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成逻辑

王 芳，申茜茜，李语涵

（1.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2.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强大的政治宣言，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涵深刻，既充分彰显了党带领人民实现奋斗目标的决心意志，也为新征程上如何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认识与整体把握其内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不仅是理解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标志性话语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前提，也对我们在新征程上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具有重要启示。

理论是构成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性图景的深层依据，它的概念系统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达到新的世界图景，并认同新的价值追求。［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蕴含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内涵，内嵌中国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以及批判借鉴美苏现代化理论。

（一）源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域中，虽然“现代化”一词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明确表达以及专门论述，但是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在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异化现象及其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映射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伴随着工业革命浪潮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推翻了封建主义制度，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虽然现代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深刻认识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现实的人为资本控制的“异化”力量所束缚，无产阶级“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和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4］导致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只有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全新社会制度，摆脱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和生产关系狭隘的制约，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最终会为更高级的现代化形态所取代。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在谈到俄国革命道路问题时，提出俄国农村公社存在“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5］的特殊性。也就是说，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立足本民族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暴露出的多重困境而进入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也暗含着实现现代化并没有单一固定的模式。

（二）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本民族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内在精神追求，必然从历史积淀和文化沃土中寻找本民族未来发展的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并长期延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维系和凝聚着中国人民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厚文化根基，它赋予我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首先，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智慧。从价值主体上看，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彰显出人民的生活状况关系到国家政权、社会秩序的稳定，要求君主实行仁政，体恤人民疾苦，推行以仁政治民之道。从追求目标上看，我国历代古圣先贤充满了对丰裕安乐的“大同社会”的美好社会愿景的诉求，“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将美好生活寄希望于全民富足的“小康”生活之中，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其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特质追求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构成了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近代孙中山先生的“勇往直前，以浩气赴事功，置生死于度外”，都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内在的民族品格以及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强调中国人民通过主体自身的精神超脱、个人的自我完善最终实现家庭、国家、社会的安宁、和谐和发展。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思想构成了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实践思维。中国人民历来不尚空谈，始终坚守着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与尊严，重视从客观现实的世界出发去思考问题。

总的来看，这些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殊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贯穿于风云变幻的朝代更替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民族凝聚力和精神支撑。

（三）批判借鉴美苏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开始现代化建设追赶世界水平以适应世界的发展潮流，但也面临着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20世纪50—60年代，欧美国家学者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纷纷建构学说，打着“现代化=西方化”的旗帜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吸引第三世界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形成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他们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将人类社会简化为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不相容的两种形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唯一模式，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内部缺乏“追求现代化的意志”。只有摒弃本民族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激发起“追求现代化的意志”，以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为参照，才能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6］。

苏联现代化是按照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外延式的粗放增长。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苏共利用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随着时间推移，苏联现代化的问题不断暴露：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官僚主义突出，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居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显著改善；
思想文化专断导致人们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由于苏联大党大国主义泛滥，迫使东欧国家照搬照抄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没有根据本国历史传统与实际情况结合加以改造，僵化的体制机制最终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总之，不论是“西式”现代化还是“苏式”现代化，都在不遗余力地建构唯一性的现代化模式，都严重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国情和发展特点。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影响决定着未来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前进方向。因此，必须在百年来党筚路蓝缕奠基创业的历史演变中考察、梳理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现代化的政权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华民族前景和中国人民命运迎来了新的曙光。从此，党带领人民开启了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接续奋斗征程。

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只有彻底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集中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独立问题才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和实现完整意义的中国现代化。1922年，党的二大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要求“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7］。这就表明在这一时期，党基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致力于通过革命手段建立一个实现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二是为了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工业化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将工业化视为党和全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瞿秋白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8］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
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9］146，“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9］207。可见，我们党把工业化放在现代化的首要位置，工业化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保证。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政治前提，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为实现民族复兴扫清了主要障碍。

（二）确立“四化”目标，奠定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革命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民族独立与自主，中华民族开始自己主宰现代化，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历程。

党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构建了全新的制度基础［10］。同时，我们党仿照苏联模式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话语。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11］，强调了重工业对于其他方面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逐步推进，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存在诸多弊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同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提出“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2］确立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进一步拓展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3］1963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取消了交通运输业，把国防置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之中，并在第二年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自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方向，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

（三）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丰富现代化内涵外延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人麦克唐纳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4］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再次着重强调，“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15］，并用中国特色的话语“小康”表达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与行动纲领。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清晰定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这一论述既标定了现阶段生产力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作用，也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前进方向。二是基于对党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把握，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理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决定了每个国家都不可能闭关锁国独自进行现代化建设。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开放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领域，日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广泛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经验，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三是随着现实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现代化战略规划，丰富和完善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1987年，党的十三大擘画了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997年，党的十五大基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前两步”目标的达成，提出了21世纪“新三步走”的重要战略部署；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达到总体小康，并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的总目标。

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共时性存在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前人的思想智慧，把宏大的人类文明和新时代的人民生活相统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全方位、多领域地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着力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一）统筹“两个大局”的时代诉求

从国际范围来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国际秩序的演进与未来发展变得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17］。世界之变是指包括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重大深刻变化。长期以来，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及其治理体系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日益崛起和强大而受到极大冲击。时代之变是指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和变革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广泛深远影响。历史之变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变化。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政治极化严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水平的重大飞跃而作出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8］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提供了依据，表明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任务是遵循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在量的发展中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在质与量的统一中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提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进。

（二）立足伟大变革继续推进的内在要求

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基础上，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我国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增长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确保如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9］。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作出战略部署。党领导人民走出一条有显著优势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有效维护现代化发展秩序与公平，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稳步前行。三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道路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发展理论，立足中国独特的地域特殊性和文明规定性进行主动创造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禀赋相结合的产物，归根结底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之，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治理支撑和制度保障，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前所未有地提升和汇聚起了振兴中华的能力和精神力量。

（三）把握新的战略机遇的实践需要

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各方面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力之下积累形成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既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也是我国发展的战略依托［20］。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内生性显著增强，为实现更高发展目标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制度保障、扎实的民心支撑和丰富的现代化建设经验。

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不断拓宽对现代化建设认识的思维和视野，循序渐进地在实践中推进。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步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规划，既“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1］。这一战略安排把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了15年，同时将“美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特征和鲜明标识，在“四个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体系，丰富拓展了实现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描绘，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2］。在我国发展与世界变革交织互动更加关键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前进道路上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作了明确表达，从多个方面对如何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主动以宏大的战略思维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自觉，通过制定和描绘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蓝图与战略构想，抓住战略机遇期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认识制定战略规划，以逐步的实践步骤和保障措施更精准地推进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一步一个台阶地不断推动现代化向更高阶段迈进，确保现代化从一种目标式的图景变成一种真实的生活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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