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自我审视与主动嵌入——以大学生村官的乡村社会融入为例

张 龙 苏世天

党的十八大之后，着力提升乡村发展质量，推进城乡要素的双向良性流动成为国家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宏观战略。但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青年群体在城乡之间的“跨界流动”(1)麻国庆、张龙：《转型、跨界与社区单位的表征——以珠海市为例》，《社会建设》2017年第3期，第36-47页。使乡村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人才外流和党政干部队伍结构单一化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因此推动高校毕业生农村基层就业正是在此目标下舒缓乡村常年单向输出青壮年劳动力的沉疴，引导青年人服务乡村发展的有效探索。从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的十几年时间来看，高校毕业生农村基层就业推动了具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优秀青年人才回流农村。

作为都市嵌入型的智识青年，大学生村官群体也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既有研究肯定了“精英下乡”作为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有力方式(2)付建军：《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回归——以大学生村官为例》，《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23+94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干部队伍的人才结构，拓宽了培养选拔干部的渠道和提高了村干部的整体素质(3)李包庚、黄斌、魏娜：《“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与思考——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青年研究》2007年第6期，第11-15页。，推动了中国的乡村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转型(4)钱德洲、刘祖云：《从“嵌入”到“融合”：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弱化与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56-58页。。

但相关的研究也关注到大学生村官的基层适应问题。在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学框架下，社会融入的理论思考自然地围绕外来群体如何融入城市生活而展开，以反映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特殊而深刻的城乡关系。而事实上，“由城到乡”的大学生村官同样面临着社会排斥等现实问题。客观来说，城市生活留下的烙印使返乡青年的思想与行动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特征，而受到农村社会的多重“隐形的社会排斥”(5)王成龙、武晓伟：《传统与变革：小镇返乡青年的文化与社会融入》，《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1期，第22-28页。。这些潜在的力量使“进乡”村官们的社会融入普遍面临资源获取(6)周成军：《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社会融入研究》，《教育评论》2017年第2期，第79-83页。的压力，进而产生了再社会化(7)李霞：《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社会融入问题探析》，《继续教育研究》2016年第8期，第77-79页。，甚至“污名化”等问题。

当前国内学者对高校毕业生基层适应的经验研究，普遍建立在“国家与社会”“身份与认同”等经典分析框架中。相关的研究普遍认为，大学生村官制度体现了国家强化乡村社会管理的意图，自然会受到来自乡村自治力量的排斥。因而“国家逻辑”与“乡村逻辑”的断裂是毕业生在“嵌入”村庄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境。但如此静态的二元对立让我们难以看到制度实践中多方面力量的各自诉求与博弈过程，而自然将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入看作是对“已经存在的补缺性或支持性的制度安排”(8)Parsons C.,“Social Inclusion and School Improvement,”Support for Learning,vol.14,no.4,1999.的被动适应。这就很难发现流动群体试图充分融入地方社会的努力和主观性表达(9)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学术界》2014年第7期，第84-91页。，或者将这种主观性的表达理解为对权利与利益的争夺(1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而忽略其对社会总体团结的价值肯定(11)Collins H.,“Discrimination,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Modern Law Review,vol.66,no.1,2003.。

因此本文认为，对大学生村官的社会融入研究应该在普遍关注“入”的结果的基础上，深描“融”的过程，将排斥作为“融入”的必然阶段，而着重分析村官努力融入乡村社会的能动性行动。大学生村官就是“城乡反向流动”的典型代表，其农村基层就业的方向选择和实践行动，都受到自身既有的和即将面对的社会关系的制约。村官的理性行动都以获取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组织考察的外部需要与自身能力塑造的内在需要，成为高校毕业生投身乡村振兴的“理性选择”(12)张晓梅：《对大学生选择做村官现象的分析——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第79-82页。。

脱贫攻坚给我们深入观察和反思村官的主体能动性提供了新的场域。作为一场民生领域的政治实践，脱贫攻坚同样引起了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了新的“中间力量”，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功能性重建，因而从微观层面对于“中间力量”的深入描述和分析是必要的。本文尝试在“国家、社会与个体行动者”的框架中，描述与分析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大学生村官如何在乡村基层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对既有弱势身份进行重新审视，嵌入国家治理的宏观目标与乡村振兴的地方性诉求之中，并成长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力量”的过程。

作为一种嵌入性的制度设计，大学生村官制度体现了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和培养党政干部后备人才与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的“国家逻辑”。然而相关的政策文件对大学生村官的内涵、角色及其权责的界定，是将村官独立地“嵌入”到几乎陌生(13)之所以是“几乎陌生”，是因为在大学生村官的选录和分配中，大部分毕业生报考的是户籍所在省市的村官职务，因此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实际工作的村庄对其来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但即使如此，很难有村官会被分配到自己的原乡，即使被分配到户籍地的乡镇也属少数。而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建构起的乡村共同体对外来者来说是相对隔离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社会对于大部分村官来说几乎是陌生的。的乡村社会中。村官“非官非民”的身份定位(14)骆江玲、吴宸环、杨明：《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演进及地方实施的逻辑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38-47页。和“边缘的他者”的弱势形象在实际工作中被不断强化，使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的融入面临多重压力。

(一)共同体外的他者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相对稳定地维持着“熟人社会”的基本逻辑，即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主导的二元结构和发展格局中，人情网络、亲属关系依然紧密维系着“无主体熟人社会”(15)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第121-122页。的团结。劳动力和资源向城市的流动实际上形成了乡村社会网络的外向溢出，而“文化—社会网络”则确保了外溢过程中“中心结构”的稳定，使其不至于彻底发生整体性的结构性转移。因此作为焦点的村干部既要起到“俘获精英”(16)文中的精英指的既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能人，也是能影响乡村振兴的各种优质资源。下同。的作用，又要处理好利益“俘获”后的在地平衡。整个过程对于村干部的强烈要求，又反过来加深了村庄内部关系的利益组织化(17)齐晓瑾、傅春晖：《从征地过程看村干部的行动逻辑》，《社会》2006年第2期，第115-135+208页。形态，而更加排斥结构以外的不稳定力量。

相反“空降”的村官是国家在村级组织的“特设岗位”，但是并没有成文的法律条文对其身份予以肯定。再加上外来的村官缺乏本地社会关系基础和政治基础，自然很难得到村干部和村民的认可与接纳，而成为共同体之外的“边缘”他者。正如受访者W所说：

就算报考前对陌生环境有过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直到真正开始工作以后，才能明显感到不适应。留在村里的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对村务也不关心。他们不相信你的学历，只相信你的家庭和家族背景。村里人认为你就是“上面派下来帮忙办事的”，是来辅助工作的，不是村里主要的当事人，所以有重要问题他们也不会找你。就算帮忙办事很多时候也都插不上手。农村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不仅仅是做事，还要考虑村里、乡里等各种关系。如果村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情况，那工作就更没法做，连村主任、书记都没法解决的矛盾，一个村官怎么能推得动。

W的描述体现了大学生村官进村工作后首先面临的困难，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政策意图与基层治理结构之间的不连贯现状。空巢化和老龄化的乡村基层自治离不开社会文化网络的维系，但又受限于非制度性因素，而使现代性的治理与发展要素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村官的非官身份设定也表明国家改革的进程无意改变现有的基层自治结构，而是希望青年群体的反向流动能够成为改善乡村治理能力的微动力。但作为“共同体”之外的他者，村官无法“同情”和代表“小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实际上使非官的身份嵌入非民的状态中，而难以得到乡土社会的认可。

(二)势单力薄的有限资源者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在政治环境上逐渐释放出了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村庄中的非体制精英(18)李里峰：《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10页。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并越来越娴熟地调和国家意志、村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代理人、当家人和经纪人的诸多身份中转换自如。虽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必然要求将“依靠精英治理”作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过渡阶段。(19)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4-113+128页。但在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面前，乡村的经济发展依然需要非体制精英，尤其是需要经济精英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当家人”的工作，如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宝鸡市东岭村等村庄，当地的经济精英返乡担任村两委干部，利用自身的资源网络整合乡村资源，实现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等案例已经屡见不鲜。

而“知识精英”下乡的村官，其文化与知识积累的“有限资源”价值只能在技术性、程序性和规范性文书工作中得以展现，一旦涉及人事调解和矛盾纠纷协调等人格化问题时便难以应对，更难有机会在农村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一展所学。

例如许多大学生村官在刚入职时都做好了带领村民致富的准备，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经常出现理论知识不对口、难有所用的问题，反而留下了“想法多，不踏实、纸上谈兵的空架子”等形象。此外村官的许多切实可行的构想，也往往因为政策资源的支持不足而难以实现。2012年入职大学生村官工作的Q认为：

村官的大部分工作是在村委会里面帮忙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有时候自己也很困惑，感觉每天的工作和大学学了四年的知识没什么关系。有一次市里组织了关于农村电商的培训，还去了电商产业园实地参观。但是回来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环境不太适合，现在留在村里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很难教会他们自己操作。我也找了几个年轻人合伙干，但是村里的水果品质一般，村民没有能力更换更好的品种，所以电商的效益一直上不去。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做了几个月就做不下去了。

如Q所说，大学生村官缺少对乡村经济迫切发展的“同情”和处理农村具体问题的经验。自身的知识优势并不能很快地在农村工作中突显出来。即使有带领村民创业致富的意愿，但其自身有限的资源网络和文化资本而很难实现在地转化。因而培养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和党政后备人才的国家政策意图，实际上滞后于基层渴望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换句话说，只有“下乡精英”能够整合乡村既有资源、推动乡村经济的普遍发展、平衡乡村社会内部的利益分配，才能得到乡村社会的认可，进而成长为新的体制精英。

综上所述，村官的“不稳定”形象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塑造的。一方面，组织权力认可的“似官非官”身份使村官既难以在短时间内真正得到基层科层体系的认同；
另一方面，在具体工作中，村官又受限于村务工作的人格化特征，而难以得到乡村社会的理解。同时，既有的文化资本并没有改善村官的“弱势”形象，反而给村民留下了“华而不实”的印象，甚至助推了“读书无用论”的认识。

在乡村社会现场对村官身份的观察，容易陷入既有制度分析框架中静态地描述“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二元对立，并将其作为固化的结果嵌套在村官的身份之上。因此对于村官的完整认识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加入对个体行动者行动方式和行动意义的考察，才能看到村官努力改变既有形象，获得“国家与社会”认同的理性行动。

当代西方社会学对于社会融入的理解走出了静态的一元排斥论的范式，注意到了特定情境对个体产生的多元影响，并着重反思个体为了融入而进行的主观能动性的表达(20)Cameron.A.,“Geographies of Welfare and Exclus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eption,”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no.3,2006.。上述案例也客观地反映出制度设计将村官嵌入一个特殊的行动情景之中。国家的在场确保了村官在获得福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制度要求的必要责任，做好村庄管理的临时参与者的工作，而这也与大多数村官“服务农村、自我实现”的初心一致。因此客观上也要求村官能清晰地认识自我的弱势身份，依靠较强的主动性和学习力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优势，弱化制度结构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地融入地方社会的政治和民生生活。

(一)村官化：村务工作的改善与自我价值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始终面临着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协调性和整体性的问题。尤其在科层体系的末端，规范性政府治理的技术性逻辑难以对应基层工作的人格化特征现状。但党的十八大之后，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等大量政治任务的中心工作，实际上成为农村基层常规工作的重要内容。运动式治理逻辑使“坐得住”和“走得勤”成为新时期村干部的新要求，也为村官重新认识和理解基层工作，进而调整自我身份定位与期望提供了机会。

1.“坐得住”：文书工作中的自我定位与价值重塑

既有的研究普遍注意到单调、枯燥的日常工作致使村官大量流失的问题。文字整理和材料报送的工作与村官的前期想象和职业期望相差甚远，使其对自身的职业规划和归属感产生影响。2021年离职的村官S在回忆起材料文字工作时仍然记忆犹新：

可以说我做了几年村官，就整理了几年的材料。刚上班的时候别人都认为你啥都不行，只能干一些打字、敲键盘的事。这些事也都是其他村干部不愿意做的工作。时间长了我自己都分不清村官和打字员有什么分别。

如S所说，村务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与村官自身学历优势等先赋性角色相互匹配。承担材料整理工作本身也就成了乡村共同体对于外来者认同的结果。S工作的X村村主任曾表示：“这些年轻娃娃刚来没多久，其他的工作都拎不起来。但是他们有文化、又会电脑，干点文书工作正合适。”

党的十八大之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快了基层文书工作的电子化进程，使原本枯燥、高度重复的公文书写有了明显改善。尤其在脱贫攻坚期间，往来文书中的政策指导、工作要求与问题的汇报和乡村日常工作的联系及其时效性也越来越紧密。这些显著的变化也明显改变了基层工作者对于文书工作的固有认识。正如一位县里的干部所说：

以前上面的政策要求基本上要靠书记去县里开会学习后再回来传达。上面的文件下来以后村里都要开会，结合书记的学习和领会大家再一起琢磨上面想要干什么。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干谁都不知道。所以经常有人说“农村工作就是上面一根线，下面千万条”，所有村都是靠摸索上级文件精神再开展工作。而现在年轻的村官文化程度高，了解中央的改革精神，尤其对文件中的一些新提法都更熟悉。这让村里把握上级文件精神就有了更清楚的方向。

村官对文书工作的参与改变了以往村务工作中僵化无序的状况，也得到了地方组织部门工作人员的认可。谈及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和影响，Y区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表示：

比如同一类工作的汇报要提交给县里的不同部门。以前村里都是把同一份材料上交。材料里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同的部门得从材料里挑自己需要的内容看。现在就不一样了，就算是同一件事，村官们就知道什么单位想要看什么数据，对提交的材料也会相应地修改删减。这个和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关。村官们的规则意识和纪律意识普遍较强，县里发一个议事规则，他们就能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完全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走下来。在办公自动化这方面确实给村上帮助比较大，村上最近几年的档案有了很大的提升。

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系统训练的青年人才，大学生村官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规则意识，在文书工作和流程规范方面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能力优势，既弥补了长期以来村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也让刚刚步入职场的大学生更容易得到心理的满足和他人的认同。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家的顶层设计如何与基层乡村联系起来，并保持相互畅通至关重要。结合上述访谈我们不难发现，文书工作中形式和要求的新变化客观上提升了大学生村官的参与程度，转变了乡村社会对于村官的固有认识。尤其是地方组织部门对村官改善村委会的工作惰性、提高无纸化办公和组织规范化等作用的认可和高度评价，更提升了村官的工作信心，也让村官在日常工作中重新定位了自身的工作价值和找到了现实意义。

2.“走得勤”：乡村社会的重新认同

自脱贫攻坚的中心任务开始以后，入户走访成了扶贫工作的常态。大部分村官自然成了“脱贫攻坚先锋队”的成员，经常需要陪同来自不同单位、带着不同任务、从事不同工作的扶贫干部跑遍全村每一户人家，完成包括收入调查、材料分发、数据核实、房屋改造验收、明白卡张贴、卫生检查等常规政策宣传的实际工作，这让已经习惯了“办公室里办公事”的村民逐渐熟悉了“上门工作”的新形式。工作方式的改变不仅加强了村官与村民之间的了解，也实际上改变了村官已有的职业认同。

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的自治依靠在村乡绅等精英阶级对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在地整合。社会自治的效力范围仍然以乡村为中心，通过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向外扩展并吸纳外部资源，在个体、村社共同体和国家三者之间实现利益最大化。晚清已降，随着生产的“去乡村化”，不在村的乡绅阶级失去了对乡村土地资源自洽性整合的道德性基础，也随即失去了对社会文化网络的依附力。新中国土地改革后，国家行政力量的下沉结束了国家治理的双轨制传统，为乡村的整合提供了均质化的管理资源。但由于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联结丧失了自治的法理性基础，使乡村管理过于依靠外部注入完成资源的整合。

就社会整合而言，孙立平教授将改革时期的中国看作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过渡阶段。(2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2页。在这一时期，先赋性、行政性、契约性等多种整合形式共存又相互制约，但乡村社会又不得不面对城乡二元格局下发展的弱势现状。村干部一方面依靠在村的社会—文化网络保留着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能力，确保了网络“中心结构”的稳定；
另一方面村干部又需要用好在外的“能人”为乡村建设引入政治的、经济的资源。与双轨制模型下的资源在地整合不同，经历了市场化经济改革，村庄“主体性”的长期培育不足，使外部资源的引入缺少在地结合与再生产的过程，而使得外部资源始终面临着“与村夺利”的质疑。

陈浩在对扶贫干部的研究中关注到国家权力与个体村民之间的中间力量形成的特殊形式。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扶贫干部作为自上而下的中间力量实现了建构乡村社会功能性整合的独特路径。(22)陈浩：《脱贫攻坚实践与中国乡村社会重建——以滇西边境彝族贫困社区功能性社会重建为例》，《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第77-91+7页。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大学生村官同样扮演起这样的中间力量，国家赋予大学生村官的“代表性身份”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制度认可，不具备直接的行政支配权。但在具体工作和职业晋升通道中却通过县级组织部门与国家意识保持着紧密关系。在脱贫攻坚时期，带着访贫、扶贫资源走进农户家的脱贫攻坚先锋队客观上强调了村官“官”的身份，其对上层扶贫政策的理解和宣传，都体现出高于本地村干部的优势。同时村官比扶贫干部更长期、更深入地参与乡村的社会生活，以“年轻人”的身份开展工作，又让村官在介入脱贫工作中自然保持着较为中立的态度。倾听村民意见时表现出更多的耐心，也更能完整地记录和反馈村民诉求，拉近了村官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成为刚性行政权力与社区具体实际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力量。“亦官亦民”的身份认同也表明了村民对村官特殊身份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在此过程中村官们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即有助于村官进一步获得乡村共同体的认可。

“走得勤”更生动地体现村官努力融入乡村社会，成为关键中间力量的主体实践。在具体工作中，深入农家、体察民情的走访工作不仅加深了村官和村民之间的彼此了解，增进了感情，也让村官将国家的理论设计、各层的政策安排与村庄的实际情况充分结合起来。对基层中心工作有更深层的认识和理解的同时，也对自身的职业规划和身份有了新的认识。正如受访者W所说：

以前我性格比较内向，见了陌生人都不敢开口说话，我被抽调到脱贫攻坚先锋队以后，几乎每天跑十几公里山路，在几个村的贫困户家不停跑，给贫困户做各种工作。这段经历实际上改变了我的性格，也让我对国家政策和村官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一直认为实事求是只是书本上的一句话，自从亲身经历了脱贫攻坚以后，对这四个字的内涵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脱贫攻坚工作也让我改变了之前对公务员行业的认识，切身体会到了基层工作人员的不容易，也坚定了我继续考编从事公务员工作的决心。

国家制度设计将村官嵌入一个特定情境之中，并在日常生活和基层工作的互动情景中不断强化着村官的“他者”体验和感知。因此村官想要融入地方社会，必须尽快地将主体的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细致地观察与理解乡村生活的自然与社会文化情景，凭借较强的主动性和学习力充分发挥自身能力优势，弱化制度结构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地融入地方社会，并实现自身的成长发展。因而从上述案例中不难发现，理性的大学生村官对于困境状况的自省，也会通过积极行动以转变他人的既有印象，努力融入基层工作和乡村社会，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目标追求和国家意识与地方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二)村民化：日常生活的嵌入与乡村社会的整合

个体的身份及其所负载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互动关系和意义符号，都是在个体对他人的理解中做出行动反应来加以呈现的。(2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216页。因而理性的行动者对于困境中自我身份的认知和重新构建，也必然通过积极行动以转变他人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印象。在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中，与村民拉近距离，得到乡村社会的认同是改善村官在村工作和生活的关键，也反映出村官主动嵌入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实践。

沟通交流是村官与村民建立相互感知的首要内容，也是村官缓解自然和人文生态的差异所带来的“乡村直感”，对于乡村的认识开始超越感性的成分，而进一步地进入更全面的“觉知”层次。同时沟通交流也塑造着“感知的过程、信念的形成以及判断本身”(24)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页。，成为村官建立融入信念和重新刻画村民感性认识的关键。但是“不会说话”却成了部分村干部对村官的第一印象。一位村书记曾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很多大学生都读书读傻了，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做村民工作也不注意方式方法，让很多村民们很反感。”类似的问题也在不断提醒当代教育的优化改革应对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给予持续的重视。

由于缺乏共同生活的基础，村官对于所在乡村发展的困境难以形成“共情”，从而理解村民诉求背后的深刻原因。因此如何通过“关键少数”与村民建立有效交流联系获得村民信任成了村官工作开展的难题。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无效沟通，并对乡村社会的细致观察后，在村儿童成为村官与村民建立联系的重要中介群体。获得孩子们的信任是村官融入乡村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受访者N通过免费的课后辅导获得了孩子的喜爱和家长的信任。他说：“家里谁最宝贝，就从谁那里突破。所以我最开始找了一个四年级的孩子作为突破口，这小孩古灵精怪，学习又不好。我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孩子家长就答应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试试看。孩子的成绩提高了，家长也很高兴，所以后面很多工作都可以搞定。”

上述案例反映了村官利用自身知识文化的特殊资源迎合村民家庭生活的实际需要，主动弥合乡村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现状而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隔且差距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阻力之一。202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也将补强农村教育等薄弱环节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展开，希望通过开展教育的“组团式”帮扶等方式，缓解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和发展的进一步失衡。诸多的研究者普遍关注到村官制度对于乡村社会同样起到的“知识嵌入”作用，即“知识青年”有能力引导乡村落后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但经验研究同样提醒我们注意从微观视角来全面看待村官对于乡村传统知识改造方面的重要作用。从两位村官的课后辅导，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区别于大学生短期支教等教育帮扶的新探索。

由于受到自身社会网络的影响和团体语境的激励制度等条件的限制(25)罗婧、王天夫：《何以肩负使命:志愿行为的持续性研究——以大学生支教项目为例》，《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94-118+243-244页。，非精英化的学生短期支教活动，因为自身价值难以得到认同，很难与当地教师和学生建立起良好的沟通，以及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行动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等问题而受到质疑(26)张健：《大学生短期支教现状调查》，《教育与职业》2014年第7期，第41-42页。。而大学生村官在职期间长期工作和生活在乡村，其自身价值的形成和认同并非由教育活动和教育对象所决定，相反会因为工作之外的额外付出得到乡村社会的认可，从而强化其对自身价值的塑造。

此外“知识嵌入”作为引导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深层环节，指导农村学生重新树立学习兴趣、掌握学习方法是教育改革的表层目标。但大学生村官嵌入生活情景的教育，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其以身作则地引导学生树立勤奋学习的信念和学以致用、回报农村的理想。正如两位村官都曾提到的：“在功课辅导时候，我也会和孩子聊大学的学习生活，给他讲为什么会选择做村官工作等。这个时候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和他的关系更近了，对学习的认识也更积极了。”

在入职之初，大学生村官模糊的、不稳定的身份使乡村共同体刻画下了陌生的“他者想象”。“早晚要走的”“中看不中用”等负面的评价成为乡村社会对于“城市的”“大学生”等远离乡土社会生活状态的真实想象。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村民对于乡村发展迟滞和不平等的自嘲，以及被迫远离发展中心的不满。这也成为村官很难得到村干部和村民认可，而难以参与更深层次村务工作的主要原因。“肯干、会干”的工作表明了村官亲近乡村，努力实现“他者到我者”身份转变的态度，“坐得住”和“脑子活”的评价正是村官被乡村社会接纳的表现。而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社会改革的底层诉求紧密结合，才能实现融入乡村社会的最初目标，最终获得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积累，从而实现个体利益和村集体利益的重新整合。

细致观察和分析村官主动融入乡村社会的理性能动表达，使我们得以借此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多重力量对村官基层工作和社会融入带来的普遍性问题。本文的经验性研究认为，大学生村官“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模糊性身份实际上是国家政治、科层行政与地方社会三者共同塑造的结果，使国家的政治意图脱嵌于地方行政与民生生活共同作用的界面。村官的主体行动只有从乡村社会的需要出发，使自我发展与国家改革的目标自洽，才能实现嵌入乡村社会的目标。个体行动者的视角为我们走出“国家与社会”的静态分析框架，深入理解内部的相互博弈提供了新途径。在现代化改革的一致性目标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渴望重塑政治与行政体系一体化的努力。在此意义上，大学生村官成为搅动基层社会既有格局，推动改革方案深入、落地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承担着改变乡村社会固化的行政工作方式、培育乡村社会现代性意识的责任。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化又是依靠村官的具体行动传递给普通村民的。利用自身的学历和能力优势，村官不仅提升了乡村文书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并利用制度规则和各类资源不断搭建新的资源，身体力行地带动村民创业。这一系列的行动实践也让村官得到了乡村社会的认同，完成了“从他者到我者”的转变。他们在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的同时，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因而“化村民”实际上既代表着国家现代化改革的宏观意图和乡村社会渴望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样也是大学生村官嵌入基层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的根本目的和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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