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民俗文化背景下的泉州南音人才培养

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唐时称为“温陵”，现今仍常用的古时旧称有“刺桐城”“鲤城”等。它有很多的荣誉称号和城市名片，例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首个“东亚文化之都”，是一座历史悠久、具有活力的国际性海洋文化城市。泉州南音的“泉州”二字，从其历史文化涵义来看，不仅仅是行政区域上的称呼，更是文化上的泉州。南音是泉州（闽南）人独特的乐种，南音之所以能在这块土地上通过世代教习传承下来，能使现当代教育体系承担起培养南音人才的重任，是因为泉州地区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乡族观念、民间信仰与节庆风俗等闽南民俗文化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一、闽南文化特性

泉州这座城既是开放包容的又是传统守旧的，它既能在开放中守住传统又能在坚守中吸收新物，形成了闽南族裔与文化多元特性对应，以及地理特征、生活环境与文化开拓对应的闽南文化特性。

首先，泉州地区闽南族裔与文化多元特性对应。

形成泉州地区闽南族裔大致有三条线路：一是闽越族人。闽地区早期的土著先民即为闽越族，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从闽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考古遗址看出当时社会的分化情况，例如后山文化、浮滨文化、夔纹陶文化等，见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和影响。二是历史上中原移民有四次大规模的南迁入闽。其一，是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史称“永嘉南渡”“八姓入闽”[1]之史实；
其二，是唐前期（公元669年）陈政、陈元光领军赴闽，六十余姓入闽，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入漳，任漳州刺史；
其三，是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带领军队攻打泉州并以此为根据地，随后占领福建并建立闽国，这是中原移民在福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
其四，是建炎初年开始的宋室南迁，至北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泉州户口已达20万户以上。由于泉州和漳州有着较好的农业生产环境，迁入这两地的北方汉民较早，聚居泉州的人数也会更多一些，军队军属有相当一大部分定居闽南，移民在文化上带来了北方中原汉语，特别是语音方面，唐、宋时期的官话基本保留在闽南话的文读（读书音）系统里。泉州方言被学界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南音自古以来都是采用泉州方言为标准语音唱念，足以可见其历史渊源。三是海外族裔或少数民族的融入。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学士涌入泉州，有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等，有的举家定居泉州，有的与泉州人通婚。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甚至在元代掌握着泉州地区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大权。民族的大融合使阿拉伯人逐渐融入泉州社会，融入汉人族裔中，一部分阿拉伯裔汉化，姓氏有丁、郭、马、铁等十余个，以丁、郭姓人数为众。

三条泉州族裔形成的主要线路表明，移民现象促成了泉州地区闽南族裔的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造就了泉州地区多元的文化特性。虽然南音的起源目前暂不明确，但学界普遍认为泉州南音是中原文化精华与闽南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和发展的，它保存了汉、魏、晋、唐的古乐遗韵，吸收了宋、元、明、清的南戏曲调、地方俗乐等元素，这与泉州闽南族裔形成的历史是紧密关联的。

其次，泉州地区的地理特征、生活环境与文化开拓对应。

泉州地区的地理特征、生活环境促成文化的输出且在异域生存并发展起来。泉州古时曾有“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开放而具有活力，彼时“千家罗绮管弦鸣”[2]，四海皆知刺桐城。据考证，宋元时期以泉州为起点的交通航线就有六条之多，至元代，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有100多个，泉州港号称“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道：“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言：“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3]。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兴盛起来，15—16世纪西方海盗东来，以泉州南安人郑芝龙[4]为首的民间之力建立了水师，重夺了海上主导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数千年来以农为本、处于边陲地区的福建地区，由于“三山六海一分田”的地理特色，农业环境相对处于劣势，特别是自汉唐以来，从北方陆续大规模迁徙而来的汉人入居，农耕资源更显局促。因此，在本地生活空间日渐狭窄的逼迫下，人们开始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方式。泉州三面环山一面环海，与台湾地区隔海相望，海路的便利使泉州得以与东南亚各国连接，漂洋过海，通商或者向海外移民。

早期移民以闽南为出发点，主要向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两个方向进行海路移民。据史料记载，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便有更多的闽南人越抵台湾地区，“其时航海而至者十数万人”[5]。清初以后“这一时期福建内地府、县移民来台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惜无具体的统计资料。……盖自晚清厦门、福州通商口岸开放后，劳工出洋数量日多，福建内地民众移民方向已转向南洋各地。”[6]而去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半岛等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则在明末时就占全国南洋移民者的80％。鸦片战争以后，七万多人的移民中大多数为闽南人，并且在东南亚各地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华侨社会。抗战爆发后随着侵华日军入侵华南，为了躲避战乱再一次引发了移民潮。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又一次促动了人口的流动，这一次的移民已经不再限于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而是扩展到五大洲。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包容“走进来”的同时，泉州“走出去”的侨胞、同胞遍布世界各地。如今，只要说一口闽南话就能在东南亚各国游走，也能在其他国家找到乡音，现今的闽南话已然是超越地区界限、跨越国界、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汉语方言了。全世界闽南人都会唱的《爱拼才会赢》[7]的歌词早已成为闽南人拼搏的真实写照，福建精神“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涵括了闽南人多元、开拓的文化精神特性。“泉州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不论经史、诗文，或者音乐、戏剧、绘画、书法等等，以及民风民俗，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复合多元文化而成一体的，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多元积聚而成的文化。”[8]“乐随人走”的特性，闽南人将南音这个古老的乐种带往东南亚各国，并在他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顽强的生存下来，生根发芽，成为联结海内外闽南人亲情血缘的重要纽带。

二、闽南乡族观念

闽南人的乡族观念是十分牢固的，家族组织的完善和乡土观念的浓厚，在海内外的文化、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汉晋以来，由于中原汉民陆续迁徙移民到福建，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家族为后盾巩固生存的空间。为进一步加强血缘家族的观念而修宗庙、建祠堂、修族谱等等，均是乡族观念的体现。乡族观念的思想深深影响着闽南人，就算是移居东南亚等海外各国，抱团取暖、巩固乡族的思想依然稳固。

中国自汉代以来便与东南亚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风俗习惯也随人进驻。泉州（闽南）人有族人抱团出海打拼的习惯，因此，常见以家族为组织的渡海人。东南亚成为殖民地之后，各国政府政策鼓励华侨眷属一同前往，以亲缘为主的乡族社会便不断增加和扩大。19世纪末，移居到东南亚各国的泉州（闽南）人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闽南人为主的海外华人移民社会逐渐形成。“本世纪60至90年代，随着交通工具的日趋发达便捷，世界经济的集团化、地域化、国际化以及华人华侨力量的增强，华人宗亲组织进一步朝泛宗亲性方向发展。”[9]以地缘为主建立起的华族社会，后来逐渐演变为以中华商会为核心，以宗亲会或者同乡会为纽带的泉州（闽南）人华族社会，另外还有以“神缘、艺术缘、体育缘、同学缘、学术缘”[10]等文化类型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团体。总之，海外泉州（闽南）人华族社会的建立与泉州（闽南）人浓厚的乡族观念有着密切关系，这既保持与家乡的密切联系，强化了乡土观念，又增强了海内外泉州（闽南）人的凝聚力。

在闽南乡族观念中，艺术缘中的南音缘具有重要的凝聚力之缘。早年到达东南亚的闽南人，吟唱或聆听在故乡流传了千百年的南音，是他们寄托思乡情怀的最好的方式。由此，来自泉州各地的华侨们在各国纷纷建立起了以南音缘为纽带的乡族社会组织。以泉州华侨居多的国家来说，例如，有近三十个南音曲馆活跃在菲律宾各地，是南音在海外最流行的国家，海外华人社会中历史最悠久的南音曲馆是成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第一个侨团组织，创始人是来自晋江涵口村的南音乐人陈锦戈。成立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马来西亚吡叻太平仁和公所，则是由晋江东石镇的华侨们创建和参加的。在印度尼西亚也创设多家南音曲馆，最为著名的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由酷爱南音的泉州南安诗山籍华侨林志良组建的印尼东方音乐社（后改称为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这个南音曲馆成为广泛联络东南亚和大陆弦友的乡族社团，有较高的知名度。在新加坡，早年华侨们居住的单身宿舍“估俚间”逐渐发展成为南音爱好者聚集的地方，有的成立了会所，如著名的有泉声南音社，而1939年成立的湘灵音乐社（前身云庐音乐社）则是享誉闽南文化圈的著名南音社，创始人丁马成先生创作的《归里思亲》等三百多首新南音在新加坡南音圈广为传唱，体现了其拳拳爱国之心和思乡孝亲之情。此外，文莱、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创设有以南音缘为核心的社团组织。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性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活动愈发活跃，闽南乡族观念的传统和功能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早期华社内部的帮扶、互组、联谊等一般性功能，发展到当前的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维护华社自身利益、协调华社与其他族群关系、扮演居住地与祖（籍）国友好使者等丰富多元的立体型功能。”[11]有着鲜明乡族观念创设的南音曲馆在为同乡提供便利、凝聚力量、拉近血缘关系的同时，在新时代，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为“非遗”南音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闽南民间信仰与节庆风俗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泉州一直是世界文化交流重要的枢纽城市。唐代诗人包何有诗：“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12]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茂盛，多种外来宗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进入泉州，与泉州当地的宗教文化友好相处“并相互渗透，相互吸收，进一步丰富了宋朝以来形成的‘泉南佛国文化。元代对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之神皆称‘佛。‘泉南佛国的‘佛字，既包括早已汉化了的佛教文化，也包括诸外来宗教文化。”[13]据载，泉州地区仅民间信仰宫庙就有6000多座，主祀的神明则不少于500种[14]，寺庙及供奉的神明之多堪称罕见，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有专家认为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兼容与并蓄。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特别是宗教与民间信仰借‘佛立足与发展，又通过‘佛生日的民族祭奠仪式，使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至今。”[15]

泉州的文化积淀较为厚重，在内外文化交融中，逐渐形成了泉州别具特色的民俗风貌，其文化深受儒学的影响，特别注重习俗礼仪。从出生到往生，每到重要时节都有繁琐而又隆重的礼仪和程序，南音常常伴随着泉州人的一生。贺新婚的仪式中，常常使用八音闹堂，之后唱《喜今宵》《好姻缘》《一对夫妻》《洞房花烛》等，“喜今宵会佳期，正是有缘月老牵红线”等曲词喜气、曲调欢畅；
祝寿的仪式中，常常使用八音闹厅，之后唱《画堂结彩》《庆寿诞》《今朝庆寿》等，“画堂结彩赛蓬莱，仙翁座上笑颜开。……锦堂上同欢庆，愿得年年福寿尽康来”等曲词喜庆、气氛热烈；
丧葬仪式中，有资格享有“南音祭”的人士可以使用南音阵头仪式送他最后一程，“习郎君者，死后将由郎君接入郎君府”，充分体现南音人的身份和价值。如逝者是南音弦友，则举行“弦管祭”，大致流程有“留厅”“整队”“仪式”“辞客”，“南音祭”“弦管祭”中“金杯酒满盅，敬把三献表情哀。存心略尽虔致祭，今日永别各参商”等曲调庄重、气氛忧伤。

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泉州各地都会举办盛大的文化活动，相当的热闹，特别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素有“上元小年兜”[16]之称，是泉州人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是紧跟在初九“拜天公”之后的又一个节日的高潮。缘起于元宵之夜赏灯邂逅的爱情故事“陈三五娘”在闽南地区家喻户晓，“元宵十五阮共君親相见，见君标致，看君障标致恰似天仙无二。”[17]“陈三五娘”为题材的南音作品就有一百多首，可见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元宵佳节团团圆圆的愿望十分契合。元宵花灯又因“灯”与“丁”谐音，有其特殊寓意，象征着子嗣繁衍、人丁兴旺。泉州人只有吃了元宵丸，闹过了元宵，才算是真真正正完整地过了年，直至今日，吃元宵丸、看大戏、赏花灯、踩街的元宵节氛围依然十分浓烈。

闹元宵最热闹最高潮的活动就是“踩街”。据说这是与元宵节当天或过后数日举行的“迎神赛会”演变而来，明《闽书》有载：“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装扮故事，盛饰珠宝，钟鼓震天，一国若狂。”解放后，泉州市文化部门把“迎神赛会”中的化妆游行改为“文艺踏街”，即“踩街”。“踩街”有舞蹈（火鼎公火鼎婆、拍胸舞、钱鼓舞、贡球舞等）、有音乐（大鼓吹、弦管、十音、笼吹等）、有花车彩灯（彩车、花灯、纸塑巨像、阁车等）、有舞龙舞狮还有南少林武术表演等等（见图1）[18]，民俗活动还有听曲看戏（南音、高甲戲、梨园戏、歌仔戏以及提线木偶）、博饼、猜灯谜、马队阁等二十余种，保留了闽南地区民俗传统的主要形式。

作为闽南风俗民情的集中展现，元宵踩街活动影响广泛。南音整弦踩街活动不仅是南音大会唱的重要内容，也是泉州重要民俗文化活动之一。自1981年泉州举办第一届南音大会唱之后，每届来自海内外的弦友们都要举行大型踩街活动，这些南音踩街队伍汇入泉州当地的南音踩街队伍之中，他们切磋技艺，交流感情，踩街队伍绵延几百米，蔚为壮观。踩街早已成为缔结海内外泉州乡亲、联结海内外人民情谊的重要桥梁。

总之，泉州地区的闽南民俗文化是泉州南音人才培养的深厚背景。它们世代相传且深根于人们心中，无论走到哪里，它是传统，是乡音，是文化，更是血脉。

注释：

［1］乾隆《福州府志》卷七五，《外纪一》：”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转引自陈支平、林晓峰名誉主编，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闽南历史文化概说》，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期。

［2］（唐）詹敦仁诗作《余迁泉山城留候招游郡圃作此》：“当年巧匠制茅亭，台馆翚飞匝郡城，万家貔貅戈甲散，千家罗绮管弦鸣。柳腰舞罢香风度，花脸妆匀酒晕生，试问亭前花与柳，几番衰谢几番荣。”

［3］谢必震：《福建史略》，海洋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4］郑芝龙（1604年4月16日-1661年11月24日），字飞黄（一说字飞龙），原名一官，天主教名尼古拉，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镇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台湾及日本等地第一大海盗，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先后归附明清两朝为官。郑芝龙在17世纪中国明朝海禁与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背景下，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周旋于东洋及西洋势力之间，并于1633年在泉州金门岛的料罗湾海战中成功击败西方海上势力，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重夺了海上主导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郑芝龙和李旦和颜思齐等人及部众在台湾建立基础，为汉人移台的主要据点。并为其子郑成功留下强大海上基业，郑成功以此资本抗清并在南京兵败后以海上武力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5］陈文平、林晓峰名誉主编，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闽南历史文化概说》，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

［6］陈文平，林晓峰名誉主编，萧庆伟，邓文金，施榆生主编.闽南历史文化概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65页。

［7］词：陈百潭 曲：陈百潭歌词：“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那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命，总嘛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闽南语“不免”：不要；
“那通”：怎么能；
“亲像”：好像；
“歹”：坏的；
“照起工来行”：照样要起来做工。

［8］廖秋子：《南音文化内涵再认识——兼论泉州南音对闽南籍华侨文化生成的独特作用》，《东南学术》2005年第6期，第156-161页。

［9］方宝璋：《略论海外华侨华人四缘组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11页。

［10］方宝璋：《略论海外华侨华人四缘组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03期，第112页。

［11］钟大荣：《力推网络时代的华侨华人社团建设》，《侨务工作研究》2008年第03期，第28页。

［12］《全唐诗》卷208，转引自谢必震：《福建史略》，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13］林振礼、吴鸿丽主编：《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14］林尚鹏：《泉州朝圣游观光指南》，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5］吴幼雄、吴玫：《泉州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林振礼、吴鸿丽主编：《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16］闽南语“年兜”：春节。

［17］闽南语“阮”：我。“共”：与。“障”：如此。

［18］图2-1图片分别载自：http：//news.163.com/11/0128/05/6RFAKI4O00014AED.html网易首页>新闻中心>。http：//www.chinanews.com/tp/tp-shfq/news/2010/03-01/2145115.shtml闽南文化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fj/2010-03/02/content_9526652.htm中国在线>华东地区>福建>福建新闻。https：//www.chinadaily.com.cn/dfpd/fj/2010-03/02/content_9526652.ht中国在线>华东地区>福建>福建新闻。

陈俊玲 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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