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子六百年：从皇家行宫到麋鹿博物馆

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致公党北京朝阳区委理论研究组组长，致力于明清史、北京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文章散见在《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博物馆》《世界知识》《文史知识》《国家人文历史》等报刊。

北京这片沃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情怀，从南到北、自西徂东，大小数百座各具特色的博物馆，犹如满天繁星一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京城的每个角落。它们各有各的故事，徜徉其间，细细品读，令人流连忘返。希望做一位向导，抑或是引路人，为大家讲述北京博物馆的过往与展望，前世与今生，用趣闻轶事串联起独特的博物馆之旅。

麋鹿苑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博物馆，位于南海子郊野公园内，兼具户外湿地保护区与室内展馆的双重特征。

“苑”在历史上多指皇室豢养珍禽异兽的园林，供君主在此狩猎、晏游，最负盛名者当数秦汉两代的上林苑。近代以来，在户外陈列稀世名珍供游人参观的场所，也被称作苑，比如第一座由国人自主创办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与“苑”字相对，博物馆则主要是供游客在室内观赏文物。因此，这种“苑”加“馆”的组合，很好地诠释出“麋鹿苑博物馆”的独特之处。

今天的南海子已经成为麋鹿们繁衍生息的乐园，游人如织。不过，明清时期的南苑却是属于帝王的狩猎禁苑。这种行宫到博物馆的流转，经历了六百多年的沧桑变迁。

从皇家苑囿到麋鹿家园

潴薮湖泽的南海子历来是水草丰美的湿地，早在辽代就是天子“捺钵”的理想游猎场所。契丹君主素有春夏避暑、秋冬违寒的传统。“捺钵”系契丹语，又写作“剌拨”，即“行帐”之意。自辽圣宗朝以降，南海子成为春季捕猎纵鹰的重要行围之地，但并未建有宫苑。待到辽金易鼎，随着女真人的逐渐汉化，遂以北京为“中都”，在南海子一带营造建春宫，作为狩猎期间的驻跸之所。元代因袭金代旧制，在南苑开辟了“下马飞放泊”，由仁虞院负责管理。

尽管这片水域在辽、金、元三代已经成为皇家苑囿，但彼时尚未有“南海子”之名。直到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旨在此营造庑殿行宫，设立新、旧两座官署衙门，筑起垣墙，开辟南、北、西、东四座红门（海子门）。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正式将这座规模宏大的宫苑命名为“南海子”，园中豢养了兔、鹿、獐、雉等飞禽走兽，自然也包括麋鹿在内。那么，何要取名“南海子”呢？由于蒙古入主中原近百年，在民间保留了许多民族词汇，“海子”在蒙古语中为“湖泊”。由于北京城内已有积水潭（海子）、太液池（西海子）等水域（刘侗《帝京景物略》），故朱棣将元代的“下马飞放泊”改称“南海子”，沿用至今。作为有明一代重要的演武、狩猎行宫，许多名臣都曾伴駕于此，饱览南海子湿地的盛景，尤以秋日为最。内阁首辅、茶陵诗派 的领军人李东阳就留下了“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之句。行宫也因这首《南囿秋风》跻身明清时期的“燕京十景”。

然而，好景不长。旷日持久的明清战争使南海子沦为荒莽沮湿的泽国，垣墙残缺，宫殿楼宇坍塌。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将南海子更名“南苑”，由奉宸苑管辖，下设南苑郎中、员外郎、苑副、笔帖式等各级官吏，负责逐步对南海子进行修缮，形成了四宫八庙九门的总体格局。四宫是指南苑区域内的四座大行宫，即：团河行宫、南红门行宫，以及利用明代新旧官署改建而来的旧衙门宫（旧宫）和新衙门行宫（新宫）。八庙则包括了宁佑庙、真武庙、三关庙、娘娘庙等。九门则是在明永乐时期北红门（大红门）、南红门、东红门、西红门的基础上，增开了东南方的回城门、西南方的黄村门、东北方的双桥门、西北方的镇国寺门，以及北红门稍东的小红门（英廉《日下旧闻考》）。除南苑九门之外，又辟了许多“角门”供海户、杂役等出入；
今天地铁十号线角门站，以及丰台、朝阳的地名“海户屯”，都是南海子留下的烙印。

当然，除了昔日“南囿秋风”的历史记忆之外，南海子更为人津津乐道，每年吸引大量游客乐而忘倦的绝妙之处，还在于至今仍生活在其中的国宝——麋鹿。

麋鹿的流散与归来

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的“麋鹿传奇展”，通过展示麋鹿的繁衍史和文化史，为游客梳理出麋鹿从遍布华北大地、豢养禁苑、流散海外、本土灭绝，再到回归故土的坎坷历程，探讨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是博物与历史的结合。

麋鹿是我国特有的平原湿地动物，历史上曾广泛分布在北到辽宁，南至海南的辽阔区域，被视为祥瑞的象征，豢养在皇家苑囿之中。那么，为何古人会将麋鹿作为“瑞兽”呢？答案是与其“冬至解角”的特性有关。实际上，自然界中的许多物种都有角，但牛、羊之角是中空的洞角，且终身不脱；
鹿类所生之角则属于实角，每年都会脱落、再生，周而复始。不同种类的鹿，解角（脱角）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据《逸周书》卷六《时训解》所载：“夏至之日，鹿角解”，“冬至之日，蚯蚓结。又五日，麋角解。”故麋鹿脱角的大致时间是在冬至前后，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同样的描述，乾隆皇帝甚至专门派人到南苑观察，印证典籍，亲自写下了《御制麋角解说》。正是由于麋鹿“冬至解角”，春日再生的特性，暗合辞旧迎新，万物复苏，故从先秦就被视为君王的御用猎物和祭品物，养在苑囿之内；
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楚国墓葬中的“镇墓兽”便是麋鹿，至少头上角系麋鹿角无疑。经过数千年沧海桑田的环境变迁，野外的麋鹿种群在清代业已灭绝，只在南苑中豢养着百余只麋鹿，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却有一位外来者，注意到了麋鹿。康熙朝，法国传教士张诚利用随驾机会，在南苑见到了麋鹿，不知为何物，记作“野骡”。自此以后，这个神秘的物种便引起了欧洲学者的浓厚兴趣。1865年，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阿芒·戴维（Armand David）来到南苑想要一睹“野骡”真容，遭到驱逐，只好隔着垣墙向内窥探。次年，心有不甘的他再次来到南苑，夤缘守卫获得了一张麋鹿皮与两副麋鹿头骨，如获至宝，送回法国。样本经过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动物学家米勒·爱德华兹（Milne Edwards）鉴定为一个欧洲人未知的新物种，定名“戴维鹿（Davids deer，又译戴维神父鹿）”。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欧洲各国的学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利用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定河泛滥冲垮南苑垣墙，盗攫多达数十只麋鹿运往西方。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难爆发，八国联军冲入南苑捣毁行宫、哄抢文物、猎杀走兽。至此，我境内的最后一个麋鹿种群也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陷入绝境；
幸存的一只麇鹿也在二十年后死于京郊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前身）。

流散在欧洲的麋鹿分别在法国、德国以及比利时等国的动物园，因远离湿地环境，数量日益减少。有鉴于此，伦敦动物学协会主席、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赫布兰德·罗素，从巴黎、柏林、科隆和安特卫普各地购入十八只麋鹿，散养在伦敦以北水草丰沛的乌邦寺庄园（亦称“沃本修道院庄园”）繁衍生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繁育出二百五十五只麋鹿。

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乌邦寺方面通过政府和民间渠道前后赠送了两对麋鹿归国，饲养在我国最后一只麋鹿故去的北京动物园，因环境不适应，无法复兴种群。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十一世贝福特公爵的曾孙——塔维斯托克侯爵又于1985年、1987年分两次共三十八只麋鹿赠送归国，而它们的新栖息地就是曾经的南苑，即今天的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

户外湿地与室内展厅的结合

如前所述，麋鹿苑博物馆又名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由户外湿地和室内展厅两个部组成，许多理念与自然保护区有着形似之处。譬如：室内布展首要的是如何利用文物、藏品来讲好故事，而在麋鹿苑博物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是如何让参观者走进自然、融入自然、享受自然，尽可能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有所感悟，这也是露天博物馆的最大特色之一。在国际上，秉承类似理念的博物馆还有瑞典斯坎森露天博物馆、芬兰伴侣岛露天博物馆、荷兰露天博物馆，以及法国阿尔萨斯生态博物馆。以阿尔萨斯生态博物馆为例，这里复原了数百年来当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以及早已销声匿迹的传统手工技艺。游人在此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看到彼时手工业者、渔夫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沉浸其间，恍如隔世。相对而言，室内的展厅在这类博物馆中则居于次要位置，起到拓展视野、丰富游覽内容等辅助作用。

在麋鹿苑建馆之初，专家们按照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理念来打造这片湿地，希望将麋鹿生活的原生态呈现到世人面前。游客至此，放眼望去是自然的原始风貌：两旁的落叶自然堆积，道路也追求仿自然的简约之美。整个园区最初是以麋鹿为中心，让这群从万里之外归乡的游子，能够在祖辈生活繁衍的土地上，无拘无束地生长，因此当时的环境可以说对野生动物更友好，力求让参观者最小限度地干扰麋鹿的生活。不过，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安全要求的升级和科普工作的需要，追求完全自然的状态也不太现实。为了游览的安全，麋鹿苑中逐渐设立了包括指示牌在内的许多人工设施和科普设备。同时，为了满足观众近距离接触麋鹿的要求，整个麋鹿苑园区被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其中实验区可以让大家走近来自欧洲的黇鹿（Fallow Deer），体验喂养的乐趣。凡此种种，都是在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如何更加和谐地共存。

当大家在户外湿地近距离地接触麋鹿，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魅力之后，室内展陈就要开始发挥作用了。由于受环境所限，设立在外界的说明牌只能简要地标注一些基本讯息。倘若游客希望进一步了解麋鹿，进而深入地感受这个神奇物种千百年来的发展史，还需步入博物馆的室内展览。在展陈中不仅有麋鹿在我国繁衍生息的脉络，更有世界所有鹿科动物的知识合集，包括它们的起源、分布、生理特征，以及适宜生存的湿地环境要求等等，可谓包罗万象。不仅帮助大家对麋鹿建立一个更立体的认识，也让观众通过这种户外加室内的独特游览模式，切实体会到自然界的无穷力量，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

编辑 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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