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亚马孙“采掘保留地”的发展研究

宁 锐

巴西亚马孙“采掘保留地”的发展研究

宁 锐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文化教学中心 江苏苏州 215123）

巴西“采掘保留地”制度初建于亚马孙雨林地区，经三十余年发展已成为该国独具特色的环保单位之一，其植被保护类型从陆地森林延伸至滨海湿地，覆盖总面积超一千五百多万公顷。事实证明，“采掘保留地”作为多方合作保护雨林生态的成功典型，在降低森林砍伐率、提高居民社会地位、禁止猎杀野生动物等方面发挥出巨大功效，但依然面临着过度依赖出口经济、基础设施落后、民众文化认同度下降等发展困境。

巴西；
亚马孙雨林；
采掘保留地；
环境保护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亚马孙的环境危机便已得到全球性的广泛关注，而随着“气候变暖”趋势不断加快，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的兴废荣枯更上升成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议题。多年来，巴西政府和人民付出不懈努力，已针对亚马孙建立起系统性、多层次的环保制度，其中“采掘保留地”在维护割胶工人权益、减少森林砍伐等方面发挥出十分积极的功效。本文着力论析其发展脉络与作用影响，并对该制度的困境和前景进行解读预测，以期对我国生态保护事业尤其是当前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1964-1985年，巴西军政府基于“发展主义”的经济方针和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亚马孙地区推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大牧场放牧业，兴办各种工矿企业，并提供丰厚的金融优惠条件[1]。上述举措导致大量资本、人口、工业机械涌入亚马孙，很快超过环境承载限度，爆发以大面积森林毁灭为核心的生态危机。80年代初菲格雷多总统颁布“大卡拉雅斯项目”，将亚马孙的开发策略转向以矿产资源的采掘与冶炼为重心，使得该区域人地矛盾进一步恶化。1981年，巴西全国50%以上的土地争端发生在亚马孙。1985年，该国乡村地区发生的320起造成人员伤亡的土地案件，一半出现在“大卡拉雅斯项目”区域[2]。

为缓和人地矛盾，巴西土改部门曾在1976-1980年征用约100万公顷土地，并按每户50-100公顷的份额分配给相关家庭。但由于亚马孙环境高度复杂，土壤、水源和其他基本资源难以分配均衡，改革措施的效果很差。尤其对生活在雨林中的割胶工人及其家庭来说，这一分配数额，仅占其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3]。作为该地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1980年约有六万八千户割胶工人家庭（三十四万相关人口）高度依赖采集天然橡胶维持生计。由于缺少机械设备，他们必须充分利用多种生产方式，如采集各类坚果水果、种植蔬菜、进行小规模的牲畜养殖等。其居住场所称为“安置区”，是由橡胶树和其他树木分隔开的狭小空地。故其开展农业生产时往往因地制宜，能够合理使用动植物资源[4]。然而，割胶工人的生存压力巨大，现金收入十分微薄，仅够换取日常必需品，其同收胶商贩之间属于非法雇佣关系，更常遭到后者的欺骗压榨而陷入债务泥潭。住宅大都建立在木桩之上，屋顶与墙壁仅由棕榈叶、茅草制成，家禽牲畜则置于房屋下方，导致卫生状况极差，流感、疟疾等传染病不时肆虐。“安置区”往往远离城镇，缺少最基本的教育设施与师资，人口文盲率常高达70%[5]。

因此，亚马孙环境危机迫使割胶工人行动起来，维护最基本的生存权利。1985年10月，一百多名各地代表聚集于首都巴西利亚，成立全国割胶工人委员会，并正式发表“纲领宣言”。在宣言中，工人们发出急切呼吁：“作为亚马孙雨林的居民，希望自身的文化与生活得到尊重”，“不再接受那种造福于大企业家的亚马孙发展政策，它剥削、杀害工人并摧毁环境。”“宣言”进一步指出，需要一种能够保证工人利益并尊重其权利的亚马孙政策，即“应当在割胶工人居住的区域设置采掘保留地，以确保工人对该区域的使用权”，相关开发举措应遵守该地区“采掘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现实[6]。此次会议及“纲领宣言”标志着“采掘保留地”的建立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在创立“采掘保留地”的过程中，亚马孙研究中心发挥出重要作用，其向全国割胶工人委员会提供技术甚至政治层面的援助。在双方密切合作下，一份名为“采掘定居区”的方案率先提交给联邦土地改革机关。同时，在巴西文化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等机构的支持下，一些针对“采掘保留地”的研讨会在巴西国内召开，公众关注度日渐提升。1987年7月，巴西土地改革与垦殖局发布第627号行政规章，其将负责执行“采掘定居点计划”，未来两年会为割胶工人建立10个定居点，即后来“采掘保留地”的雏形。但该规章一方面仅是政府机构的内部条例，法律意义薄弱，更无法体现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长远目标；
另一方面它要求在依法划定和产权登记前，政府必须征用定居点项目所在的整片区域，实际操作难度极大[7]177-178。

1988年12月，工人领袖奇科·门德斯在阿克里州惨遭暗杀，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巴西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相关政策的出台。1989年7月，巴西政府颁布第7 804号法律，将“采掘保留地”作为新设的保护单位，整合纳入国家环境政策。1990年1月，萨尔内总统通过第98.897号法令，深化完善“采掘保留地”的法律内涵，即“为采掘人群维持生存所进行的资源开发，与保护可再生自然资源而特定的领土空间”[7]178。

按初步设计，在采掘保留地中由若干“安置区”构成基本生产单元，并以此进行土地资源分配。安置区由正在产胶的与休割的两种橡胶树排列组成的“橡胶小径”所决定。一个典型的安置区包含三条“橡胶小径”，每条路线约有120棵橡胶树，分布在100-150公顷的雨林中。其他生产用途的区域还包括小范围的农业种植用地，开展狩猎、捕鱼和采掘的区域，及用于橡胶储存、加工的场所。每块安置区通常能得到该采掘保留地所有居民的认可尊重，相互冲突减少很多[8]258-259。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割胶工人所认为的“采掘”一词，尤指在非砍伐树木的情况下，获取乳胶、树脂、坚果等森林产物。他们平均可以采集到大约30种用于商业销售的产品，而实际收获的供自身使用的草本食物、药物的种类更多[9]。

“采掘保留地”中“保留地”的提法则源于全国割胶工人委员会的独特策略。他们借用已存在的“土著保留地”概念，来构造自身群体的新理念，希望能在法定区域内由国家保护并延续传统文化与生产方式。在日常管理方面，采掘保留地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行政组织负责，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协会、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司法、社会、环境方面的规章制度与适度的开发项目也将得到筹划设立[8]261。

可见，“采掘保留地”的创立理念同军政府所实施的开发政策差别巨大，前者不是向亚马孙引进高科技、大型工业和新移民，也没有强迫推广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法则，而是政府以法律形式承认当地既有民众及其传统生活的合法地位，在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鼓励其对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发展与当地环境相协调的农业商业。

在创设之初，“采掘保留地”能否于亚马孙乃至巴西全国广泛推行仍有很多变数。当时一些学者发出质疑：作为社会空间的采掘保留地不一定与具有特殊生物学意义的自然地域相重合；
大多数采掘者生活窘迫，完全有可能耗尽他们所依赖的可再生资源；
为建设采掘保留地支出的大量资金无法起到减少森林破坏的作用。[10]还有观点认为，该制度是巴西传统社会的落后残余，本质上属于剥削性质，且采掘者的橡胶产品无法同现代工业的合成橡胶竞争，他们可能会逃离保留地[11]。然而这些不过是学理逻辑上的推论演绎，客观现实已充分证明，该制度具备良好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从而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广。

根据巴西环境部数据，经三十余年发展，截至目前全国共设有“采掘保留地”96个，总面积约1 570万公顷。在行政隶属关系上主要分为联邦级与州级，前者共66个，合计约1 35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86.0%；
后者共29个，合计约210万公顷，占比13.4%。全国26个州中有20个均设有该单位，前三强依次是帕拉州（约455万公顷）、亚马孙州（约454万公顷）及阿克里州（约270万公顷）。按涵盖的生物群落分类，涉及亚马孙地区的采掘保留地数量达77个，约1 470万公顷，占比93.6[12]。

“采掘保留地”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90至1996年，其处于快速起步阶段，期间共设置31个该单位，约334万公顷。首批4个联邦级采掘保留地于1990年创立。1992年，第一个“沿海采掘保留地”在巴西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建立。1995年，朗多尼亚州率先建立起19个州级采掘保留地。

1997-2003年是其平稳巩固阶段。23个新单位成功建立，数量虽有减少，但总面积与前期基本持平，达323万公顷。雨林地区行政面积最大的亚马孙州，于1997年创建该州首个联邦级采掘保留地。具有重要意义的是，2000年巴西政府颁布《国家保护区域管理系统法》，将全国自然环境保护区分为“全面保护单位”和“可持续利用单位”两大类，采掘保留地被划入后者管辖范围：其作为“传统采掘人口使用的区域，生计以采掘活动为主，还包括自给农业与小型牲畜的生产养殖，主要目标是维护上述人口的生存和文化，并确保单位内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其管理负责机构将由政府、社会组织与当地传统人群共同组成[13]。该法的出台，进一步明晰了采掘保留地的法律概念，为其建立和运行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保护。

2004-2009年，该单位的发展驶入迅猛扩张阶段。一方面，数量上新增34个，共计802万公顷，涉及11个州。尤其在2004年，252万公顷土地被规划为“采掘保留地”，达到单年新增面积的峰值。另一方面，9个沿海采掘保留地成为增长亮点，进一步表明该环保制度内涵深化的成功。这些沿海采掘保留地主要依托湿地生态系统，以帕拉州最多，居民基本以捕捞鱼虾、螃蟹、贝类为生。2007年11月，近7万公顷的“赤叉尾蜂鸟”保护区在阿马帕州中部建立，成为目前唯一的市级采掘保留地。在该阶段，采掘保留地的上级主管部门发生变化。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于2007年成立，负责管理、实施、监督包括采掘保留地在内的国家保护区域系统的相关事务。

然而，2010年后采掘保留地的发展陷入阻滞状态，8个新单位在2013年、2014年和2018年陆续设立，共107万公顷，与之前相比大大缩水。不过，该单位的制度建设日趋完善。2018年4月，联邦级采掘保留地委员会成立，它对涉及传统采掘人口的生计、文化、可再生资源等相关政策的实施进行具体指导和监督。该委员会共15人，由环境部（2人）、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5人）、采掘者代表（8人）组成[14]。

“采掘保留地”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总体呈现良好势头，这主要得益于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内部看，在亚马孙活跃的环保人士不仅把它作为土地改革的手段，更将其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他们不断奔走宣传，甚至入职巴西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著名农学家何塞·卢岑贝尔格力主设立“传统族裔中心”，这成为割胶工人在联邦政府中第一个真正的政治立足点。曾与门德斯携手抗争的玛丽·阿莱格雷蒂，后主持环境部亚马孙秘书处工作，她主张与国际组织积极合作，为推动采掘保留地的扩展作出重要贡献。豪尔赫·维亚纳于1998年、2002年连续当选阿克里州州长，他力荐采掘保留地制度，强化环保经济政策，其行政班底因之获得“森林政府”的称号[15]。

从外部看，国际社会对“采掘保留地”给予相当的认可和支持，该单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巴西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保护亚马孙雨林的典范之一。例如，1992年巴西与七国集团签署“保护巴西热带雨林试点计划”，其资金主要源自七国集团、欧盟及巴西政府、社会的捐赠。它推出过很多行动方案，较成功的要算由巴西环境部门协助执行的“采掘保留地项目”。在该项目资助下，4个采掘保留地得以建立，覆盖约210万公顷雨林土地[16]。

“采掘保留地”最显著的环保功能在于其真实有效地降低了森林砍伐率，从根本上起到维护亚马孙乃至巴西生态系统的积极作用。以奇科·门德斯采掘保留地为例，它包含46个安置区，总人口约1万人（2009年），是巴西BR-317号国家公路沿线上的大型环保单位之一。2000年，对该单位的森林覆盖率进行抽样调查，试验区域内部为97%，外部为78%；
2018年，前者降至83%，后者则下跌到34%。可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影响下，采掘保留地对森林的保护作用十分明显。从宏观气候上看，该单位有利于维持亚马孙西部森林蒸腾效应的整体水平，促进该区域保持雨、旱两季的动态平衡[17]。而大大小小的采掘保留地又配合巴西其他不同级别与类型的环保单位，形成大面积、多层次的生态保护区域链。

同时，“采掘保留地”切实有效地提升割胶工人的社会地位，赋予并保障他们应有的合法权益。在过去，割胶工人的法律身份模糊，处于巴西社会底层的灰色地带；
而在“采掘保留地”创立后，他们的法律身份逐渐转向“传统人群”，获得国家法律的明确保护。《国家保护区域管理系统法》规定，采掘保留地是根据“传统人群”的需求创立，旨在协调管理自然环境的保护与生活其中的采掘人口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07年巴西又出台法律明确规定，“传统人群”及其社区具有特殊的文化差异性，他们拥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合法占有和使用土地与自然资源作为其文化、社会、宗教、经济再生产的发展条件[18]。而在采掘保留地内部，女性居民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她们大都具备精湛的植物学知识，开发超过150种野生或驯化的植物物种，广泛用于日常饮食和商业交易，更研制出50多种草本药物，能有效治疗咳嗽、感冒、麻疹等疾病[19]。

采掘保留地的管理机构还会安排普法教育活动，提升居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例如，亚马孙海牛是南美最大的淡水哺乳动物，自殖民时期便遭到人类的滥捕滥杀。在帕拉州的“恒绿”采掘保留地，居民已充分认识到偷猎海牛属于违反犯罪，近年来捕捉海牛进行贩卖和食用的行为已鲜有发生[20]。现代海产养殖方式对自然资源消耗速度极快，非常容易引起污染与疾病，破坏滨海地区的动植物栖息地与人类社区。而巴西传统海洋渔业的规模庞大，据估计有80万人从事相关行业[21]。沿海采掘保留地的快速扩展，无疑对保护该国湿地资源乃至全球海洋生态大有裨益。

除诸多积极影响外，就“采掘保留地”的发展现状而言，仍存在不少棘手难题。2017-2018年，巴西多所研究机构对4个采掘保留地（表1）进行社会调查（共155个家庭参与），结果显示：人口年龄分布方面，18-30岁占14.19%，31-40岁占35.48%，41-50岁占22.58%，51-60岁占14.84%，61-70岁占10.97%，70岁以上占1.94%；
人种肤色方面，65.15%的受访人群认为自己是棕色人种，其余依次是白人（28.39%）、黑人（4.52%）及黄色人种（1.93%）；
识字率方面，83.87%的居民自认具有一定文化水平；
在最重要的收入方面，78.06%的家庭（121个）每月收入只能达到巴西全国最低收入水平，只有3%不到的家庭能够达到3倍于最低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大部分居民都面临着医疗保健、日常饮食上的窘迫，更别提筹集前往城市寻求机遇的旅途费用。收入水平最低的考达里奥河的受访者表示，缺少最基本的卫生保障，子女更难以入学接受教育[22]。

表1 四个采掘保留地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ICMBIO2016. 转引自：ROGÉRIO DELBONE HADDAD, et al. Lifestyles of populations of extractive reserve of Rondonia- Brazi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8, No.1(2020), p. 10.

上述社会调查绝非孤例，很多采掘保留地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和社会服务欠缺的现象，废物处理、清洁饮水、医疗照顾、公共教育等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在沿海采掘保留地，政府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同样明显。2014年，圣克鲁兹州立大学对20个沿海采掘保留地的调查显示，55%的负责人无法提供所辖区域作业渔船的准确数据，更缺乏对禁捕区域的有效监控。40%的负责人还表示，渔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无法超过巴西最低工资水平[23]。不仅如此，亚马孙地区大多数环保单位的警卫人员，没有受过教育，薪水很低，装备简陋，难以发挥监管作用。

此外，采掘保留地的发展之路充满崎岖，它极大地触动了大地主、大牧场主的利益，以致暴力案件频繁发生。2005年2月12日，巴西环境部长抵达帕拉州为新增的采掘保留地剪彩。同日，致力于保护雨林20余年、推动土地改革的环保斗士斯唐修女，在当地被农场主雇佣的凶手残忍杀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联邦政府只好派遣军队平息地方冲突，并立即宣布在争端区域增设400万公顷的保护单位[24]。

造成“采掘保留地”诸多发展困境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采掘保留地本身经济结构的局限性。采掘地区的出口经济占主导地位，其对外部市场特别是国际需求的依赖度相当高。当采掘资源枯竭或外部市场需求改变时，当地社会群体很容易陷入困境。典型案例如，乳胶价格从1980年的每公斤1.8美元下降到1992年的0.4美元，同期亚马孙橡胶在巴西同类产品中的比例自85%下降到28%。坚果销售也受到邻国玻利维亚的挤压，后者的整体产业成本远低于巴西国内。迫于压力，1998年巴西通过“奇科·门德斯法”，重新对亚马孙的橡胶业提供直接经济援助（收购金额高于市场价格1.5倍以上），补贴通过加工厂支付给工人[25]。另一方面，其他产业的利益诱惑导致采掘保留地发生“产业转型”。原本是橡胶重镇的阿克里州，进入新世纪后牧场养牛蔚然成风。据统计，从2001年至2015年该州养牛数目已由160万头增长到290万头，连奇科·门德斯采掘保留地也无法抵挡这股风潮。其居民或为自身饮食，进行小规模养牛，或受大牧场主的蛊惑，为养牛而非法出售自己的安置区。从2011年到2016年，该采掘保留地中92%的毁林事件都源于牧场扩张，安置区内橡胶林被毁达20%以上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26]。

第二，巴西政府对采掘保留地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弱，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严重。根据2021年一项针对3个较早建立的采掘保留地的研究显示（共232位家庭户主或监护人参与，他们均在其中生活超过10年以上）：上茹鲁阿河的受访者提出，鱼类、狩猎动物的减少和缺少技术援助是其生活难题；
欧鲁普雷图河的居民生活满意度较高，但交通不便，也亟需技术援助；
卡雅里河居民面临的主要困扰则包括缺少能源补给、教育设施落后及通信困难。受访者普遍反映，政府没能通过农村信贷为他们从事采掘、养殖等生产活动提供补贴。足见，巴西政府较重视并优先推行环保项目，但较轻视采掘保留地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27]。

第三，采掘保留地数目众多，地域分布较广，彼此具有较大差异性。而当巴西政府对其管理规划时，往往倾向于把各具差异的采掘保留地看作一个同质实体，忽视其异质性。以作为居民重要收入来源的坚果为例，其属于非木材的森林可再生资源，不同采掘保留地生产的坚果种类和品质完全不同，即使在同一单位内部，不同地点的坚果产品也不同，居民的收入因此容易出现明显差异[28]。

第四，随着世代更替，割胶工人的子女们对采掘保留地缺少足够的文化认同。在曾经的艰难岁月中，工人们保有强烈的集体身份感。尽管新生代仍大都从事采掘工作，但彼此缺少互通的斗争情谊，社会群体的凝聚力不断下降[29]。一些年轻人的心态已发生变化，他们宣称利润太低而不愿再收集乳胶或坚果，反而打算变身牧场主，成为滥伐森林的推动者。

对采掘保留地的发展前景，出于以上分析，短期内笔者并不乐观。实际上，自罗塞夫政府起，巴西就没有对采掘保留地给予重视，能源、矿业和农业综合企业的政治力量在政府议题上获得更大话语权，整个亚马孙的环保单位在不断精简重组[30]。2019年初，博索纳罗总统上台后，更加致力于发展工矿能源产业，放松对亚马孙地区环保工作的监督纠察。另外，物种灭绝或大型哺乳动物濒危的状况仍有可能在采掘保留地内出现。已有证据显示，由于阿克里州亚科河流域割胶工人的捕杀，貘和刀嘴凤冠雉已在局部地区灭绝。随着家庭数量的增加和社区屋舍密度的变大，可能会逐渐侵蚀大型哺乳动物的源种群栖息地[31]。

综上所述，“采掘保留地”在亚马孙爆发环境危机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从最初作为巴西割胶工人保卫家园、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手段，发展成为今天该国传统人群积极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资源的成功模式。应当充分肯定的是，自创立以来，采掘保留地的基本目标已得到有效实现，但其内部民众仍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境地，生态环境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此，巴西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公共政策的资金投入，努力提升传统人群的生活水平，尤其在民众极为关切的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和科技援助领域；
另一方面应着力维持与完善国家整体环保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坚持尊重和保证业已建成的采掘保留地的自然资源与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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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Extractive Reserve”

NING Rui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CCT,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Brazilian“Extractive Reserve”system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the Amazon Rainforest region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untry’s uniqu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its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with vegetation types extending from terrestrial forests to coastal wetlands, covering the area of more than 15 million hectares. Facts have proved that the “Extractive Reserve” is a successful model of multi-cooperation to protect Amazon ecology. It has played a hugely positive role in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deforestation rate, improv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residents, and banning wildlife hunting. However, i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over-reliance on exports, poor infrastructures, and a decline in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Brazil, Amazon Rainforest, Extractive Reser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777.53；
X37

A

1672-4860（2022）06-0009-06

2021-12-21

2022-03-15

宁 锐（1989-），男，汉族，安徽合肥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亚马孙雨林环境史。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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