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与虚无：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问题探论

摘 要：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推动了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传统资本形态一样，数字资本的价值增值规律仍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衡量标准，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意味着占据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时间”仍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剥削对象。通过劳动时空的分离与重构、产消合一化以及时间资本化进程，数字资本主义塑造了全新的时间剥削机制，各类时间边界发生重构。更为严重的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导致社会加速继而诱发普遍时间焦虑，由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诱发的时间风险丛生。真正的自由时间在数字资本时代已无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性，存在的只有被数字资本管控的时间，数字资本主义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堵塞了人的解放之路。为此，必须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为数字资本发展划定红线，推动数字资本有序发展，全面优化数字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机制，充分激发人的时间主体性，让数字资本成为获得自由时间的工具，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时间剥削；
数字劳工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7-004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外左翼与中国道路对‘历史终结论的双重批判研究”（20FKSB019）；
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外错误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研究”（2019JWZD11）。

作者简介：田方晨（1997—），男，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资本主义。

“时间都去哪了？”这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时间困境。“以时间作为分析社会的切入点，是一个分析的‘诀窍。”［1］87从“996工作制”到被各种算法极力压榨配送时间的外卖骑手，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面临着普遍的时间困境。较之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已然取得长足进步，现代人理应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但事实却与之相违，数字资本主义极力将时间纳入资本增殖的版图中，时间体验呈现出病态特征，引发生命价值虚无化的危险倾向，严重影响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经由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增加自由时间继而推动人全面发展的道路困难重重。因此，立足数字资本主义新形态，探寻如何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困境显得尤为重要。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逻辑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商品生产进一步走向非物质化和符号化，高度信息化的网络化协作、万物互联的智能平台等催生出了全新的社会化生产形式。在此情形下，时间剥削的作用更加凸显，以至于数字资本家认为“从他们的雇员那里买下的是‘时间本身，而不再是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1］191。

（一）劳动的时空分离与重构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地点通常是一致的，劳动时间受到劳动地点的制约。随着各种计时手段的广泛应用，时间与空间分离的条件逐渐成熟。数字资本主义为了进一步谋求在不同时空结构中节省资本周转时间，继而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不断推动劳动时间与空间的重构。

第一，劳动时间的同步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弹性工作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新信息技术可以让工作任务分散化，同时即时地在互动式通信网络里协调整合。”［2］网络技术让工作任务分散化，劳工可以即时性地在网络中协调推进工作任务的完成，将原本分散在不同空间地点的劳动力置于同一虚拟空间之中，使劳动不必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空间，实现了劳动时间的同步化。以网约车平台为例，各类约车软件的出现使司机可以自主安排接单时间，不再拘泥于日常的工作时间模式。同时，约车平台通过设置司机口碑管理、冲单奖励等模式隐形调控司机工作时间，不少司机为了冲单而选择在下班后或者晚上进行接单，仿佛有一只强大的无形之手在操控着司机的选择。由此，数字资本对劳工形成一种无形的时间控制，最大程度地吸纳劳工的非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使得全天候的弹性劳工控制模式成为可能。

第二，劳动任务的时空分散化。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摆脱了传统商品生产对时空的依赖性，传统劳动的时间一维性被颠覆。同时，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对象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实体，而是转化为了数字化产品这样一种虚拟形式。随着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本家将各类劳动任务划分到不同的时空当中，摆脱了对传统劳动空间的依赖，数字劳工可以在分散自由的工作环境中完成各类劳动任务。劳动任务时空分散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界限的模糊化，“工作与休闲时间都被切碎了，间隔变得越来越窄”［3］。数字劳工虽然可以免于定时打卡、按时坐班等传统工作制度约束，但却必须保持“随叫随到”的状态。各类工作软件上不停闪动的指示灯催促着劳工尽快处理工作事务。资本在各个场景的间隙中进行扩张，劳工不得不被动地适应全新的动态时间节奏，资本与时间的共谋关系进一步强化。

（二）普遍过劳中的产消合一化

“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劳动时间的交换。”［4］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能需要催促着资本家展开对时间的争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资本依靠数字技术的即时传播特点，进一步强化对时间的争夺。

第一，产消合一化具有强大的时间调动力，极大地增強了数字资本的即时剥削能力。在数字资本时代，生产与消费环节的时间差被抹平，数字资本实现了即时生产与即时增殖的统一，网络用户成为“产消合一者”。以抖音平台为例，借助即时化的传播技术，抖音平台可以让广大网民随时随地在第一时间接收到全球各地的信息。同时，在“众包”理念的指引下，抖音通过简化视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程序，使广大网民可以即时拍摄、上传、转发各类信息。网民轻轻一点便可成为抖音平台内容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产消合一”模式由此形成。不仅如此，“玩”与“劳动”无法进行明确区分，受众在“玩”中成为平台最勤劳和最快乐的免费数字劳工，例如“谷歌的劳动力感觉像是在娱乐”［5］。最终，数字资本主义得以在多个平行时空中获取丰厚利润。

第二，产消合一化促使时间压缩，推动时间剥削关系深化。数字资本利用各种智能算法和网络传播技术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有效压缩，“评分算法就像希腊神话中明察秋毫的守卫，是现代版的百眼巨人”［6］。以美团的“超級大脑”算法为例，其使用的算法将运筹优化与机器学习进行了深度融合，可以在高峰时期每小时执行几十亿次算法，每天调动几十万的外卖骑手完成几千万次的订单配送，并根据午高峰、爆单、平峰等不同的场景匹配不同的场景模型。在智能算法的优化升级中，骑手配送时间的分配日益精细化，这导致配送员不惜以闯红灯的代价压缩订单配送时间。另外，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巧妙设置奖励制度、烘托竞争氛围，将“零工”劳动美化成为自由创业的小微企业家，激励劳工主动剥削自我时间，甚至不惜过度劳动。普遍性过劳成为这一群体的基本状态，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作的载体。处在底层的大量劳动者出现了严重的内卷化竞争，劳动者改善工作条件、提升工作待遇的道路被阻碍。在赢者通吃的规则下，众包、外包等劳动形式出现，劳资关系日益松动，小型个体商户与平台只能为大型垄断平台贡献时间、流量等要素。由此，数字资本主义重构了传统时间模式，使数字劳工在普遍过劳中实现所谓的自由劳动。

（三）时间资本化与数字历法

“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7］资本主义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资本无限增殖，它不能容忍无法创造剩余价值的闲暇时间，这意味着它必然要想方设法剥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时间节约为资本增殖带来了新的契机，对时间进行商品化操纵与数字化编程则成为重要着力点。

第一，数字资本在时间资本化的过程中将所有人打造成为免费的数字劳工。精准化的时间管理有利于压缩资本积累成本，在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在资本逻辑的强大统治下，时间被量化，与货币一样具有一般等价物特征，成为交换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的稀缺性使数字资本竞相展开对时间财富的追逐，时间在交换性这一点上与商品并无差别，时间逐渐成为时间商品并不断资本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迈思提出的“受众商品论”概念揭示了时间资本化在数字资本增殖中的作用，“受众商品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观看广告的过程是促进媒介资本积累的过程，此过程实现了商品分配与消费环节的融合，本应属于私人领域的时间变为了数字资本的劳动空间。不知从何时起，广告已经侵入了日常生活，人们浏览网页时会时不时跳出各种弹窗，在观看视频时必须先看几十秒到一分钟不等的广告，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损耗的时间，人们是无法反抗的，要么选择等待，要么选择付费购买会员，要么选择放弃，总之无法避免时间的中断。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无论是劳动时间还是闲暇时间，本质上都沦为了可被精密计量的商品化时间，成为了交换价值的同质物。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隔阂被打通，休闲时间被劳动时间隐匿置换，自由时间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有被制约的时间。数字资本意在将数字劳工的所有时间均纳入数字资本的时间剥削结构中，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让所有人都变为可供数字资本剥削的免费劳工。

第二，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依靠数字技术和电子效应形成的数字历法取代客观自然现象成为新的时间测算标准。数字历法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时间系统，现实时间被屏幕时间所隐匿，时间的流逝只有通过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才能够把握。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时间的数字化编程运用范围日益广泛。比如，在各类角色扮演和养成系游戏之中，时间只不过是由一串串符码构成的现象，玩家通过敲击代码和指令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时间进程的快速变化，时间的数字化编程在虚拟世界中成为了绝对的时间标准。不仅如此，通过建构虚拟空间，数字资本主义将个体自然的生命时间引入非自然的数字时间，使个体在虚拟空间中忘却现实时间的流逝，自然日被非自然日所取代，并且在“消费主义”的掩饰下不断将本应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转化为为数字资本增殖的时间。以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为例，各类网络平台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赋予“双十一”这样一个单纯的时间节点以“狂欢购物节”的意义，在“双十一”当日，各类购物平台在特定时间点设置抢购、让利活动，诱导网民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类手机客户端，浏览、点击各类商品及广告，网民在“狂欢”中成为了平台资本最疯狂的消费者，原本平时较为分散的购物时间被悄然聚合在“双十一”当天。在数字时间编程形成的数字历法中，人们对自然时间的感知能力减弱，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对时间的把控权让渡给了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宰时间体验，真实的时间观念日渐模糊。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时空一致性被具有“脱域”性力量的数字历法所取代，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发生断裂。凡是数字资本所及之处，数字历法就成为了相应的时间主导体制。在数字历法中，自由时间被遗忘，被时间规训的劳工甘愿每时每刻为数字资本贡献劳动时间。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特征

基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模式所发生的变化，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模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依据资本对劳动控制形式的不同，马克思将劳资关系划分为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两种形式。在形式吸纳中，资本尽可能通过盗窃工人休息时间等方式来延长工作时间，以此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在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主要依靠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来剥夺相对剩余价值，想尽办法提升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率。由于形式吸纳违背了道德底线，突破了工人的肉体承受度，容易遭到工人反抗。于是，资本逐渐转向对劳动的实质性吸纳，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就属于一种实质性吸纳。

（一）时间剥削全时域覆盖

在工厂时代，工人一般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时间，即使是轮班制度、夜班制度的出现，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也只能局限在特定时间内，难以对工厂之外的时间进行剥削。随着各种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包括各类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在内的数字平台均成为新的数字劳动场所，劳动者只要在此类数字平台进行简单的注册便可进入劳动场所，数字劳动触手可及，成为数字劳动者基本没有门槛。

第一，时间剥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数字资本主义将休闲和娱乐的大众群体吸纳为数字劳动的主体，对于数字平台而言，平台用户越多，其所产生的数据量也越多，平台所吸纳的价值也就越大。由于数字劳动的低门槛，数字资本能够在最大程度吸纳每个数字劳工为其服務。“休闲时间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8］，为了尽可能地获取剩余价值，数字资本主义打破了时间因素对传统劳动的制约，将人们的工作、社交、休闲等各类时间的界限打通，数字劳工在“玩劳动”中忘却了曾经分明的时间界限而在五花八门的数字劳动中乐此不疲。数字资本消弭了时间界限、从业门槛的限制，将整个社会变为一个永远不停歇的工厂，将所有使用网络的人变为24小时随时在线的免费劳工，在某种程度上，数字资本助推新型“全景敞视监狱”诞生。

第二，各类碎片化时间被数字资本吸纳。“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9］297休息时间、娱乐时间等个体碎片化的时间被网络整合到数字资本生态系统之中，在被整合为被劳动赋值的整块时间后以统一的商品形式销售，诱使个体再次通过碎片化的时间消费数字资本提供的消费活动。为了让人们主动利用休闲时间开展消费活动，数字资本主义还将消费时间资本化，“把消费时间塑造成为一种象征和区分身份地位的时间”［10］，并且，数字资本无需像过去一样担心劳动力所能承受的生理及伦理底线。不仅如此，时间剥削还以一种“超真实”状态呈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超真实”的时间体验更为明显，真实确定的时间体验被数字资本营造的时间真实所取代。科技发展使技术介入到时间管控中，以“最后期限”（deadline）为代表的时间规范不断引发各种时间压迫感，在民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幌子下使大众主动迎合并屈从于各种时间规范。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络技术将人置于无时间延迟的空间中，强大的算法技术以光速推送海量信息，人们的时间在浏览各类吸引眼球的信息中飞逝，但这些信息却很难引发主体共鸣，难以在主体记忆中长时间留存。不仅如此，剩余时间的剥削呈现出重复性特征。由于劳动者的数据画像、平台浏览记录等信息可以近乎无限利用，数字资本的时间剥削也具有重复性特征。而事实却是，数字资本只支付劳动者耗费一次劳动时间的工资。各类数字资源并没有被一次性消耗掉而是作为整体性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持续参与到数字资本增殖中，这就导致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在无形之中被剥削，全时域的时间剥削模式产生。

（二）去殖民的殖民化时间剥削

“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最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11］以往的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直接呈现为剩余劳动时间与工资的矛盾，较容易被工人察觉，围绕工作日展开的斗争就是明显例证。数字资本主义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能以隐形的方式将大众的时间收入囊中，让大众无法感受且无法逃避时间剥削。

第一，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具有成瘾性。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常常以社交互动、休闲娱乐为幌子，注重受众的感觉体验。例如，数字游戏玩家的劳动就不仅仅是体验游戏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游戏过程中提升参与度与认同感的过程。不仅如此，他们还需不断地花费时间维护游戏中的社交圈，贡献自身的情感、经验、思想，以维持自身存在感。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消除了传统资本主义对工作时间的严格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相对受限的工作地点，改变了传统劳动时间的测度方法和生存时间的原本面貌，烘托出一种没有约束、极度自由的氛围。人们沉浸于数字劳动编织的时间剥削网中无法自拔，在难以抗拒的成瘾性数字劳动中源源不断贡献剩余价值。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呈现软性化。数字资本主义用一种强烈的软性剥削机制鞭策着社会大众，人们用于运动、谈心、亲子互动等的自由时间减少，用于工作、加班的时间却在不断延长。不仅如此，由自由时间缺失引发的创伤促使现代人转身投入到对物质性产品消费的无限迷恋中，物质性商品成为弥补自由时间缺憾的最好补偿，受时间创伤的人患上了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恋物癖。主体的批判性在时间加速过程中被损耗殆尽，人被驯化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齿轮”。不仅如此，时间剥削的软性化以消解主体性为前提。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算法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信息及思维方式深受大数据影响。海量的大数据使算法日益智能，主体的日常行动仰赖于算法的精准推荐，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主体本身在数字资本的心理诱导下日渐丧失自主能力而变得越来越像机器，将外在的时间控制内化为了自觉行为，用于自身思考和谋划人生的时间大幅减少。特别是产消一体化劳工日复一日地观看着数字平台为其推送的内容，在深度沉迷中甘当数字平台的免费劳工。

（三）从时间规训走向时间管控

第一，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中，各类时间边界日渐模糊化。吉尔德勒兹认为，我们正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转变［12］。在福柯眼中，包括监狱、军队、学校、医院在内的场所构成了规训社会的基本空间，规训空间的基本功能是运用各种惩罚性权力来区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以此使人们明晰应该怎样做才能维持社会基本的行为规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间规训策略早已嵌入工人劳动之中，福特制便是明证。在福特工作制中，汽车生产线被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并对每个部分的最佳完成时间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按照效率最高的方式建立生产线，用最为精准的时间划分方法将工人的生产节奏同步化，以此精准地控制整体的生产效率。在控制社会中，规训手段更加普遍化，原本存在于特定空间内的规训权力现在已越过原有边界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乃至主体本身。由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对于认识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严格的时间纪律始终存在，数字资本主义对时间的管理本质上是对工人劳动时间的规训。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时间剥削机制发生了新变化，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划分已不再具有清晰的界限与实际意义，劳动价值不再按照传统的钟表刻度而是根据具体的工作内容来进行界定，“此地没有了，一切都是此刻”［13］。

第二，在从规训社会转向控制社会的过程中，自由时间已无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虚拟数字空间与现实社会共同组成了一个无摩擦的连贯的控制体系，控制设施无处不在，数字劳动的全过程被详细记录，劳动者变为受控制的对象。时间剥削模式的变化不仅表明劳动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也表明劳动时间发生了量的延长。在控制社会中，劳动时间的质与量都成为了时间剥削的新面向。这就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奇特现象，即数字资本家并不需要定时催促员工进行打卡，反而鼓励他们自主灵活地安排时间，但最终资本家却能收获到比传统时间剥削模式更丰厚的利润。如果说规训社会中的劳动带有一定强制性特征，那么管控社会中劳动则成了完全自主性的劳动。劳动者自愿臣服于隐性时间规范，即使资本家不在场，数字劳动者仍能在习得状态中服从时间规范，维持对时间剥削关系的认同。由技术发展带来的自由时间正在数字资本时间管控策略中从大众手中悄然流逝，转而陷入数字资本精心设计的时间管控陷阱和总体性抽象生产系统中，真正的自由时间在数字资本时代已无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性，存在的只有被数字资本管控的时间和延长数字资本增殖的时间。最终，数字资本主义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堵塞了人的自由解放之路。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诱发的时间危机

数字资本主义撼动了传统的社会时间结构与规范，这一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人们的时间眩晕感。数字资本时间剥削要求社会进行普遍加速，人们普遍感觉到时间紧张从而诱发时间焦虑，主体的意义世界隐退，各类时间风险随之涌现。

（一）数字资本驱动下社会加速诱发普遍时间焦虑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对资本运转过程的全程精准化时间把控，使数字历法成为社会的基本时间单位，传统的时间模式经历了一场数字化转型，数字时间的加速性、非稳定性建构了全新的数字化时间样态。数字化时间样态要求日常生活、消费、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都要服从于资本快速增殖的需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但忙碌的生活却引发人们的日益虚无化。借用本雅明的概念，他认为“体验”是短暂的、流于表面的，而“经验”则会转化为人内心深处的体验，持续时间较长。社会的持续加速使得现代人的体验非常丰富，但急剧增加的体验却导致诸多的体验在远未形成经验时就不得不投入到新的体验中。加速导致各种新事物产生，社会的稳定系统正遭受攻击，各类事物的时效性缩短，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对物品的道德消费超越了物理消费，“物”还尚未被消费掉时“物”本身就被替换或者丢弃。人的体验成为孤立性的片段式体验，在活动结束后并不会在人的记忆中留下痕迹，深层次的记忆痕迹消失，主体所花费及体验到的时间与自己相异化，无法从时间流逝中吸收与占有足够的经验。数字技术发展导致新事物不断出现，人们所需要处理的事务量远远超过了科技本身发展的速度，这导致人们必须在更短的时间或者同一时间内忙于更多的事务。反过来，人们愈发依赖数字技术提升时间利用效率，时间资本化成为人们深层次的认知模式，数字资本主义对时间模式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改写，恶性的循环模式导致时间匮乏感和压迫感陡增。

（二）时间碎片化导致主体意义世界崩塌

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本应通过多维的现实体验来充实自我，继而将商品、行动、体验等各类要素整合成完整的生活，以此确定自我坐标。但数字资本主义为了保持增长、创新和加速，依赖于对社会成员能量和资源的激励，这使个人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维持竞争力，导致一些人在“过度劳动”的过程中过劳而死。资本“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9］306。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模式导致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分崩离析，人无法将时间、空间、体验等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統，深度的自我异化不可避免。不仅如此，数字技术微型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在人体内部创造出一种类似于真实世界的竞速感觉。在技术不断加速的世界中，各种远程传播手段组建而成的透明世界成为人类新的活动舞台，以电脑屏幕为代表的玻璃窗口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互的界面，通过点击电脑屏幕上的标题，便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并在其中获得特殊的时空体验。每个人所处的地理位置虽然不同，但均被收缩并集中在某一个没有现实定位的端点上，人由此进入到了不分昼夜的空间中。位置和地点可以随着人们的意愿而任意切换，虚拟界面日益透明。人的主体性在疾速更新的社会产品前不断被湮没，既有的经验在加速社会中变得没有价值。人本身的生存活动变为一种空洞存在，由速度和技术营造的在场感既非主观也非客观，而是由各类电磁波信号汇聚而成的图像，人类的生存景观由一幅幅数字技术生存景观拼凑而成。时间加速的幻觉维系着现代人的在场感，人所高扬的主体性和生存意义被颠覆。各类以加速为目的的技术对人的感官进行了肢解，主体的感觉本身被媒介所架空，人的生存体验成为一种虚假形式，集体焦虑和恐慌成为现代人的生存常态。“平台资本权力关系下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破坏了劳动者的生命结构”［14］，技术使一切事物臣服于时间资本化原则，由时间加速引发的失神症成为新病态。如果说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加速问题的诊断是将其置于生产方式的结构中，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则将时间剥削问题放在了人类一般性的生活本质基础上。个体本身与世界的连接能力蜕化，人的经验无法被转化为体验，自我本身被不断内耗，身份认同危机开始产生，人们失去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在时间不断加速的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援，与美好生活的目标渐行渐远。

（三）数字资本时间垄断造成时间风险加剧

通过运用各类技术手段，数字资本主义使原本的时间刻度被重构，时间秩序失去了稳定的根基。首先是时间的非同步化。数字资本主义全面缩短了时间进程，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对时间进程的感知能力有快慢之分，当社会成员均在追求快节奏时，等待的时间对于社会各成员来说就成为一种折磨，对较快的人而言，等待会使其落后于其竞争对手，对于慢的人则会由于耽误整体效率而产生负罪感。最终，由于时间体验的非同步化导致了社会的去同步化。其次是时间的不可控性增强。行为、事件的发生与进行原本遵循相对固定的时间顺序，但是数字资本主义使时间并置与嵌套，整体的时间顺序被打乱，“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15］。确定的时间计划变得不再可能，主体的行为以及事件本身变得紊乱，时间及生活的不可控性变强，由时间引发的风险不断加剧。最后是日常生活的游戏化。如前所述，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使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发生断裂，无法找到不同事物的关联性，人与物的内在时间序列发生断层。时间体系中的未来性向度消失，导致人无法产生历史使命感，生活的目的性丧失。没有人可以预知时间的未来性，能做的事情只是拼命地成为数字资本积累链条上无穷运转的“齿轮”，失去对世界的理解，主动接受赌博化和游戏化的生活方式。

结语

“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9］221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虽然生产过程中节约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却被以数据为介体的资本所控制，自由时间乃至劳动者的生命时间本身被数据化为数字资本增殖的一环。与传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自然工作日的支配方式不同，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已经从传统工作日领域渗透至劳动者的整个生命时间，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均被转化为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的时间，这一时间剥削过程总是以劳动者的“自愿”劳动为虚假形式，并日益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核心内容。其结果是，生产力进步释放的自由时间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变得毫无意义。因而，重构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体系就成为摆在当前的关键问题。前文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机制、特征及其引发的严重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数字资本本身，而是要纠治数字资本的垄断性及其无序扩张。“美好生活的内涵拓展要求必须致力更多自由时间的生成。”［16］首先，要为数字资本划定红线，推动数字资本有序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数字、技术、劳动力等同样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积极推动数字资本的公有化进程，提升数字资本的共享程度，在所有制层面彻底打破数字资本的时间剥削逻辑，为人们对自由时间的支配提供根本前提。其次，要全面优化数字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机制。由于数字资本对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边界的模糊，以玩工、零工等为代表的陷入过劳状态的数字劳动者，其实际劳动时间已然超过了工资所应支付的时间，其劳动所产生的真正价值难以准确衡量。在此情况下，应加快形成对数字劳工收入分配机制的共识，保证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回报，以此有效抵御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侵蚀。最后，要充分激发人的时间主体性。鼓励人们主动将数字资本释放的自由时间为己所用，让数字资本成为获得自由时间的工具，使人们自觉认识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个人的自由时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进行联合的，进而在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抵御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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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