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伟大建党精神伦理特质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伟大建党精神伦理特质,供大家参考。

伟大建党精神的伦理特质 发表时间：2022-09-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协同进行、相互促成。没有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没有伟大建党精神。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离不开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优秀道德素养，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的精神凝结，也内含了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卓越的伦理特质。挖掘和展现伟大建党精神中蕴含的伦理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学习伟大建党精神。

　　一、理智德性：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实现知与行的完美统一 “理智德性”出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应于人灵魂中无逻各斯、逻各斯两部分，人具有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两种，前者通过习惯养成，后者需要经验和时间，“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习惯本身表明，道德德性的表现形式为人的现实实践活 动；理智德性尽管最终也会落实到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但其一开始是以知识的形式呈现，换言之，以知识作为指导的实践活动都与人的理智德性有关。与行为的重复性不同，理智德性的获得与经验、时间和教导密不可分，这在以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共产党先驱们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对有道德追求的人来说，理智德性必不可少。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拥有党员身份的存在，其理智德性全部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知识的获得，表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时间的累积中，中国共产党先驱们逐步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知识。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但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却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初中国共产党人获得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知识，而非真理性知识本身，如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苏俄的对华态度和政策、马克思生平等。事情的发展不止于此：1921 年，蔡和森所作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载于《新青年》杂志，瞿秋白记录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的文章《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刊于《晨报》，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在逐渐接触马克思著作的过程中、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相互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先驱们才慢慢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之下，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例如，为了认清革命斗 争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对中国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此外，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状况、对工人的看法、工人地位的论述，主动发展工人运动，将有能力的工人发展成为党员，甚至使其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尽管在某一时间段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足，对中国革命任务认识不清，但共产党人积极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认识，相互虚心请教，最终形成了对中国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全部的真理性知识，不仅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功检验了其真理性，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先驱们通过慢慢了解、相互研讨，将其运用到生活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反过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足够的理论吸引力、没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效果，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先驱们也不会被其深深折服，也不会将其视为真理性知识，更不会将其作为理想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到来。中国共产党先驱们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性知识，更是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和信仰。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转而深信只有科学才能为人们理解现实社会和未来社会提供方法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真理和所坚持的理想具有足够的科学依 据和强大的理论基础。在科学之下，人们才能预判未来，预判“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实则是在信仰科学，拒绝无知和迷信。科学的对立面是宗教，在古代人们大多热衷于对某种宗教的信仰，例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佛教中的“佛祖”。现代社会的出现告诉人们，宗教是一种迷信，只有科学才值得人们信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值得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依靠科学的、理性的逻辑力量而赢得全世界无产阶级信仰的。”从真理到理想的跨越和转变源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对知识的热爱和对中国命运的忧切，这种转变需要足够的内心驱动力。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性知识在中国共产党先驱们所处的时代情境下、在他们眼中就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就是反帝反封建的真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自身责任重大，急需真理性知识指导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上产生的极大效力，使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真理是一种确定的、现实的知识，理想则带有未来的色彩和相信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自己的理想。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依托，并非是空想或幻想。另一方面，人们对未来的期许和相信本身都构成人们实际生活的重要部分。理想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共产党先驱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也就在情理之中、水到渠成。真理与理想的结合是一种现实与未来的结合，更是一 种知识与行动的结合，它使行动有了可靠的知识指南，同时使行动有了强大的内心驱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在真理与理想的结合中，用实践改造着中国社会，实现着知与行的完美统一。

　　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共产党先驱们为学习榜样，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从形式看，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对真理的坚持和对理想的坚守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区别。但从内容上来看：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汲取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是从无到有，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获取是从少到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是从较牢固到更牢固；二是不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中国实际状况有所不同、任务不同，自然而然对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侧重点的关注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就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会在中国实践的不同要求下突出自己的重要内容，会随着在中国土地的慢慢着陆而展现出属于自己的更多真理性知识。总体上，不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性知识，都在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指引下，度过了每个人光荣的一生，都涵养和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应该拥有的理智德性。

　　二、幸福追求：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实现义与利的有机统一 幸福不必然是道德哲学讨论的话题，但它却是道德哲学 无法绕开的问题。一种生活化的诠释是，人们会讨论有关好人、坏人的话题，但不可避免的是，人们也会关心随后的好报、恶报的问题。好人、坏人对应道德哲学，好报、恶报则对应幸福。如果在社会中，好人没有好报、坏人没有恶报，相反好人引来恶报、坏人得到好报，那么好人本身就会被质疑。与此类似，如果道德并不导致幸福，那么道德本身在世俗者的眼中就会遭受拷问。这种“无法绕开”和“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由道德哲学的生活实践倾向所决定的。将义务感作为唯一行为动机的道德哲学家康德也不得不借用三条道德公设来丰满自己的道德理论，回应人们所关切的道德回报问题。道德哲学的讨论一开始是一种学理的讨论，但随后会演变成一种实践的讨论。单凭这一条，幸福必然成为许多伦理学家或道德哲学家关注的话题。不过在不同的道德哲学家眼里，幸福本身有不同的含义。亚里士多德将幸福作为人的目的或善，对他而言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沉思的生活。穆勒也同样将幸福视为所有人追求的目标，但在他那里，“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没有否认幸福的存在，没有拒绝将幸福视为个体、集体的追求对象。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先驱们树立了作为党员应树立的幸福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自从马克思重视“阶级”概念在理论中的作用，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对人这一主体有了更为全面的 认识。这不是对人所拥有的特征或附属物的认识，而是对人本身的广泛程度和划分情况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女权、童工、平民政治、民族解放是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关心的话题；其中的幸福主体包括女性、儿童、平民、民族。中国共产党在幸福的追求中，对“幸福”的主体有突破性的认识。封建社会的皇权贵族们也追求幸福，但他们追求的是地主阶级的幸福，特别是自己的幸福。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家或掌握国家机器的人所追求的幸福是资产阶级的幸福。与此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幸福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劳动者的幸福、无产阶级的幸福、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民众的幸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每一个人的幸福。如果追求幸福是追求利益，如果“人民”或“每一个人”与“义”、“道”等同，那么追求每一个人的幸福自然而然合乎道义。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幸福观——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实现着义与利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追求的具体内涵和现实意蕴，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所差异。在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取得了足够发展的情况下，幸福与“美好生活”等同。考虑到“幸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有差异的实际，“幸福”的另一个着重点在于消除“不均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幸福”与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等同；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追求幸福的 首要手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下，“幸福”与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利益相等同。推翻反动派的统治、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半殖民状态成为追求幸福的首要手段。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探讨了“劳动运动”问题，要求通过运动（即现在所谓的“游行”、“罢工”等）让劳动者的待遇有所提高，让劳动者获得一定程度的管理权。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追求不可能一步完成或一蹴而就。当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视为幸福的主体时，这本身就已表明，这样的幸福追求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也需要划定在不同历史阶段，追求幸福所内含的不同任务。幸福内涵在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差异并没有抹杀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核心本质的一致性。人民幸福只能分阶段实现，人民首先要获得解放，而后满足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最后是地区均衡的实现，其顺序贯穿着建党之后的整个中国社会实践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与人民之间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追求的两翼，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追求之中。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创造良好的国家环境，提供有力的国家支撑。在当今以国家为基本构成的世界之中，国家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强大后盾，是防 范外部不友好者制裁、侵犯的有力武器。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妨碍中国人民的幸福诉求。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幸福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任何民族共同体的背后是鲜活的个人，以及由鲜活的个人组成的交往团体，个人和团体形成文化和政治组织。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民的幸福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之际便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之时。要注意，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追求以中国为视野，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主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抛弃世界视野，拒绝完成全人类的幸福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人民的角度看待国家，以国家的角度看待世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受尽国际帝国主义的凌辱，受尽各地区军阀的剥削，广大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代表。也是在那个时期，帝国主义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开辟殖民地，使许多国家和民族受到殖民剥削。这就决定了在当时情境之下，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在一国之内关心人民，在世界之内关心本国状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引领下，在未来实现充分发展后必定会关心全人类，关心世界各个角落之中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无产者。

　　三、勇敢品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实现生与死的辩证统一 在柏拉图那里，勇敢作为一种灵魂的德性或品质与智慧、节制并列，为城邦护卫者所有。柏拉图对勇敢品质的重视说 明，在一个人身上和在一个国家之中，这种品质的不可或缺。对此，亚里士多德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内心恐惧的人在行动上怯懦，信心过度的人总是行为鲁莽，勇敢的人处在怯懦的人与鲁莽的人之间。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特别指明，勇敢常见于战场，时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作为一个地下党和革命党，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扼杀，在日后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