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梦 黄鹏进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社会流动性持续加大，新社会阶层层出不穷，社会摩擦系数加大，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滋生。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崭新挑战，发轫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被不断借鉴吸收，登上了中国社会治理的舞台。然而，当舶来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嵌入中国语境时，却遭遇了明显的水土不适，在价值理念、伦理原则、方法适用等方面与中国既有的社会文化结构难以兼容。在这一情境下，如何有效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成为备受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客观而言，学界对于“本土”社会工作的探讨并不少见，如潘泽泉的“本土知识建构”(1)潘泽泉.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工作本土知识建构如何可能[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01)：29—41.、卫小将的“本土化与土生化”(2)卫小将.本土化与土生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8—189.、王思斌的“嵌入性发展”(3)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11)：206—222.等等概念，都力图尝试将社会工作与本土语境进行有效嫁接。最近几年，少数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历史传统中的社会工作实践及其智慧，如彭秀良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工作的追述(4)彭秀良.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1—5.，仰和芝对井冈山地区社会工作革命实践的探讨(5)仰和芝.本土与历史：井冈山革命实践蕴含的社会工作智慧[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04)：18—27.。这些研究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注重本土已有经验中的社会工作因子。但稍显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较少注意到社会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群众工作之间的深度勾连。在党的革命与建设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广泛组织的社会动员、社会教育、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等活动，本质上即是一种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
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工作法，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法。基于此，深入明晰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内在契合性，更好地吸纳毛泽东群众工作法的深邃内涵，对于推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是指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为实现民生幸福、民心向党和民族解放(复兴)所恪守和践行的基本原则、理念和方法的总和。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首次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4.的群众工作思想。1943年，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报告时，毛泽东又将群众工作法系统归纳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此后，经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二次概括归纳和延伸，这一表述基本定型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演进历程来看，毛泽东群众工作法大体经历了孕育萌芽(1921—1927)、初步形成(1927—1935)、走向成熟(1935—1944)、继续发展(1945—1956)、曲折发展(1957—1976)五个历史时期。(8)李丽丽.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论研究[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6：10—14.依据不同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不同，毛泽东群众工作法又分别表现为树立群众观点、学会做群众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唐洲雁.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历史过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27(B03).、民主集中制(1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1.等具体化话语与实践。这些话语与实践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的高度结合(11)申权，王晓云.论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路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8)：58—61.，成为当下聚合民众利益、重塑民众信念、凝聚民众心力的最好文本(12)张秀荣.论毛泽东关于为群众工作的思想及其价值[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48—52.，富有高屋建瓴的时代性意义。
就其理论价值而言，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渗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蕴含着炽热的人民情怀(13)张勇.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及其当代价值[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02)：81—87.，他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和方法，有效解决了政治群众化和群众政治化问题(14)张秀荣.论毛泽东关于为群众工作的思想及其价值[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48—52.，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为其后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15)钟德涛.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新论[J].江汉论坛，2003(12)：23—25+87.。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毛泽东群众工作法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中国道路”的科学总结和伟大创造，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16)冯俊.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05)：9—13.
仔细考察毛泽东的相关著述还可以发现，其与发轫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诸多融通之处。譬如，党的群众工作对于“群众”的理解，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的解读；
毛泽东所热爱的“人民群众”近似于西方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案主”，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情结饱含了其对民生福祉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以及尊重、接纳、案主自决、个别化等伦理原则；
而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有关社会调查、组织动员和骨干挖掘的普及推广，亦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小组、社区、个案三大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近似性。故而，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具有深度的契合性，区别仅在于西方社会工作发端于工业文明席卷的城市地带，而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则肇始于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广袤乡村。限于篇幅，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早期毛泽东群众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内在契合性。
社会工作既是一项“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同时还是一门“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学科”，“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是其核心准则”。(17)任文启，李灏哲.中国社会工作的强政治性与推进策略探析[J].社会工作，2015(02)：26—34+125—126.而这些充满民生福祉、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也不谋而合地融入到了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思想中。
民生福祉指人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所得到的基本保障和人文关怀，用毛泽东的话说，即“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具体地而不是讲话地去解决实际问题，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1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67.毛泽东特别关注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问题，而关心群众日常生活冷暖和疾苦、保障群众最基本生活需求，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各种物资极度匮乏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1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139.在这里，“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涵纳了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穿衣问题、柴米油盐问题、住房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等。(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2.
毛泽东还积极带领广大党员以实际行动增进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流行疫病，农村缺医少药，严重威胁群众健康。在毛泽东的体恤关照下，医务人员走村串户为群众送医送药，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群众给毛泽东送来“人民救星”的牌匾。(21)殷庆言.试论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C].毛泽东党建思想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2014：558.
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竭尽所能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进盐布，分配给人民群众，抵制商人的剥削，大大改良了群众的生活(2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6.，有效克服了严重的物资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及时补给。正是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赢得了底层疾苦大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最终目的或本质，指社会工作者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通过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使其在克服眼前困难的同时，增强面对和解决困难的能力。因而，“使能者”是社会工作者担负的重要角色之一。这样的角色与毛泽东所号召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群众工作思想显然是高度契合的。“相信群众自己可以解放自己”便是这一思想得到贯彻的基本体现。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支配下，毛泽东强调：“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真正的英雄。”(2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为此，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信在党的带领下群众有解决自身问题的权能和潜能。
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他特别指出，广大军民要“自己动手”，实现“丰衣足食”。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再次强调：“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24)毛胜.毛泽东：“共产党就是要奋斗”[N].学习时报，2018-09-10(005).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提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这些价值理念贯穿于毛泽东群众工作思想的始终，也同样契合了社会工作所倡导的助人自助价值观。
社会工作是一门具有强烈价值涉入的专业。欧美国家社会工作自诞生之初，即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首要美德与核心使命，2014年世界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发展联合大会就将平等、人权、社会公正与正义作为核心议题。无独有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社会共同体目标也是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同样映射出了强烈追求和践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群众工作，首先要求一切为了群众，解决群众关心的各种生产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少数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多数农民手里，这是农民受苦贫困的根源。”(2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为了摆脱地主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在寻乌等地实行土地分配政策，“按照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运动，受到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2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5、379.。这在以土地为生存命脉的旧社会，底层群众的公平正义得到了真正伸张，土地问题的解决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在为公平正义而奋斗，凡是所到之地，均力推村民代表登记和选举制度，在一些地区，妇女代表的比例甚至达到过半以上。(28)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5.为了打破轻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毛泽东还号召广大女同胞结成各种自助性服务团体，使之真正获得自由与平等。“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2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171.诸如此类洋溢着强烈公平正义思想的价值诉求，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和团结在一起，投身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浪潮之中。
专业伦理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作为专业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在于尊重人的价值和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助人自助。张丽剑在综合《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和香港学者周永新等人有关社会工作伦理论述的基础上，将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提供过程中需秉承的核心伦理原则概括为“尊重、接纳、非批判、案主至上、案主自决、保密、个案化(个别化)、发挥案主潜能”八大维度。(30)张丽剑.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伦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将之与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比照，可以发现，“尊重和接纳”“个别化”“案主自决”等主要原则，也是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一以贯之的伦理原则。
在社会工作方法中，“尊重”和“接纳”是指尊重案主的独特性，以平等、非歧视的态度对待案主，不因案主的出身、民族、性别、年龄、信仰、身体状况、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客观理性地接受其优缺点，设身处地地考虑服务对象的需要，帮助其解决面临的问题。(31)Horne, Michale. Values in Social Work[M].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15.这一伦理原则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保持干群关系融洽，对待人民群众要真心实意、相互尊重等观点上。
毛泽东向来认为，融洽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做到“眼睛向下”，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和农民做朋友。在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一书中，毛泽东指出：“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不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不知道你的来意是否于他们有利……我在兴国调查中，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的也比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3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3.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做不好的”。(3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9.毛泽东经常要求红军官兵“放下官架，抛弃官腔”“要掌握群众心理，要懂得群众语言。否则，找群众谈话很困难。”(3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2.正是这种尊重群众、积极接纳群众的工作态度，使得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干群关系亲密无间、血肉相连。
在西方社会工作方法中，案主自决指案主有自由选择和决定的需要与权力，社会工作者应当鼓励和促进案主面对生活作出自己的决定与选择，并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社会工作者不应当欺骗或驱使案主进入一个违背他真实意愿的行动过程。(35)Horne, Michale. Values in Social Work[M].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这一原则同样在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方法中得到了充分诠释。
毛泽东主张必须要对广大群众进行组织动员，才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战胜强大的敌人。然而，他又特别强调，“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而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的接受的方式”(3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这种倡导群众自己做主和自我决定的方式融汇到了共产党所到之地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当中。不仅如此，共产党在长冈乡、才溪乡等地发动的广受群众欢迎的劳动互助社、耕牛互助社等，均实行自愿结合、互相帮助的原则(3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在领导农民逐步组织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时，毛泽东又强调“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3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0.。这种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基于自愿自决原则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策略，既为广大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也为共产党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社会工作中的个别化原则又称个案化、差异性原则，主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不能用千篇一律的眼光去评估和类化案主的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案主的独特感受与看法制定独特的服务计划。(39)Horne, Michale. Values in Social Work[M].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119.这一原则同样在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得到明显体现。
首先，对不同阶层采取不同的团结策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针对地主、富农、贫下中农、雇农等不同阶层，提出了不同的团结和斗争策略；
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为了团结地主、富农共同抗日，又提出“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活下去”(4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这一博大胸怀赢得了富农阶层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鼎力支持。其次，对不同兵种施以不同的政治训练。毛泽东在新兵、伤兵、病兵、俘虏兵等不同兵种的政治训练上，强调要通过“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游艺等工作方式，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并对新兵和青年士兵进行特别教育”(4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3—105.。最后，因材施教。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4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79.毛泽东还广泛开办了妇女工读学校、工农学校、红色小学等各式红色学校，开设国语、算术、体育、音乐、手工劳动、化妆演戏等课程，结合生产生活实际编写乡土教材，使广大群众接受到了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43)肖云岭，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20—130.
简言之，毛泽东在群众工作中采取了差别团结的工作艺术，将普遍要求与分类指导、一般性特点与个别化特点权变统筹，充分尊重不同阶层、不同类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群众的个性特点，并依此灵活对待，显著提高了群众工作的灵活性、丰富性和实效性。
个案、小组和社区被称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技术手法。尽管这些技术手法与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难以完全一一对应，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亦可寻到大同小异的实务方法原型，如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法不约而同地与毛泽东的抓典型、“解剖麻雀”工作法相契合，小组工作技巧与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技术颇为雷同，社区工作法中的地区发展模式与毛泽东的组织动员法之间亦有关联。
小组工作技巧是指在小组活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科学设计和评估活动内容，组织和引导组员进行充分讨论、互动和分享，以确保服务效果的一种社会工作实务操作方法。社会工作学者王思斌将小组工作技巧分为一般性技巧、有效促进沟通的技巧、组织会议的技巧及小组工作者的角色。(44)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8—130.其中，小组工作的活动设计、组织沟通的技巧和资料收集环节，与毛泽东广泛应用的社会调查技术具有内在相通性。在寻乌、东塘、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的调查工作中，毛泽东均亲自到这些地区的周边乡村、田间地头做调查，创造性地融入了这种科学的调查思维和技术方法。毛泽东不仅自己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设计了专门的表格，把工作布置给红军战士，让红军战士每到一地就深入社区收集当地的情况。(4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68.
在调查技术上，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七个调查步骤：(1)调查会上做讨论式的调查。(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3)开调查会人多还是人少好？根据指挥能力确定人数，至少三人。(4)拟定调查纲目，按纲发问。(5)要亲身出马。(6)要深入。(7)要自己做记录。(4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4—184.在调查内容上，他强调要“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4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114.。在适用范围上，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又强调：“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4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3.此外，“解剖麻雀”“以点带面”等具体的调查方法，也都是屡试不爽的实践智慧。
这些周密细致、简洁易行的调查技术，对于当下社会工作小组工作的技术实施也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在毛泽东的身体力行与宣传推广下，共产党人大兴调查之风，为革命和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为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指导。
邓纳姆(Dunham)认为，社区社会工作主要涵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调动社区资源，满足社区需要；
二是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精神，提高合作意识和自决能力，协助居民克服困难；
三是协调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关系，优化社区内部的决策机制。(49)Dunham A. The new community organization[M].New York: Thomas Y. Crowel Co, 1970.这些内容基本吻合了毛泽东组织、动员与统合中国原本一盘散沙的基层民众动员方式。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即十分敏锐地察觉到“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50)邝柏林.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辫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J].哲学研究，1993(12)：11—19.
在这一认知促动下，毛泽东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的组织动员工作，即依托社区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将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非常近似于小组社会工作。毛泽东对群众的组织动员主要沿着两种“组织化”脉络展开：一是组建正式的具有政治动员性质的革命组织。在长冈乡、才溪乡，共产党动员并组建了以村、乡、区等为单位的各种委员会，如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这些涵盖不同类别和内容的工作委员会以正式登记、选举大会、工作报告等形式层层把关、规范和固化，被称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5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77—290.。二是创设和孵化各类非正式的具有生产互助功能的自组织。如在苏区大力培育和发展劳动互助社、耕牛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并结合群众意愿，以村为单位全盘统筹计划生产，调剂人工。大部分群众都加入了互助社，在优待红军家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毛泽东及其代表的共产党还发起成立了儿童团、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互济会等群众团体运动，组织开展了夜学、识字班、俱乐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5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00—311.等民间性活动。
这些有计划有组织的带有生产自救性质的互助性社会团体，其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甚至远远超出了现代社会工作的源头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英美国家的睦邻组织运动。而依托于这些正式的政治组织网和非正式的群团组织网，党与群众实现了鱼水相依和水乳交融。
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是指“由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有关知识和技巧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物质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服务，目的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减轻压力、解决问题，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53)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6.。但不同于欧美国家在社会工作个案服务中的微观化、病理化、临床化倾向，毛泽东更加突出从优势视角出发，激发人民群众的自我潜能，并注重挖掘群众积极分子的示范性、能动性和建设性作用。
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群众参与革命建设，毛泽东开创了两种居民骨干的培育艺术。一是加强政治号召。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要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5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7.在这里，群众领袖被赋予了崇高的历史性主体地位。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为了调和根据地错综复杂的家族主义和土客籍矛盾，对在井冈山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地方势力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力量进行政治教育和改造整顿，最终使之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建设的重要力量。(55)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105.二是重视以“先进”群众带“后进”群众。在居民骨干的培养方法上，毛泽东讲求“抓两头带中间”的行动策略，即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先进和落后的“两头”，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5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9.换而言之，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5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7.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显示：贫农领袖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5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2.这一评价既肯定了群众领袖的带头作用，也团结了愈来愈多的中间和落后分子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运动中来。
由上可知，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西方社会工作在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实务方法上均有诸多契合性。这也启迪我们，当下要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适应，一个可行的路径即是从价值理念、话语体系、基本原则、实务方法等层面，重温、萃取和吸收毛泽东群众工作法的有益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因子融贯于社会工作的日常生活和服务实践中，从而构建起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
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之所以富有成效，在于其在核心价值取向上蕴含着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真心实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实现女性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不仅融通了中国自古以来“民为天”“民为贵”的儒家思想，又批判性地吸收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实现了二者的有机“嫁接”和融会贯通。而当下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实践中之所以遭遇水土不服，一个重要的症结即在于未能在价值理念上形成中西方社会工作的互构性转化。因此，当下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首先要加快二者在价值理念上的交汇融合。
首先要找准价值的融合交汇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深受儒、释、道思想的浸染。实际上，儒家的秩序稳定和仁爱道义，道家的崇尚自然和生命至上，佛家的博爱众生、慈悲为怀等思想，以及当前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民生保障、脱贫攻坚、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治国理政思想，在核心价值理念上与西方社会工作所主张和倡导的公益慈善、扶贫济困、公平正义等具有一定的内在互通性。这些核心的价值交汇点，可以成为建构当前中国社会工作价值内核的基本前提。
在坚持价值融汇性的同时，还要坚持求同存异。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开辟了中西方国家文化交流与共享的空间，但西方文化中的不利因素，极有可能侵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如西方国家强调权利优先、自由至上的个人主义原则与中国强调推己及人、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紧张。因而，中国社会工作要对中西方文化价值中正面、积极的“交汇点”予以接纳吸收，而对西方文化极力推崇的权利优先、自由至上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保持清晰的认识和必要的警惕，特别是对西方价值中的狂热宗教、种族主义、贵族崇拜等不合时宜的“糟粕”，坚决舍弃剔除，真正做到求同存异、为我所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善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去解释、解构和再造社会工作中源自西方的价值理念，使其符合中国大众的认知思维，符合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逻辑；
要结合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征，使社会工作切实担负起追求民生福祉、促进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更加生动地体现在破解市场“大转型”所带来的就业能力、社会保障和利益冲突等具体民生问题解决上，从而回应和助力中国当代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话语体系是“体系化了的话语集群，是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表达系统，也是一种进行中的实践，与所在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构建”(59)杨发祥，王杰.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J].学海，2018(03)：125—131.。中国当下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在建构过程中，主要由西方转译而来，存在着大量与中国大众话语体系不相兼容的概念语词与逻辑结构，这也是导致社会工作难以得到大众理解、信任和支持，以致服务“悬浮”的一个症结所在。而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其能够将抽象的政策和理论用群众易于理解的日常话语形象地表述出来，所表述的语言是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其所传递的价值理念是老百姓能够悟得了的价值理念，如用“山、田”代替“生产资料”，用“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标识红军纪律。(60)贾章旺.毛泽东的故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33.因此，本土社会工作借鉴毛泽东群众工作法，还需要加快自身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平民化转换。
一方面，要推进社会工作话语同党的政策话语接轨。党的政策话语通常涉及两大方面：一是干群关系话语。这些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工作的话语表述存在同义转换的空间与可能，如“社会工作—群众工作—党群工作”“案主—服务对象—人民群众”等在本质上是具有相通性。二是民生服务话语，如“帮扶救助”“脱贫攻坚”“协商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这些话语同样可“转译”为“扶贫济困”“助人自助”“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等。通过适度切换和“转译”，有助于实现社会工作精神要核与党的主流话语的有机联结。
另一方面，要促进社会工作理论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化。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从理论的“神坛”走向大众的“凡间”，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再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话语形式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和实践中。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们用群众所熟知的通俗话语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阐明党的政治意图以及武装群众等思想，如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巧妙地替换为“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群众语言，既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又符合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习惯和表述偏好，赢得了服务对象的热切拥护。
除了始终如一地将尊重、接纳、案主自决、个案化等原则落在实处外，毛泽东还拓展和丰富了更具中国地域政治和文化特质的情感融入、党组织吸纳、发展主义等原则，对于当前的社会工作发展无疑同样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情感融入是首要原则。情感是维系党群和干群关系的纽带，也是促进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的桥梁。毛泽东、习近平等党的领袖向来主张“带着感情做工作”，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毛泽东在论述干群关系问题时曾深刻地指出，应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6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5.。只有当领导干部和社会工作者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对待亲人般的态度，俯下身子真心实意地为民谋利，无条件尊重和接纳服务对象时(62)实质上，“无条件尊重和接纳服务对象”本身也是社会工作实务所需坚守的最为重要的伦理原则之一。，干群关系才能真正融洽和谐。
在情感融入之余，还要坚持组织吸纳社会原则。毛泽东非常注重党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借鉴吸收和成果转化，在革命战争时期推广普及了具有政治动员性质的各种工作委员会和群众性社会团体。这些革命政体组织不断将广大群众吸收其中，以达到壮大、团结和发动革命群众的目的。而当下中国社会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单边策划主导，缺乏深度、有效的联动机制和平台，因而迫切需要打破体制壁垒，依托各级党组织、群团组织进行双向赋权，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话语指引和资源保障。
最后还要注重发挥社会工作的发展性功能，敢于向群众赋权增能。在为群众提供物质和生活救助的同时，要更加强调赋权增能的视角，充分考虑和评估群众的主体性能力，激发和培育他们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动机，从“扶贫”走向“扶志”和“扶智”。在实践中，毛泽东积极践行了这一原则。他不仅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冷暖安危，还经常以乐观的、信任的眼光去理解和看待群众，以此激发广大群众的优势和潜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这些脍炙人口的表述，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功效。因而，丰富、多元、赋能、发展的介入原则，应成为今后社会工作和党群工作的一个重要走向。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仔细深究不难发现二者都将群众利益的满足和实现作为其使命追求，并且在实务方法上“心有灵犀”、兼容互通，因而在实践中互学互鉴、优势互补便是题中之义。换言之，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动员的结合体，是基于中国本土革命战争的需要而提炼出来的实战经验，其优势在于喜闻乐见、深入民心，因而能够落在实处、胜在本土；
但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在服务目标上过于强调宏观的社会变革，在方法论上较为零碎弥散，在理论框架上缺少体系化、连贯性论述，进而是一种较为朴素的社会工作方法，需要吸收西方社会工作的养分以弥补其短板。而西方社会工作虽然在方法论上较为系统、深入和成熟，但往往脱离了中国本土知识语境而造成适应“综合症”，因而也需要从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汲取营养、双向贯通。这就启发我们：
一要将社会调查落到实处。毛泽东历来将社会调查作为党政干部领导群众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策基础，曾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6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7—268.而当下许多社会工作服务，需求调研满足于走过场，项目发包服务于部门偏好，服务对象沦为失语的多数，与毛泽东所倡导的社会调查精神背道而驰，亟待反思与改进。
二要善于组织动员群众。毛泽东在革命斗争早期大力培育和孵化了各种具有民间互助性质的群众性团体，这些群众性团体按照自愿互利的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等形式助人自助，形成了一种类似“蜂窝状”的组织和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服务于生产发展和生活便利的需要，又凝聚了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共同革命和抗战。这一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要重视不同方法的良性循环。毛泽东在群众工作法中，重点遵循了“抓两头、带中间”的群众工作法，即一般性地指导若干具有共同兴趣爱好和利益诉求的普通群众结成互助性团体和组织(小组工作法)；
再利用这些组织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和宣传教育，从中发掘群众积极分子并个别化地将其培养成居民领袖(社区工作法)；
最后以居民领袖为突破口，发挥其在矛盾化解和社区参与中的示范作用，并对少数经济和思想上的落后分子进行帮扶与感化(个案工作法)。如此循环往复，方能真正打通社会工作在方法整合上的壁垒与隔阂，达致一种互为促进、螺旋式上升的助人境界。
社会工作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在“人”，因而服务提供者的理念、价值、素质与能力决定了服务的层次、质量和水准。毛泽东在群众工作中特别突出“群众”和“干部”这两类主体的建设性作用，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上，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善于爱护党员干部的“五条办法”。(64)殷庆言.试论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C].毛泽东党建思想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2014:526.而当下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主体主要是由体制外的社会工作者单向供给。结合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工作服务亟待迈向社会工作者与党员干部携手共进的“双主体”服务格局。
为了做好“双主体”服务，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从思想上建设党，以党员首先从思想上入党，将理论融入实践、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6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95.党员干部与社会工作者一旦接受和内化了这种理想信念，便能在思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行动上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进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亲民爱民为民的权威形象。当下许多社会工作者虽然坚持了助人自助、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然而对于党委政府所极力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却格外生疏，因而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深入钻研和吃透党的宗旨要求，将党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次，要明确职业身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毛泽东非常重视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工农红军不仅要人人会打仗，还要人人会做群众宣传和组织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6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68.早在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即在每一个连队里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更高层面是政治和宣传委员会)，专门代表士兵利益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67)祝志伟.毛泽东：“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J].湘潮，2017(07)：14—18.，为此共产党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政工干部。这批政工干部，具有党内晋升的制度化空间和完善的待遇保障，在向广大党员和群众灌输阶级思想、开展批评教育、活跃政治氛围、凝聚人心力量等方面功不可没。而当下许多社会工作者被排斥在主流的党的组织系统之外，由于缺乏体制内晋升通道和职业发展空间，人才流失率高，组织稳定性差，服务效果难以为继。
最后，要探索党政干部与社工人才的通融式发展。当前，党政干部和社工人才尽管都是群众服务的重要主体，但却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组织机构和享有不同的身份待遇。党政干部对高深难懂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不感兴趣，社会工作者对专业服务浅尝辄止和生搬硬套，迫切需要从源头上强化这两类主体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其一，在体制内普及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如在党政干部的教育培训中，特别是针对群团组织的特定党政领导，要增设专业课程，并在政绩考核中体现社会工作的职业素养和服务要求。其二，在体制外强化党对社会工作的核心领导。如突出党对社区居委会和社工机构的组织战斗力和辐射力，着重从传统的群众工作法中汲取养分，加快社会工作的本土转化与服务升级。在这方面，广东省近几年推行的“双百计划”和“双百工程”，强调驻扎社区、融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理念(68)廖其能，张和清.社会工作督导范式转向研究——以“双百计划”协同行动为例[J].社会工作,2019(01)：54—63.，以及各地的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是对我国传统群众工作的强势回归，具有前瞻性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性与实践性是社会工作的两大本质属性，“修复”与“黏合”社会一直是西方社会工作孜孜以求的使命。基于这一使命，社会共同体打造的重点在于从低级的机械团结迈向高级的有机团结，其目标的实现主要得益于社会工作作为福利递送和组织动员的工具性承载。既往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工作被英美国家所规训和主宰的经验现实和话语体系，对于本土社会工作的探讨也大多止步于对西方社会工作“囫囵吞枣”式的借鉴，始终未能跳出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预设前提，这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本土社会工作的挖掘利用。
基于上述情境，本文重点从价值取向、伦理原则和实务方法三个层面，对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内在契合点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由此激发学界对本土原汁原味的社会工作知识的重视和反思。研究发现：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工作法，既是中国革命与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更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重要历史起点和理论资源。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一方面，客观而言，本文仍未能跳出西方社会工作的预设框架，并且对于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西方社会工作的本质性差异缺乏深度回应。另一方面，与既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多的是将西方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行动的靶子，以此来反思并确立中国社会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行动方向，但对于奠基于此的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的任务未能触及。上述研究缺憾仍需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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