村女主播的宣传下，钱排“李乡文化”与三华李品牌文化持续对外输出，由此打响钱排三华李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并使得三华李销售范围显著扩大。据钱排邮政部门提供的数据，2021 年5—7 月的三华李果季期间，超过五成的三华李销往整个珠三角地区，接近15%的钱排三华李销往广东省以外的全国地区。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重构乡村的社会关系（王敏 等，2022）。在电商直播活动中，钱排女性打破城乡边界，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构建其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基于直播，她们不仅构建与“乡村外部”城市消费者、直播观众以及相关物流从业人员的社会关系，更因频繁地与直播同行、培训讲师、学员交流而拓宽其“乡村内部”的社会网络，由此形成当地电商女性特有的社会交往空间（图3）。其中，女性作为中介角色将学习到的电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当地电商从业新人，或在电商同行间分享工作经验并互通获取到的市场信息，实现电商文化在乡村内部的交流传播，在村庄中构建电商女性参与和互助的共同体（刘悦美 等，2021）。

图3 乡村女性社会交往空间变迁Fig.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rural women"s social space changes

“刚开始我粉丝不多，她就会帮我。有一次她就帮我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呢，把视频挂到她的抖音上去，她帮我推，她帮我卖，这样我的人气也慢慢变高了。”

——“电商达人”Q女士

农产品直播经济的兴起一方面弥补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体能劣势，另一方面凸显了女性在情感交流与文化传播方面的优势（辛宇 等，2022）。乡村女性进一步摆脱曾经“知识接收者”的社会角色，并得以在“向外”与“对内”的知识文化传播中逐渐强化自身在家庭乃至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如今，Q女士已然在自己的奋斗与同行的扶持下成为“钱排十佳电商达人”。在直播间内，她积极向外界宣传家乡的地域特色与农产品文化；
在直播间外，她向电商同行们分享自己多年积累下的创业经验，向电商新人们传授电商知识与电商文化，由此实现从“知识接收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转型。

3.3 赋权成果：乡村女性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再生产

3.3.1 家屋空间经济化：妇女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再造 传统意义上，“家庭”被认为是非经济空间，而如今从事电商行业的乡村妇女却大大丰富家庭空间的内涵，她们将电商这一经济生产活动与家庭私密空间相结合，使得“家庭”在具备居住功能的同时，也成为经济生产空间（王敏 等，2018）。

“现在我做电商就在家里啊，一台手机就行了，三华李能卖到全国各地。”

——普通电商个体户A1女士

在女性数字创业浪潮的推动下，乡村女性电商创业者将家庭生活转变为全新的生产力，由此模糊了“内部工作”和“外部工作”的界线——她们现在渴望的是把农产品从她们私密的家里、庭院里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卖到世界各地（Yu et al., 2019）。居家生产性质的电商直播活动将农村妇女的网络技能与社交技能与市场需求对接，将她们的劳动成果延伸并推向市场（李小云 等，2019），互联网虚拟空间成为有机融合女性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全新空间，并构成电商妇女经济生产的创收路径。在这一再造的经济生产空间中，她们的生产、生活路径不再以“家务”为中心，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与粉丝在屏幕上互动交流。

“在家里做电商真的会很忙，平时也没有时间再做家务了……但只要肯刻苦，一年卖个几十万还是没问题的。家公家婆也很理解我，看我忙的时候就会帮我做家务、带小孩啊，反正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

——普通电商个体户B女士

“居家生产”是乡村经济生产场所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移，其空间机制是生产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的相互嵌套，传统的农村家屋空间也因居家生产的女性电商直播活动被赋予经济层面的意义，由此引发女性生产活动与家庭活动边界的模糊化和弹性化。在此过程中，乡村女性通过掌握居家建构经济生产空间的能动性和主导权，对其居家生产环境进行规划与布置，如一楼是“直播间”，二楼住人；
利用网络信号最稳定、噪声干扰最小的房间开展直播活动，并采取与家庭成员进行身份协商的策略，将“家人”的身份转变为家务劳动的分担者与电商经营活动中的各类分工者（袁振杰 等，2022）。由此，乡村女性得以充分并灵活地运用空间协商与身份协商策略，进一步强化自我在家庭中的经济与话语权。

3.3.2 乡村空间数字化：妇女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延展 钱排镇乡村空间数字化建构与重塑的过程，是包括政府、市场、旅游开发商、规划师与村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乡村女主播”亦是参与其中的重要一员。在开展直播活动的过程中，乡村女主播得以凭借短视频数字平台，构建并展现数字乡村的理想形态，由此推动钱排镇乡村的数字化进程。如双合村网红L女士在进行直播带货与短视频制作的过程中，特意对自家住宅与村庄的环境进行精心布置与改造——为在视频中更好地呈现家乡发展欣欣向荣的画面，她与同村的电商同行们积极配合政府与规划专家，在村庄内修建水上小木桥与凉亭、设置无人监管的智能“书吧”等数字化公共配套设施，并进一步将数字农业技术引入三华李种植环节，由此构建起数字化的村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空间。乡村女主播将她们改造乡村生活空间的过程与结果逐一呈现在直播视频与社交软件中，以数字乡村的发展图景进一步激发城市受众的观看兴趣，并因此获得镇政府与其他乡村主播的关注与效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地数字乡村的建设进程（张荣，2022）。

在直播经济带动下，钱排镇因其数字经济发展成效被茂名、信宜两级党委确定为信宜市县域副中心进行规划建设，推动三华李现代农业产业园、钱排三华李集散中心、“云茂高速”等基础设施建设（图4）。此外，钱排镇政府高度重视对乡村“女网红”的打造，开展网红直播孵化基地建设，并为该基地培养出的“女网红”“女主播”成立营销团队，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以及“钱排之家”“钱排风情”等公众号平台持续打造乡村网红经济。直播经济介入下的乡村物质空间更新延伸了传统乡村女性以“农业劳作”和“家务劳动”为中心的生活路径——参与直播带货的乡村女性在居家从事务农活动与电商销售的同时，还可以进入镇域内的三华李现代农业产业园与网红直播孵化基地，与电商直播同行进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信息的互通与置换，由此进一步巩固自身在乡村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建设的“云茂高速公路”成为连结信宜市区与钱排乡镇的交通要道，推动信息、资金、知识、商品等要素流在城乡之间的快速流动（雷竣超等，2022），城乡之间通勤方式的优化亦促进村民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与往来。

图4 乡村经济空间演变（对比2016与2022年）Fig.4 The evolution of rural economic space (a comparison between 2016 and 2022)

在一年一度的钱排“李花节”“品果节”现场，电商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在特定的三华李展销区架起直播设备，并向直播间和身边的观众介绍三华李的品质、口感与价位，积极向消费者推销、议价并达成交易。与过去乡村妇女不愿“抛头露面”的传统思想不同，电商女性们更倾向于在乡村公共空间内表现自我，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与穿着打扮，从而吸引更多的流量与“粉丝”。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视野的电商女性不断在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表达对于自我价值与身份的认同（王敏 等，2018），以进一步打破公众对于“乡村女性”的刻板印象，进而巩固女性群体的多维赋权成果。

综上，在乡村数字化进程中，直播经济不仅深化女性权利与身份的双重生产，而且深刻影响女性生产、生活与乡村空间的重构。首先，数字化转型中的乡村是村镇内部资源与城市外部资源相互作用的地域空间，一方面各类政策、文化与物质资源成为赋能女性身份重塑的驱动力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女性特质的深度结合引导女性将外界资源逐一内化为自身社会、人力与物质资本。其次，掌握数字技术与营销技巧的女性得以通过能动的数字创业实践重构自我身份，并在身份转型中以拓展自我生计渠道与社交网络的方式强化女性经济地位，由此谋取从家庭到市场的主导权与话语权。乡村女性在其数字创业实践中灵活采用身份协商、空间协商、参与数字乡建等多元化策略打破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私密与公共空间的边界，引致村域空间的深刻重构（图5）。

图5 乡村女性赋权与村域多维空间重构机理Fig.5 Rural women"s empower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spac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in rural areas

4.1 结论

以广东省茂名钱排镇三华李直播经济为案例，深入剖析乡村女性主动参与数字创业实践并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型与生产、生活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1）直播经济下沉乡村为钱排乡镇带来政策、物质与文化教育等多样化资源，也为乡村女性带来赋权的机遇。女性情感特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结合引导着城乡各类资源逐一内化为乡村女性的社会、物质与人力资本，进而推动乡村女性的数字创业实践与身份转型。2）乡村女性赋权的过程突出表现为女性在数字创业实践中的身份重构过程。从“进城务工者”到“返乡创业者”的身份重构意味着直播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女性得以通过掌握自主择业权而拓展自我生计方式；
从“知识接收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转型意味着女性自身社交网络的扩展与主体地位的凸显。女性在身份重构中以提升自我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在家庭与村域中为自身谋求更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进而逐渐参与乡村的社会经济活动。3）直播经济力量下的乡村重构是乡村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相互嵌套的复杂动态过程。直播场所“家庭化”打破了乡村女性传统生产和生活空间的边界，乡村空间“数字化”重构延展了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与生活路径，直播经济的介入实现家屋空间经济化、私域空间社会化乃至乡村空间的多维转变，乡村女性得以在这一再造的生产、生活空间中进一步表达对于自我价值与身份的认同，巩固自身的赋权成果。

4.2 讨论

数智时代的乡村重构与转型是当前地理学研究的新热点，女性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亦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相对“弱势群体”。“乡村女性”与“直播经济”在数字乡村空间中的有机耦合，为解读数字技术赋权女性的机制与乡村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提供新的研究内容。本文认为，农产品直播经济不仅赋予并增强乡村女性从经济到社会维度的个人权能，乡村女性亦可以通过数字创业实践推动乡村地域从微观到宏观的多维重构。透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妇女发展的微观视角，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检验“巾帼电商”新业态介入乡村的发展成效，为进一步实现“数商兴农”补充有益的科学路径；
另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女性在数字乡建中的发展诉求，为更好地发挥女性在全面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作用提供参考。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如仅采用质性方法，主要依据乡村女主播的访谈阐述其社会交往空间的演变，缺乏对女主播社会交往群体的具体类型及其多时空特性的定量数据，因而对数字创业实践下的乡村女性社会空间重构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此外，直播经济介入下的钱排镇乡村空间重构还处于起步阶段，镇域范围内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尚未完善，其对于当地女主播与乡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所产生的影响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最后，对占比较低的本地男性主播进行少量访谈，但因样本的代表性不足未能将其在本研究中体现。在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需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群体的分析，丰富不同性别视角下的乡村女性数字创业实践研究，为“巾帼电商”业态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致谢：特别感谢编辑部老师及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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