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蓝长龙，黄 勤

（1.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2.南宁师范大学 旅游与文化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群际接触理论或接触假说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界为解决群际关系问题而提出的一套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是改善群际关系最有效的策略之一，而减少群际偏见的主要方式是群体在最佳条件下进行接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 Allport）提出族际接触的最优条件是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和制度支持等[1]。群际接触方式主要包括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扩展性接触、想象接触、替代接触和模拟接触，后四种接触假设属于间接群际接触假设，其与直接接触在降低群际偏见的作用中差异不大。群际接触与族际关系之间不只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中介变量来间接作用于族际关系。

国家将增进族际交往视作促进民族关系的基本路径，力图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为民族团结构筑牢固的社会基础[2]13。群际接触理论集中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交往对群际关系的影响，被公认为是改善群际最有效的策略之一[3]。高甲布努瑶歌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布努瑶用方块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其文本是一份手抄唱本，唱本中本没有歌名，后定名为《广西高甲壮语瑶歌》。因这些瑶歌主要流传于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甲一带，当地习惯称为 “高甲瑶歌” 。其底本现存于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经过初步梳理，该文本一共有十篇18 022句歌行，脱口而出的歌词内容大多源自于瑶族对族际交往经历的回忆、对生产生活的思考以及对跨文化交流的感知等。根据文本中提到 “康熙” “道光” “安定” “永顺” “都安” 等词语可推测出高甲布努瑶歌可能成形于清末民初。揆诸学者的研究成果，虽在相关论著中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有一定考量，但对民间口承文献中的民族关系史进行过专题研究的较少，有关高甲布努瑶歌的学术成果至今仍付阙如。基于此，本文拟以高甲布努瑶歌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历时性角度梳理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空间环境的形成及特征，再以群际接触理论为支撑探究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及启示。

壮族是桂西北的固有民族，主要来源于百越中西瓯、骆越两大部分。史书中对桂西北壮族先民的活动多有记载，如南宋李曾伯的《可斋杂稿》卷十七载：
“在宜州，则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义效、撞丁共九千余人。” 《元史》卷五十一载：
“至正十一年，广西庆远府有异禽双飞，见于述昆乡，飞鸟千百随之，盖凤凰云。其一飞去，其一留止者，为僮人射死。” 桂西北地区的壮族自称 “布蛮” “布壮” “布雅” “布浓（布土）” “布衣” 等，所以在高甲布努瑶歌第七篇中把壮语称为 “土话” （va6to3）和 “蛮话” （va6ma:n2）。地名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为了便于生产生活和开展社会交往而为地物或空间地域命名的名称。在高甲布努瑶歌中，与壮族有关的地名比比皆是，如pja1ɕɯ2（大明山）、pja1kjou3iːn5（九烟山）、ta6ka:t7mat7（甲门河）、ta6ho2ɕi2（河池河）、luːk8kin5θiŋ2（金城谷）、ɹoŋ6ɹai2（长峒）、ɹoŋ6la3（下峒）、na2ki:u³tan6（九顿田）、ba:n3ki:u3ɹin1（石头村）、həɯ1ɕa:i2（才圩）、həɯ1θaːn1vaŋ2（三王圩）、həɯ1la3li6（拉利圩）、həɯ1ka:u1liŋ4（高岭圩）等。作为桂西北的土著居民，史料记载的内容与高甲布努瑶歌中出现的壮语地名都说明了壮族及先民从古至今均广泛分布在当地繁衍生息。

进入桂西北地区定居的汉族自称 “客边人” ，壮人称他们为 “湖广佬” 。在高甲布努瑶歌中，对汉族的称谓有pu4kun1（布坤）和ha:k7（客）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部分楚国人进入桂东北与壮侗语族先民杂居，而汉族先民大规模进入广西始于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谪徙五十万人到桂林、南海和象郡戍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4]就地屯垦的戍卒以及因战乱、经商、贬谪而陆续南下落籍者可以说是史料记载最早迁来广西的汉族。都安九渡乡九如东汉墓群位于刁江之滨，出土器物主要有柄式三足铜焦壶、陶屋和陶罐等，从器物风格上可判断出墓主人可能是汉族或汉化较深的壮侗语族先民，说明远至东汉时期汉族或汉文化就已通过刁江进入或传入高甲周边地区。秦汉之后，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均有汉族进入桂西北的记载，直至清末，从别的省份迁入桂西北地区的汉族有增无减，如（民国）《天河县志》中记载光绪三十年统计的人口数量比康熙年间多出数十倍。就都安县汉族而言，据各姓家谱、族谱记载，多数是清朝年间从四川、贵州、湖南、广东等地而来，生活在都安西北部的七百弄、板升、隆福、下坳、板岭、三只羊等地的汉族以操西南官话为主，而聚居在刁江沿岸的客家人则操客家话（麻介话）。因汉族进入都安定居者颇多，所以在高甲布努瑶歌第七篇中提到 “你家在都安，天天讲汉话” ，这里的汉话指的是西南官话。此外，在高甲布努瑶歌第一篇中还提到 “pu4kun1jɯ5tak7θiŋ5” （汉人住德胜），德胜今属河池市宜州区管辖，在唐、宋时为羁縻琳州地，明洪武二十八年设德胜巡检司，永乐六年设守御千户所，清康熙年间设为宜山县丞署，雍正七年设庆远府同知署，光绪年间划为古阳乡上青里，民国初年设德胜民团局，因有汉族官兵在德胜驻守或屯田或退役后定居下来，所以此地应有不少汉族。

宋代有一定数量的瑶族向两广迁徙，部分瑶族甚至进入桂西北[5]6。到了元代，桂西北地区的部分瑶族成为屯田的 “屯兵” ，如《元史·卷一百·志第四十八》载：
“成宗大德二年，黄圣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洞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 明清以降，广西已成为瑶族人口较多的地区，与壮侗语族民族交错杂居，并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如《明史·广西土司列传一》载：
“广西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县者，所在蔓衍。” 《广西通志》卷二百七十八载：
“思恩县（治今环江）瑶，居五十二峒及仪凤、茆滩、上中下疃之间。”[6]《清史稿》卷五百十六载：
“瑶、僮多于汉人十倍。” （道光）《庆远府志》卷三中也多有 “河池猺獞” “东兰猺” 的记载。都安境内部分瑶族口述家谱资料显示，其先民约于明代初期从邻近的东兰、环江、河池（现金城江区）、宜州等地陆续迁入，最早定居下来的有蓝、蒙、罗等姓，之后有一部分瑶族迁往马山、大化和平果等地定居。史料记载的瑶族分布情况与口述家谱内容大致可互相印证。目前都安境内的瑶族主要集中于拉烈、九渡、大兴、永安、下坳、三只羊等乡镇的部分山㟖，所以瑶族也与山区壮族一样自称为 “布㟖” ，即居住在山㟖里的人。高甲布努瑶歌中分别出现 “思恩” （θɯ¹ an¹）、 “庆远” （kiŋ³ ju:n6）、 “我来自东兰” （te:n2tou1jɯ5toŋ1la:n2）等词语，说明瑶族散居在桂西北各地且时有迁徙，族内交往仍然密切。

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表现为族内小聚居和族际大杂居两种类型。壮族是稻作农业民族，依水而居，其村寨大多坐落在丘陵平坝和河谷平原；
汉族则主要聚居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圩场或者朝廷设置的军事重镇；
瑶族依山而居，以耕山为主，形成了 “无山不有瑶” 的分布格局，自称为 “布㟖” ，可以说 “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瑶族占山头” 。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7]，也就是说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会受到时空环境的影响。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空间环境，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

结合群际接触理论与高甲布努瑶歌的内容，可以发现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有以下中介变量：

（一）依存关系

心理学家谢里夫（M. Sherif）认为， “群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群体间的态度和行为转变起直接调节关系。”[8]依存关系的建立与群体间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合作与竞争的性质有关，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直接影响群体间接触机会的发生，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相似有利于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在合作的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接触机会，并提升群体间的吸引力从而拥有相互依存的社会条件。因居住环境、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等各有特点，所以桂西北各民族在商贸交往上形成了互通有无的依存（合作）关系。高甲布努瑶歌第五篇唱词中提到瑶族女孩子从小就向家中长辈学习传统手艺，她们在农闲时期纺纱织布和染布缝衣，布料多系自种棉花纺织而成。因瑶族尚青、蓝、红、白、绿等色，所以瑶族妇女会使用蓝靛、薯莨等植物染色作衣，在满足自家使用之后，瑶族也把土布以及制成的服饰拿到圩场卖给汉族商贩，再从圩场买回绸缎、针、刀具等用品。清朝雍正年间，都安境内就已有手工绵纸生产，清末民初最为鼎盛，当时境内造纸户有千余户。高岭是都安境内重要的绵纸生产基地之一，第十篇唱词中提到去高岭买楮树皮来造纸以及男女双方有意合伙做生意，说明当地部分瑶族已掌握了传统造纸技术并参与到都安当地的绵纸产业当中。不少圩场有汉族开办的店铺，如高甲布努瑶歌第六篇中就提到 “kun1ko5θoŋ2ɹan2ti:n5” （汉人站店铺），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时期已有一些汉族商贩进入高甲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贸易活动。族际贸易交往方式主要有以物易物和货币交换两种形式，瑶族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多由汉族商贩运来，而汉族商贩会把收购到的瑶族土特产运到各圩场售卖。相互依存关系的建立增强了桂西北各民族成员对彼此社会地位相似性和文化内核共同性的感知，从而有效促进群际关系的改善以及推动文化的融合。

（二）群际互动

高甲周边地区的瑶族主要居住在山㟖里面，再加上历代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所以瑶族与其他民族的一般性接触不足以促进群际关系，反而可能加剧对外群体的偏见和厌恶，如在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第三篇中唱道：
“瓦屋镶金子，白让官军住；
朋友扛枪来，官军跑不及。” 官军掠夺瑶族房产并与之发生冲突会形成内群体偏见，即瑶族排斥外群体并对其他民族产生消极的刻板印象。如果人们对某个群体形成很多消极的刻板印象并将之固定化，则会使人们对该群体的偏见合理化，这会导致消极的群体关系[9]。历史上，都安境内的瑶族基本上实行族内婚[5]72，如第六篇唱词唱道：
“想结交商贩，怕感情不长。” 择偶时想与汉族商贩谈情，但又怕感情不稳定，瑶族以族内婚为主的原因之一应该与群体间态度上的偏见以及行为上的歧视有关。

作为刀耕火种的山地游耕农业民族，长期的迁徙以及独特的岭南山地生态也模塑出瑶族勤劳俭朴、坚韧不拔和包容吸纳的民族性格，为族际文化交流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虽然历代统治阶级推行的 “分而治之” 和 “以夷制夷” 政策离间了民族关系，造成民族之间出现隔阂和互相歧视的现象，但迁入桂西北的汉族以经商、躲避战乱及自然灾荒者居多，因壮、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均是农业民族，情感上容易沟通交流，所以瑶族也不会过多排斥与壮汉两族老百姓的交往及跨文化交流，如第六篇唱词中唱道：
“汉人站店铺，见面送礼品。” 部分瑶族还乐于学习壮语和汉语，如第六篇唱本中唱道：
“汉话你也懂，壮话你也熟。” 群际互动行为的产生主要受族群内部结构特点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群体间各要素的差异会形成相应的互动场域，进而出现清末民初桂西北各民族在多种场合中的博弈和合作。

（三）群际情绪

焦虑（anxiety）与共情（empathy）均是接触效应的重要中介变量，也是群际接触过程中两种相异的典型情绪反应。焦虑是群际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而共情则是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情绪[2]20。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在进行群际接触的过程中，焦虑、愤怒以及感知威胁等负性情绪的产生源自于地方土官制造的群体间消极的群际接触，如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第三篇唱词中提到的官军掠夺瑶族房产一事，以及第七篇唱词中提到土官驱赶瑶族一事等。第七篇唱词里唱道：
“大官出文告，让咱去会垌；
不久咱成群，这平地丢荒。” 被迫丢下家园而迁往他处尽显瑶族的无奈与愤怒，对族际交往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任何多样化、分层的社会系统的核心，都存在着对少数群体刻意的剥削及其带来的各种经济、性别、政治、地位的收益[10]。

积极情绪的基本特征是共情、快乐、钦佩等，其作用是增强群体间共享的人性与命运的感知，提高个体通过扩张自我意识去接纳外群体[8]，进而改善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积极的评价。族群人口的增长势必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产生影响，但部分瑶族站在外群体的立场上去体会汉族老百姓的不易时，也会对汉族展现出包容性的行为，如第九篇唱词中唱道：
“瑶仔与汉仔，长大去哪住；
瑶仔与汉仔，长大共相处。” 对外群体产生共情有助于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并建立起跨群体的友谊。钦佩也是群际接触中所能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之一[11]。为了反抗清末土官的反动统治，都安及附近各县的壮、瑶等民族被迫发动了数次联合大起义，其中影响范围比较大的有清咸丰年间张曜、王秀球等人领导壮族人民攻打安定司衙[12]。第七篇唱词对此有所记叙：
“秀球和张曜，争着当皇帝；
张曜真勇猛，用铜来铸剑。” 把壮族反抗土司的斗争编入歌谣当中，说明瑶族钦佩壮族勇于反抗压迫和抵御强暴的斗争，对同遭土司压迫的壮族产生共情。

（四）群际认知

群际认知主要指群体间对各自信息的习得。在群际接触中增加对外群体信息的习得有助于内群体更深入地了解外群体，进而逐渐减少群际隔阂和改善群际关系。通过分析高甲布努瑶歌文本内容，可以发现瑶族对外群体的信息习得主要有三个渠道，分别为圩场、歌圩和学塾。经济与文化交往的动力驱使着桂西北各民族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出羊肠小道，把山㟖、水田、畲地、平峒与河道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交通网络，道路的交叉点、河谷、平坝及河流码头往往会成为商品交流的集散地。壮、布依和毛南等壮侗语族民族把贸易点称为həɯ1（圩），分布在高甲周边地区的圩场有庆远圩、龙头圩、高岭圩、才圩等，其圩期为三天一圩，来此赶圩的人大多来自附近村庄或山㟖的壮族和瑶族，交际时以操壮语为主，瑶语次之，外来客商或路过旅客则操西南官话。瑶族也有对歌的习俗，如第一篇唱词唱道：
“客来未坐定，先唱歌猜谜；
聚四方歌友，用歌猜新谜。” 都安境内的壮瑶歌会几乎每逢传统节日都举行，届时壮、瑶族男女青年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赶到传统歌会地点列阵对歌，日落方止[13]710。对歌有利于壮族和瑶族互相交流信息。明代，以宣传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塾开始在都安地区兴办；
到了清道光年间，安定司和永定长官司分别于司域内创办孔孟私塾；
尔后，地苏、高岭、都阳等地陆续自行聘请先生开馆设塾施教，各塾馆有大馆、中馆、小馆三等之分；
光绪三十年永定长官司增办宜州、京口、川花、四甲等学堂，之后各土司又分别在安定、高岭、地苏等地创办小学堂。至宣统二年，都安地区共计有两等小学堂6所，初等小学堂14所[13]656。群际认知渠道的拓展让瑶族有机会重新审视外群体成员，以及发现自身与外群体的相似性，为建立新的群际关系创造条件。

群际接触就是一个依存关系建立、族际认知增进、情感联系产生、行为模式改变和内群体再评价相结合的动态过程。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积极的群际接触有助于改善群际关系，消极的群际接触会造成群际关系的恶化，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强于正面影响。群际接触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以及族际文化的交流交融，但无法消弭族际之间的文化差异、共同目标的整合以及资源分配等问题。相似的社会地位是群际接触中建立依存关系和推动族际互动的前提条件，但不能从法理上保证清末民初时期桂西北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杜绝歧视行为的存在。语言使用模式可以直接影响群际接触的条件，而二语习得过程会促使内群体对外群体文化产生接触、接受、理解和移情反应等情况。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途径。交往就是促进族际接触与互动，交流就是增进族际理解和消除偏见，交融就是化解族际矛盾达成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过程与群际接触理论的逻辑预设完全吻合[2]22。在高甲布努瑶歌文本中，清末民初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对新时代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有如下几点：

第一，与时俱进健全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法律体系是确保民族平等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在宪法、民族法和其他法律等三个层面上较好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但客观上还存在一些缺陷，如相关法律法规缺少对少数民族妇女受到多重歧视的关注、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层级低于保障自治区内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禁止民族歧视的规定缺少详细的责任条款和救济措施等。接触群体的平等地位以及法律对群际接触的支持均是促成积极接触的最优条件，因此，需要制定散居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法，使之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分别规制城市散居少数民族和聚居少数民族的权益，在消除民族歧视立法中不仅要加入女性主义视角，还要适当增加详细的责任条款和救济措施[14]。只有健全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才能有效推动少数民族事务实现依法治理，从而保证各少数民族群体实质权利和实质平等的实现。

第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民族语言文字并举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环节。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群际接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相通利于互有往来，频繁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友谊形成促进交流交融。少数民族群众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融入社会都有利，还有助于增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族际互动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中华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而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之一，科学保护民族语言文字既可以坚定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又可以让各族人民在民族文化互鉴交融中认同中华文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补性功能有助于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促进民族团结的语言桥梁。

第三，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持续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要求。共同目标与群际合作是促成积极接触的两个最优条件，通过群际合作达成共同目标对于持续推动积极的群际接触非常重要。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凝聚了各族人民最深切的期盼，而共同目标的实现需要各民族人民在交往中相互尊重与建立合作关系，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与促进族际认知，在交融中增强共同性和缩小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调动各民族特有的禀赋和优势来扎实推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享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又有助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避免因族际利益竞争和资源分配不均而出现民族矛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基本动力，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是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要求，两者具有相辅相成与互利共生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四，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是推动和保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谢里夫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群际接触发生的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14。从社会空间学的角度上来看，一切社会活动的开展都需要空间基础的支撑，空间环境影响着群际互动的频度、交流的深度与交融的稳定度。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适用于城镇地区和乡村地区，其意义在于通过蕴含情感性与凝聚性的特定居住空间互嵌来实现各民族在结构、制度、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交融共生。对于如何建设互嵌式社区及其相关类型，国内学者多从社区治理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如互嵌式社区初步建成之后如何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
如何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族际接触的最优条件来确保民族互嵌的发展对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各种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村寨与社区，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如何联合作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等。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以及民族团结示范区，需要从问题的本身去思考解决之道。

民族古籍是少数民族文化成果的体现[15]。作为重要的民间口承文献，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内容为世人展现出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众在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人文环境中相互融合渗透的历史图景。从群际接触理论的角度分析，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有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两种情况。群际接触可以通过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群际认知等中介变量来减少偏见和改善族际关系，但群际接触促进民族关系仍然存在限度，封建制度性支持因素、群体地位不平等以及资源竞争因素引发了内群体的焦虑、愤怒和防御等负面情绪，对族群关系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在当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中，瑶族民间口承文献中的一些历史经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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