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奇”之美学内涵管窥

张星星

(吕梁教育学院，山西 吕梁 033000)

“奇”，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奇，异也。一曰不耦。”(1)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13.可见，“奇”带有打破常规、出类拔萃、高出庸众之意。“奇”在魏晋六朝文论中多次出现，然而内涵不一。以与钟嵘《诗品》同时代的《文心雕龙》为例，《文心雕龙》中“奇”具有褒贬两重涵义。《文心雕龙》以“宗经”思想为主导，强调“执正驭奇”，那些符合儒家正统道德且满足人们审美需要超越凡俗的“奇”，刘勰予以褒扬；
而一味求新、偏离正统以致艰涩浮诡的“奇”，刘勰则加以贬斥。“奇”在《文心雕龙》中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文论概念，可以独立使用，是其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钟嵘《诗品》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则从纯审美的角度，首次赋予“奇”全部正面涵义。“奇”在《诗品》中代表好诗所达到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超越一般水准，其对立面是审美上的平庸乏味，而非儒家正统经义，体现出钟嵘将审美价值作为品评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然而《诗品》之“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诗论概念，仅表示某些概念所达到的理论境地，是其诗论体系的一个辅助性内容，不可以独立使用。对于《诗品》中作为审美价值判断的“奇”的具体内涵，本文将从诗歌内容和文辞形式两方面来进行探讨。

在诗歌内容方面，《诗品》之“奇”表现为刚劲有力的风格和直致的创作方式，体现出钟嵘对建安风力的崇尚和对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的正确认知。钟嵘认为风力遒劲、爽朗刚健的诗风和触景生情、直书目前所见的创作方式都有助于诗歌达到“奇”的审美效果。

(一)以刚劲有力的风格为奇

建安文坛，五言诗慷慨悲凉，梗概多气，刚劲之风尽显。但两晋南朝，儒学式微，玄学佛学大行于世。随着世风的变迁，五言诗出现多发浮靡之音、骨鲠柔弱的弊病，钟嵘《诗品·序》中亦发出建安风力已逝的慨叹，而将具有刚劲有力之风的诗作称赏为“奇”，并将其作者列为上品，代表诗人为曹植、刘祯。

《诗品》所品评的自汉魏至齐梁的五言诗作者举凡123人，其中最推崇曹植，将曹植方之孔子、周公。“骨气奇高”(2)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是钟嵘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具体表现为诗歌内容丰富，情感充沛，有一种慷慨悲壮之美和爽朗刚健之风。曹植一生热衷功名，怀有远大政治理想，后仕途受挫，多次被贬爵徙封，诗中流露出愤激之情，内容上追求与反抗兼具，充满磅礴之气。如《赠白马王彪》以感情活动为线索，反映与白马王曹彪在回封地的途中被迫分离时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情，痛斥奸佞挑拨曹丕与其兄弟间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寄予深切的悼念，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凝聚起来，骨劲气猛，感情沉痛凄婉。《野田黄雀行》以自然景物起兴，托物喻人，“风”“波”隐指那些政治上与己对立的惯于兴风作浪的当权人物，“悲”字渲染了自己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之险恶恐怖，寄寓了诗人的理想和反抗情绪。全诗意象高古，语言警策，气骨凌厉，急于有为的壮烈情怀跃然纸上，充满了慷慨悲凉、昂扬壮大的情思，体现出曹植诗的风清骨峻、遒劲有力。

建安七子中，刘祯亦尚气骨，其豪迈亢直、傲岸不屈的性格使其诗也劲健有力，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如《赠从弟》(其二)赞美了青松之不畏风霜雨雪、四季常端正的坚贞不屈的品格，以此自勉，并借以勉励从弟。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刘祯诗更多地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刘祯诗纯以“气”胜，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即指出其诗富有“一种感发的生命及语言结构有力”(3)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410.。钟嵘评刘祯五言诗为“仗气爱奇”(4)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即依仗一种气骨高举的凛然之气写出奇特之语。可见，钟嵘称赏刘祯这种刚劲有力的诗风，并以“奇”来形容其诗歌所达到的深奇的境地。

(二)以“直致”的创作方式为奇

“直致”即一种直抒胸臆、非傍经史的自然率直的创作方式，讲求即景抒情，真实自然地抒情达意，与《诗品·序》中“直寻”意思相近。“直致”的创作方式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毛诗序》中便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0.的论述，这体现了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内容与文体要求，即诗歌必须要有真情实感的抒发才能动人，才能达到自然灵妙的境界。

钟嵘以“直致”的创作方式为奇与当时的诗坛潮流有关。齐梁之际，诗人们驰骛于诗歌的形式技巧，追求声律、对偶、隶事用典的形式美，而忽视了诗歌本质上抒发幽思、陶冶性灵的情感愉悦功能。钟嵘则从诗歌艺术本身着眼，强调诗歌应达到“自然英旨”的审美理想，即诗歌应是一种自然之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形式与情感完美融合，从而达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不隔”(6)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98.的真纯自然的理想境地。在各类诗歌的审美范型中钟嵘尤其偏爱表现怨情之作，因为这类诗作中蕴含着诗人个体对人生遭遇的感慨和思考的悲剧美，较之一般情感更深了一层，这恰恰体现中钟嵘对诗歌“吟咏情性”本质的认识之深刻性。

《诗品》评西晋诗人陆机的拟古诗“有伤直致之奇”，即有碍于诗歌思想情感直接抒发的自然之美，原因是“尚规矩”和“不贵绮错”。“尚规矩”指陆机的拟古诗大多为《古诗十九首》的拟作，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不同之处是仅在形式技巧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格调由质朴趋于雅致，诗歌呈现出文人化的倾向。“不贵绮错”指陆机拟古诗繁缛的特点，缺乏自然错落之美。如《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与陆机拟作相比，二者诗歌内容相同，结构也一致，每两句诗所绘之景亦大体相似。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古诗首四句写楼高，陆机拟作开头四句也写楼高。陆机拟作中“迢迢”，状高貌；
“飞陛”，即飞阶，形容梯高欲飞；
“蹑”，即登，一个“蹑”字，化静为动，更能状高楼峻耸之貌。古诗则不尚雕饰、畅达清丽，自然成文。陆机拟作与古诗有契合处，但已注重华丽锤炼，对高楼的描写更为细致详切，缺乏气韵流畅之感。从全诗看，古诗写听曲，着眼点是知音，并没有明确点名男女恋情。陆机拟作则通过听曲、伫立、踯躅、思飞的铺叙，有层次地写出行人对歌女的同情、倾慕以及对琴瑟之好的追求，工笔点染，词藻丰赡，排偶之句铺陈女子情态，琳琅满目，内容上却踯躅不前，没有推进之处，故缺乏错落之感。陆机过多地模拟因袭古诗，拘泥于古诗的情绪，逞才雕饰，情感的抒发受到阻滞，妨碍了诗歌自然流畅之美。

《诗品·序》中钟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品评标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即在内容上强调诗歌应具有刚健卓荦、气调警拔的诗风及真挚自然、直接抒发的情感外，在文辞方面应具备“丹采”，且内容与文辞要和谐统一，形成诗歌整体风貌之美。

(一)“丹采”之奇

钟嵘对诗歌文采的要求是“丹采”，结合钟嵘对谢朓、虞羲二人的评价，钟嵘所强调的“丹采”应指诗歌语言上所具有的词藻之华美、声韵之铿锵婉转以及风格之清新自然、奇拔秀丽的特点。

钟嵘评谢朓诗云：“奇章秀句，往往警遒。”(7)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谢朓的山水诗在继承谢灵运描摹自然景物细致清新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和发展，其诗情景交融、清逸秀丽，音韵和谐流畅，婉转如弹丸，具有清丽自然之美。《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写诗人登山临江遥望京都而生发的思乡之感和人生感慨，却无苍凉感伤之意，其清新隽永的语言、含蓄的构思、工整的对仗、浑然一体的意境，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又如《游东田》一诗写东田山水胜迹，情景相生，彰显出诗人悠然自得的情怀，语言清新晓畅且富于思致，其中叠音词“戚戚”的运用，音韵铿锵婉转，使诗歌富于画面美和节奏美。谢朓不仅诗作表现出清新省净、词藻华美而平易晓畅的特点，其评虞羲诗也是从这几个方面着眼的，《诗品》即言：“子阳诗奇句清拔，谢脁常嗟颂之。”(8)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可见钟嵘和谢朓都认为虞羲诗奇拔秀丽，构思含蓄而有韵致，有一种“清水出芙蓉”之清新自然之美。

与文辞之奇形成对照，那何为不奇呢，可从钟嵘对任昉、王元长的品评中分析得出。钟嵘评任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9)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诗品·序》中又提到任昉和王元长五言诗共同的特点“词不贵奇，竞须新事”(10)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可见造成文辞之不奇的原因是在诗歌中大量隶事用典。齐梁时期，用典之风日炽，诗人们逞博炫才，用典范围从广为人知的典故发展到生僻的典故，即《诗品·序》所言“新事”；
用典数量从半数以上延伸到几乎逐句用典；
用典已成为当时蔚然成风的写作习惯(11)郑亚峰.独具匠心寄’奇’意……诗论〈诗品〉’奇’的美学内涵[J].美与时代,2006(05).。隶事用典，作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在诗歌创作中古已有之。恰到好处的用典可使诗歌更典雅，且典故中为人所熟知的故事有助于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但诗歌中大量用典，尤其是生僻典故的运用则有损于诗歌真实自然的情感之抒发，诗歌的文体特性亦不能凸显。因此，钟嵘对用典之风大加挞伐。钟嵘认为时人于诗歌中大量用典乃诗才不足的体现，如评何长瑜、羊曜璠、范晔等人为“才难，信矣……殆不足奇”(12)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诗才不足故而堆砌典故以炫耀学问，这实不利于诗歌达到“自然英旨”的审美境界。

(二)文质并重之奇

齐梁时期，诗人们大量创作五言诗，然而诗坛并未形成健康、合理的评诗标准，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言“庸音杂体，各各为容”(13)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诗品》作为我国古代首部专门论述诗歌的专著，钟嵘极富先进性地提出“风力”与“丹采”相协，即文质并重的评诗标准。思想情感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构成诗歌之奇的理想形态。

《诗品》推崇的五言诗歌创作的理想人物是曹植。钟嵘评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体被文质”(14)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骨气奇高”前文已有论述，是指曹植诗歌所充溢着的慷慨卓荦之气，侧重于质的一面。“辞采华茂”，指曹植诗歌文采富艳，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体被文质”是概括曹植诗歌整体上兼顾内容和文采的特点，是对我国古代风骨美学内涵的丰富与完美呈现。如《白马篇》以曲折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位武艺高超、捐躯赴难、渴望建功立业的边塞游侠少年形象。开篇两句运用借代的修辞手法，以马代人，以马的矫健衬托人的英勇，这即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楛矢何参差”中“参差”，本意是长短不齐，用在这里以形容射出去的箭纷纷疾驰，络绎不绝，平中见奇，普字生辉。“左的”为射箭的靶子，作者以铺陈笔法形象地描写了白马英雄高超的射箭技艺。全诗刚健质朴而又文采斐然，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而又文辞赡丽精工，乃文质并协之佳作。

《诗品》对张华的评价为“兴托不奇”(15)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兴托”即比兴寄托，即钟嵘认为张华诗歌文辞上比兴手法的运用没有形成情感寄托上“奇”之美学风貌，诗人的内在情感志向得不到恰如其分地抒发。因此，张华诗歌未达到文质并重的整体风貌之奇。

钟嵘《诗品》赞赏刘祯五言诗“仗气爱奇”的同时，又指出其不足为缺乏文采和词藻的润色。可见钟嵘将文辞置于与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张文质并重，认为刘祯诗歌质过于文。钟嵘虽指出陆机诗歌“有伤直致之奇”的不足，但也肯定了陆诗整体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16)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即词藻丰赡且华美的特点。陆机诗歌扑面而来的华美词句妨碍了真纯情感的表达，但《诗品》仍将陆机诗歌列于上品，可见文辞和内容都是钟嵘品评诗歌的重要标准。钟嵘对优美文辞的重视实受到其时文坛逞才雕饰之风的影响。刘祯、陆机二人或胜于质，或胜于文，钟嵘《诗品》对这两位诗人诗歌的评价恰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其文质并重的“奇”的美学内涵。

“奇”乃钟嵘《诗品》的审美范型之一，与《诗品》之前及与《诗品》同时代的诸多论著之将“奇”作为以儒家政治教化为目的的“正”的参照系相比，《诗品》之“奇”几乎全部用于作家作品美学特征的品评，且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体现出钟嵘去功利化、纯审美的批评标准。“奇”在《诗品》中代表了一种具有陌生化效果、超越一般水准的审美体验，其内涵具体表现为诗歌内容上刚劲有力的诗风和直致的创作方式，文辞上华美的词藻、铿锵流转的声韵、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以及文质并重所形成的诗歌整体风貌之美，这与钟嵘所处的齐梁时期骨弱声缓、用典隐情、雕琢藻饰的文坛之风密切相关。钟嵘《诗品》之“奇”对后世影响深远，诗学上司空图和元好问都借鉴和发展了《诗品》“奇”的内涵，明清时期李贽、金圣叹又将“奇”用于小说审美价值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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