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意蕴

何 莉，韩智伟

(1.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2.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长春130024)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一定文明的真实写照，而不同性质的社会发展有着别样的文明底色和基调，也决定了所属国家、民族的一定历史时代的整体面貌。处在21世纪的历史脉络和时代场域中，为了破解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较窄的社会限度及发展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把握现代性的发展脉络和规律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人类文明的理论表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观和现代化道路模式，改写了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文明的演进逻辑和谱系，在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上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旧文明向新文明的历史转向和迁移，重塑了21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的新格局、奋斗主题和时代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表述和新论断，凝成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集中概括和最新阐释，赋予了“五大文明”统合发展和具有整体统一指向性的价值追求的新文明内涵和实践理路，突破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旧文明格局，彰显了对人类命运的开解以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生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通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承载着人类文明走向美好未来的历史重任，重塑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文明的新格局和主题叙事，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开启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新文明叙事和发展轨迹，标志着21世纪文明的“轴心时代”正在由西方向东方发生迁移，为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架构了新文明的基本范式和格局，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在自我展开的实践过程中积极呈现面向现实和未来的进步意义。

文明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现象，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总体开化和进步的状态。人类文明从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内在的原则立场，因而不同的社会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文明样态，进而折射出不同的文明逻辑和底色。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给予了极为透彻的深刻洞见和审视，在深刻批判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固有弊端和边界的基础上，不仅阐明了人类文明的存在、变迁以及突破是一种进步意义的状态，也为架构人类文明的新走向和发展趋势等奠定了科学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石。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已然具备了承担人类社会走向及其前途命运的历史使命，在世界历史场域中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有效解决了全球治理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上的意义建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现代文明的基因序列中垦凿出来的一种摆脱资本逻辑宰制的全新文明范式，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及资产阶级文明语境对人类社会历史长达五百多年之久的垄断格局，赋予了“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质，呈现出一种向上性跃迁和发展的新文明范式。另一方面，站在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内涵、基本构件和演进逻辑，不断呈现出自我更新、自我突破以及持续推进与发展的新特质，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把人类文明带入历史正轨的使命担当，在世界历史性意义上呈现出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新发展格局。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表述和重大时代论断，是在继承已有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实践成果基础之上的新文明范式，从根本上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旧形态，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进程和旧格局，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文明的主题叙事和历史走向，彰显了对人类命运的开解和价值关怀。

(一)文明术语及其通常意义上的指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蕴含着极为深刻的严整性，从其问世一百多年来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具有独特的理论意蕴和价值旨归。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概念及其材料的梳理情况来看，尽管他们从来都没有给文明下过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定义，但这不代表他们并不关注文明，相反却在大量文献中潜藏着两位经典作家对文明的极为深邃的笔耕和见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恩格斯晚年在《自然辩证法》中也间接地阐述了“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可见，在对文明术语的使用上，马克思、恩格斯大体上是在进步意义上使用的，因而可将文明归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开化和发展的状态和程度。从人类文明的演进逻辑来看，文明有着“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的序列展开和历史脉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判断一个时代变革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现代文明起源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由于资产阶级完成了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实践历史性转向，使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明本身成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产物。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了“绝对力量”，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迈向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步伐，终结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资本主义文明进而成了人类文明史范畴的主要形态，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中。由此观之，文明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文明通常指涉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特定的文明形态，但他们对文明的理解也并不局限于此，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5]。两位经典作家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重大论断，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以财富为唯一目的”的较窄的社会内容和限度的固有弊端，科学论证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烛照下的人的解放诉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为人类迈向更高文明形态和发展状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导引和行动指南。

(二)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社会限度及其历史局限性

事实上，进步仅是对文明的一种属性或状态的描述，并不全然代表所有的文明及其发展状况一定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业革命的兴起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推动了旧的社会形式从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神学和自然无序发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一定程度上的文明的进步以及对现代政治意识、理念等传播，在历史上曾起到过革命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就一定是现代文明的“历史终结”或最终写照。究其根本而言，现代文明是资本逻辑运作的产物，它以追求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和指向，是以牺牲人民利益而服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因而其解放的只是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本身，而不是整个“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就决定了它对待其他一切事物的基本态度。这种文明模式本身孕育了与历史进步相悖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处于难以调和的矛盾中，产生了一种将其退回到野蛮状态的因素和条件。此外，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分工和私有制也加快了现代性的成长速度和规模，越发突显了资本主义文明及其政治制度的弊端，因而不能将其认定为是历史进步的一般趋势和合理状态，即资本文明难以克服自身的症结。正是在批判、反思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限度及其历史局限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人类史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终将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反题而言的，是在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变革中作出的科学预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逻辑及其优越性

人类文明是进步意义的社会状态和现象，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和钳制，折射了一定时空视域下人类的全部文明基因、族群色彩和个体形态。对人类文明形态的考察和认识，要在进步意义的视域上切实关照人类文明不断趋于完善的实践理路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呈现种种反人类和反人道的异化状态。在现代性的文明视域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文明是以人民立场为建构原则和指导依据的社会形态，从一开始就担负起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历史重任，不断推动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促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转化为具体化的现实理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迈向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是一个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的艰难孕育过程。自近代工业革命以降，中华民族被迫性地卷入到了资本主义所开创的现代性的世界历史之中，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改变，致使中华文明一度遭受“文明蒙尘”的失范以及深度解构等危机。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以及政治力量都曾先后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未能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依附”状态。归根结底而言，中国的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等都没有能力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难以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潮流以及具有变革社会性质的能力，致使在现代性及其内在支配关系上难以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无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先进力量。而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了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相结合，历史实践性地建立起了一种本质联系，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前途命运乃至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纵观21世纪的世界格局和时代走向，中国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华丽地向世界中心迁移，在世界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上实现了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相划界，在世界历史意义上重塑了人类文明的新格局和基本框架。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担当、有责任去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走向，有效解决全球治理和世界性的现代化难题，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从而塑造和引领了人类的时代精神，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进步是衡量人类文明及其重大变革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文明社会的测量器。在21世纪的历史脉络和时代场域中，人类社会的全部生活内容并未脱离现代性的过程和一般趋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也并未脱离客观规律以及超越这个时代本身的范畴，而是在把握现代性和世界历史的总趋势中变革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开创了一种合乎逻辑和发展规律的新文明范式，具有原则高度和世界历史双重意蕴的重大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术语革命、特质和价值旨归，实现了当代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迁和历史性超越，是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新诠释和创造性发展，促进了当代中国从“文明大国”向“文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和转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回应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与发展的实践诉求。站在21世纪的历史方位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论断并未超出现代性的边界和演进逻辑，而是在“两种制度”并存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一种全新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遵循了延宕至今的世界历史阶梯性递进的演进规律，突破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受到以资本逻辑为钳制的单一发展模式和虚假观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时代特征，推动了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叙事理路。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通路，合理驾驭和超越了资本逻辑及其力量追求价值增殖的现代本性，推动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之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追求物质财富为增殖过程和旨归的“单向度”现代化，由于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必然会呈现出物奴性、资本拜物教、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等“现代性困境”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症候，给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诸多难解的问题。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生成和实践发展，是合乎规律和合乎逻辑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新道路，在不断修正资本逻辑、抑制资本的社会效应的过程中，成功破解了以西方资本逻辑为中心、两极分化以及对外殖民掠夺等痼疾，开创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和谐共生的新文明理路。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中剥离了资本逻辑的异化形式，有效把握了资本的特质和行为规律，激活和利用了资本逻辑促进经济发展的本质力量，驾驭和引导了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发挥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让资本的魔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框架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有效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通路，因而在本质规定上必然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道路。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双重意义上的新文明。从民族性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成长特性与发展轨迹不断促使各民族寻求自我突破与超越，呈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开解以及科学的行进路向。从世界性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势必要以突破狭隘的、地域的限制和不平衡的“依附”关系为钳制的世界旧格局，这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和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全新选择。可以说，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交织融合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彰显了不同文明之间具体生发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又引领了不同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整体统一性追求和发展趋向，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探索合乎规律和合乎逻辑相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和卓越贡献。

最后，烛照人类解放视域下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与文明发展程度的内在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是探索和寻求“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新文明，是不断向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进行跃迁的社会形态，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观，消解了“外部事实”的强制性制约，逐步实现了“人向自身和社会的复归”的状态，不断朝着自由王国迈进。站在人类社会的原则高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本质上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文明，通过完善和健全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以及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等，不仅变革了个人受到资本和理性范畴的双重统治的旧文明，呈现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关注与追求，而且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奠定了坚实的保障基石，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与文明发展程度的内在一致，成为当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趋势。

人类文明是历史实践性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地域和文化共同体下凝成了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的总体反映和观照，承载着人类最本质、最深层次和最高指向上的价值追求。纵览党的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明探索，正是在21世纪人类文明实践发展及其观念建构等长期受到资本逻辑宰制的历史、思想和行动等困境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写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现代性的“西方中心论”和社会发展限度，展现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明范式。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式并存中提出来的，其底色和哲学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凝成着“五大文明”的综合平衡发展和整体统一指向性的价值追求，不仅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探索人类文明观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石，而且也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和有益探索，推动了当代中国不断从“文明大国”向“文明强国”的历史性跃迁。

(一)“五大文明”是统合发展的“整体性的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论断是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全新视角，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开启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理路和新进程，正逐步从文明边缘向文明轴心发生迁移。从本质特征和现实展开情况等维度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由于自身过于狭窄的社会限度和边界，必然要以牺牲其他领域的文明为巨大代价来换取物质经济领域的极大丰富和显著成就，这势必会造成人的生存境遇陷入资本与理性的双重统治中，呈现出“颠倒的世界”和“个人受抽象的统治”的现实境遇，给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难题。与资本主义文明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五大文明”统合发展的结构机理，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之间不是碎片化、单向度的发展结构和脉络，而是既有侧重、又凝成一体，处于同频共振、协调发展的运行轨迹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积极推动各领域、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引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孕育过程和发展路向。其一，“五大文明”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叙事主题中生成并确立的。“五大文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乎逻辑和发展规律的实践路向，凝聚了中华民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向心力和感召力。其中，物质文明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基本的经济制度以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活动。政治文明注重现代化政治制度建设、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政治观念觉醒等政治领域。精神文明涉及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精神引领等为导向的文化领域。社会文明特指生活于其中的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社会关系方面，体现了文明社会一定的人文素养以及社会和谐的稳定程度，主要侧重于狭义上的社会关系。生态文明注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侧重于生态领域。“五大文明”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概括和理论升华，在世界历史语境中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其二，“五大文明”体现了并联式发展的逻辑向度，在相互关照中不断得以兼容并蓄、求得自身的丰富和圆融。“五大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分别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精神支撑、和谐关系和环境安全，呈现出对现代意义的人类文明的合理建构和定向发展。从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和意义向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引领了“五大文明”的主题叙事和实践路向，变革了以追求财富为单一内容和目标指向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开创了人类社会及其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发展的新理路和新进程。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不再是寻求对物质文明的单一化发展，抑或是以逐利多少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在“以人为本”的逻辑向度中构筑全方位、多领域的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的新文明范式。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五大文明”为基本构件和要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丰沃滋养下生成、涵育和发展起来，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来的一种新文明的建构范式，从根上遏制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性发展的旧文明模式，实现了在世界历史境遇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具体性、实践性展开，从而引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走向。

(二)“五大文明”是具有整体统一指向性的崭新文明

“五大文明”是以统合推进、均衡发展为整体统一性价值诉求的新文明范式，摒弃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旧范式，塑造和引领了人类文明的时代精神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从发展序列和价值指向来看，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尽管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现代性的发展和现代文明奠定了基本的结构框架和发展模式，但其较窄的社会限度、单一的发展模式和野蛮本性必然会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和潮流。与资本主义文明截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了一种全方位发展的新范式，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其本身也是一种具有高度涵化力的新文明，有着自我更新、修复和完善的内驱力，具有高度统一的价值旨归和实践路向，从根本上夯实了“五大文明”的地基和底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实现了对旧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反思和实践性超越。首先，“五大文明”形构于“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起了一种本质联系。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内生性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五大文明”统合发展的“整体性的文明”，引领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普遍发展的历史叙事和重大变革。其次，“五大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的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全新范式的架构，根植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定向，是在“走自己的路”的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来的新文明的主题叙事和价值旨归，实现了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再次，“五大文明”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的整体发展和实践路向。“五大文明”是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意义创造和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再深化，有助于破解区域、城乡、结构、要素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注重对人们美好生活质量的提升，促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乃至实现共同富裕，达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的高度统一。最后，“五大文明”也加快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变迁。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旧文明已然无法有效把握和左右现代性的发展轨迹，而要想实现重大变革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已开始建立起了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本质联系，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局限性的突破，为人类文明的新格局和时代走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道路”的当代形态，它不是对既有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延续和现代化发展图式的复制或翻版，而是通过“走自己的路”来实现一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伟大变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特别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6]党的二十大报告又着眼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扩容和架构了以“五大特征”“九条本质要求”“五条重大原则”等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核心任务。其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7]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指向，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前瞻考量，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科学把握了21世纪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时代走向，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促进了人类文明向更高文明阶段的演进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赋予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契合了当代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和世界总体发展趋势，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追求，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为探索人类文明的新路径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中华民族能够再次行进在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前列，引领人类文明的时代走向。

(一)开创了一条“走自己的路”的现代化进程的全新范式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道路问题，应当取决于“走自己的路”的发展轨迹，而不是将其限定在“一般发展道路”的抽象普遍之中，这是遵循“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8]文明逻辑的定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以实现民族复兴为贯穿社会历史进程的历史逻辑和“走自己路”的实践逻辑的三者一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实践探索中致力于走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奋斗主题和实践理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基于“两个没有变”的国情和世情的现代化之路，是中国道路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形态，不仅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及其行进轨迹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推进。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理路定向，形成于毛泽东提出的“走自己的路”的开创和奠基，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和扩展，再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继往开来，体现了“走自己的路”是“中国道路”的意义创造，告别了“西方中心论”的领跑道路，向世界宣告了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和实践理路。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翻版和复刻，中国式现代化是统筹全局、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推进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社会—历史”的逻辑定向，促使现代性走向了科学的正轨和行进路线，开创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复合型的现代性文明模式，深化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的现代化之路，符合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和一般规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通过“走自己路”来完成的现代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实现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的实践路向，摆脱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抽象同一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文明新范式，有力地关照了现代文明及其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行进方向，也为人类文明的创造与实践奠定了融通发展的新格局和叙事理路。

(二)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下，现代化发展进程已然成为衡量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尺和测量器。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为整个世界历史架构了一种单向度的社会文明和现代化道路，究其实质而言是资本逐利或价值增殖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向外进行扩张和掠夺的外向型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细胞裂变”的生发过程。发达国家凭借原始资本积累、政治经济制度、先进军事力量以及现代意识觉醒等，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所谓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文明社会的实践建设及观念建构不是由内向外的实践历史性地生成和发展的，这就不仅造成了各个领域的“低开发”的现状，而且被迫纳入到了这种单向度的文明轨迹之中，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丧失了自我的主体人格、权利和利益等的占有，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地带之中，呈现出文明的畸形现状和反人道的现代化实践发展。

尽管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属于人类历史进程的范畴，但二者所走的道路却是截然不同的。发展至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依旧无法彻底解决自我固有的阶级对抗性矛盾和较窄的社会限度，给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难解的困惑。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独立自主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凭借以压缩时空的速度和规模创造了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等中国奇迹，在总体上展现了独立自主发展、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之路，在深层次上消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或“赤字”，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和实践发展，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实践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自主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从根本上打破了以西方文明主宰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之路，推动发展中国家通过叠加发展的优势来缩短实现现代化所用的时间和步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走自己路”的现代化道路的新模式，扬弃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外向型发展的旧版本，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和价值指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了普遍意义的价值追求，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为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崛起架设了一条科学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三)引领了一种建立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总体上呈现出向上跃迁的发展趋势，通过走现代化之路来变革旧社会形态，在对人类命运的开解中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在整体统一性和趋向性的结构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及其文化的自觉，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文明格局。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其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西方文明所强调的“唯一道路”的现代化，而是以多元化和同一性相结合的现代化之路来构筑世界意义的新文明，将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本国具体国情以及所选择的道路模式作为普遍依据和原则，凝成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局部上的多元化发展和在整体上的同向发展，以此实现二者的同频共振和共同促进。可以说，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站在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上观照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新文明范式，彻底改写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和趋势，解构了以资本逐利为本质的单向度文明的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共创世界文明新图景、实现全人类解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一，坚持“以人文本”的理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则立场。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固有的阶级矛盾及“对抗性”特质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关乎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新文明，人类文明成果是惠及全人类的，而不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和特权，从根本上消解了贫富分化、中等收入陷阱、人权漠视以及社会矛盾等一系列日益激化的社会难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进步，使追求美好生活成为全人类共同奋斗的价值体认和实践主题。其二，重塑了人类文明的新格局和奋斗主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实现了人类文明在21世纪的时代走向的重大转折，向世界宣告了和衷共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出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新文明格局，拒绝用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处理国际争端和事务，不断消除异质文明之间的隔阂，使中国同世界各国、各民族一道走向现代化、迈进人类新文明，共创人类美好新未来。其三，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改写了人类发展的主题和叙事理路，其存在方式并不是要消弭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抑或对文明作出高低、优劣等差别对待，而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世界各民族文明达成同一性的价值追求，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融贯发展中消除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的狭隘偏见，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引领的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新文明，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和国际事务提供了普遍根据和原则，促使人类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彰显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建设，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景，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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