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场景艺术化路径的空间美育价值建构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场景理论视阈下当代城市空间的艺术生态研究”（项目编号：19YSB012）；
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场景理论视阈下传统村落的艺术介入与乡村复兴研究”（项目编号：21BH64）；
南京艺术学院校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项目编号：XJJG22-A004）。

作者简介：

陶蓉蓉，盐城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紫金文创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设计学理论、文化产业。

摘 要：审美教育强调对“美感”的感知与体验，家庭、社会、学校共同作用，构成了多维、复合的“美育立方体”；
无论是哪种渠道，“环境美”的营造都成为实现美感沁润的前提。论文聚焦“场景艺术化”这一空间环境的审美营造路径，一方面对当下艺术赋能社会场景营建的实践进行梳理总结，另一方面依托当代审美认知的架构系统，从审美本质、审美功用、审美设计等方面系统分析空间美育价值的产生逻辑；
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人文社会营造语境中，艺术化空间的美育价值体系建构。

关键词：美育；
空间感知；
场景理论；
艺术化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3）03-0019-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3.03.003

时距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中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主张已逾百年，“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构成了蔡先生自身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践行动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石和思想资源。

“美育”作为“审美教育”的概念，1795年由德国诗人席勒提出，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将教育分为“德、智、体、美”四个大类，“美”的教育旨在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并使人的主体心灵诸多方面实现和谐发展。蔡先生对“美育”的解释与席勒所提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核，在《美育与人生》中，“美育”被作为“陶养”人的工具，旨在以美的对象，实现以美感发动的情感促动，即美的“陶养”。[1]两者的呼应印证了中外社会对美育认知的基础共性，同时也是中西方对美育问题思考的缩影。蔡先生作为我国力倡现代美育的第一人，其观点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美学思考的一个独特视角，也体现出对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仿佛是开启我国美育探讨的一把钥匙，其后，杜卫、周立山、李丕显、潘知常等学者均在其基础上对中国美育展开追问，中国的几任领导人在涉及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问题时也均表现出对美育价值的肯定。[2]

当下，在中国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时代背景中，“美育”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再一次得到肯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做好美育工作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肯定态度，对于“美育”的探讨也凝聚起愈加广泛的关注。[3]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育”之于社会建构、国家发展的价值认知是否发生演进？“美育”价值的作用路径是否存在新的方法？相關价值之间有无存在逻辑建构的新可能？本文拟从空间美育的角度着手，对以上问题展开探讨。

一、 从载体到动因：美育立方中的空间审美价值

无论是从纵向来看美育的发展历程，还是从横向考察美育的各个面向，对美育投以关注并付诸实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从柏拉图在青少年教育中所倡导的艺术和审美之功用，到我国古代“乐教”“诗教”中蕴藏的审美之涵咏，这种以审美对象去刺激审美主体获得审美感知、建立审美经验的活动早已形成了不断调整、渐进宽广的学术视野，我们从中也可感知美育体系内部的平衡与调整。

在精神、文化因素高度作用的当代语境中，伴随艺术实践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介入，相较于自然美育而言的、更突出人工主体性的“艺术美育”在美育实践中承担起最主要的角色。艺术介入成为美育实践落地的普遍方法，也促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一步深入。无论如何，愈发明确的艺术美育已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学者认为，从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层面看待美育的现实状况，呈现出“立方体”式的复合结构，称之为“美育立方体”。根据这个结构，美育的实施与感知路径被归纳入“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模块；
家庭模块提倡熏陶与养成，学校模块强调课程实施，社会模块则注重整体的感染与影响。[4]但无论哪一个模块，“环境美”的意义被普遍认同，尤其在目的明确的美育行动中，环境的审美营造往往成为项目实现的前提要素，艺术介入具体的工作方法，其结果常常表现为被“艺术化”的空间效果、一种特意呈现的场景营建。

如此看来，美育实践中的空间审美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首先是具体行动中作为物理环境的空间审美表现，其次是宏观社会层面中叠加出的空间氛围感受。前者直观显见，是各种具体美育活动的物质载体；
后者则相对抽象，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发展格局中逐渐演进为美育执行的动因。

（一）作为美育载体的空间场景艺术化

肯定美育使人积累审美经验、育化美感意识和鉴赏能力的作用，就不难明白美育必然通过多样的路径才能得以落地。当视野聚焦到空间美育，自然是要关注通过空间呈现的审美对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经验。所谓“作为美育载体的空间场景艺术化”，一是明确以“空间”作为审美感知的纽带，二是强调艺术介入的路径和方法，“场景”则是特定空间的设定结果，“场景”作为理论体系的确立，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空间价值理解的深化。

在“美育立方体”的结构中，家庭美育的各种内容、学校美育的不同门类，即使在行动层面表现出内容、方案的千差万别，但其底层的逻辑却是相对统一的：既然“艺术”是美感经验的积极来源，那就意味着艺术介入空间场景并赋能美育的基础离不开接受主体对艺术感知经验的增强。根据艺术感知理论的研究成果，感知者通过对艺术的体验，可以形成独特的艺术化思维，由此产生的艺术感知觉通过对接受者美感灵敏度的提升从而催化出一种更加积极有效的审美经验。围绕艺术感知觉与审美经验的互动关系，之于理解空间场景设定中艺术介入的作用机理，在艺术研究的内部是早有先贤探索可供参考的。[5]

康定斯基早在1911年写作《艺术中的精神》时，就艺术“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意涵发起审思。“艺术属于精神生活，也是其最强大的动力之一。……这种运动即感知的运动，它可以有多种外在的形式，但其内在的知觉和目的是基本不变的。”[6]“这种运动”即是由艺术牵导的“向前及向上”的精神生活。在这个概念中，艺术与精神生活、艺术与感知觉的关联得以明确肯定，康定斯基甚至更进一步论证了艺术“语言”与感觉经验之间的作用关系。例如色彩与意义、形式与内涵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艺术创作与接受主体之间信息传达的可控因素。

出于这样的内在联系，作为美育载体的空间场景艺术化就可以演绎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落地方案。可以举人文社会中愈加投入的各种文化记忆场馆为例，在这种特定场景的“回忆空间”营造中，艺术家、设计师在选择创作媒材时，一些旧物通过艺术化的刻意“设置”，使其物质性脱离了可利用性的循环，成为主题空间中的一个“符号载体”，这是当代艺术家创作的普通方法，但当它们在空间中聚集，这些“物”散发着年代感觉的氤氲气息，的确使体验者易于接受此刻传播的给定主题。[7]这个包容了传播过程的，审美化、愉悦化的空间介质，自然也就成为这次“育”的过程的物质载体。类似的案例在今天不胜枚举，学校中的阅读空间、创意园区里的办公空间、行政楼里的组织活动空间……都开始趋向于专业化设计，逐渐展现出某种特定的风格面貌，其实也正印证了空间场景艺术化对美育效能的赋能关系。

（二）作为动因本身的空间场景艺术化路径

将艺术介入特定空间使其匹配美育的特定主题，此时的空间场景作为美育的载体来理解是容易的，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中西皆有。但是将空间场景艺术化的努力作为美育本身的组成部分，却是在当下中国的特定语境中才逐渐凸显的。

关于美育的界定本就不是固化无变的，它会伴随时代与认知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如蔡元培先生本人关于美育内涵的阐释，亦是经历了变化。从1901年《哲学总论》中的界定，到从民国元年（1912）自德文“Astheticche Erziehung”的初次译出，再到1930年编撰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时的表述，进而到1931年《美育与人生》的发表，这个界定由简单的“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发展为逐渐丰富的、突出“美的对象”的更具体解释。[8]一些核心的内容是固定的，比如对“情感”的作用，再比如“陶养”的实施。结合补充强调的“美的对象”，可以便于理解艺术的功用与价值，艺术可以作为对象本体，也可以作为“培育”对象的工具。然而“情感”却是一个富于变化的词汇，想想今日所面对的AI，“情感”或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生动本质。“情感”是多层次、多纬度的，因此基于美育视角的研究定然有必要首先对“情感”加以厘清。

那么，什么是今日中国最重要的“情感”呢？是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吧。这种宏大的情感正是对应了今日中国社会民生和国情处境的宏大叙事。环顾周遭，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很容易捕捉到一些詞汇，“国潮”“乡村振兴”“国内大循环”“文化自信”“软实力”……这些词汇既是当下实践的热点聚焦，同时也是社会需求的一面镜子，它们之间，是内在关联的。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社会的发展变化，体现传统文化与民族元素的产品得到前所未有的认同，用户在购买时往往会就特定品类和文化主题选择最具审美感受的产品，艺术是常用的加工手段；
而在使用过程中，通过与产品的接触，艺术的感知觉又转而强化了对这种审美内涵的适应，其背后所可能激发的，则是更深层次的价值与观念的认同。

以乡村振兴为例，在这个领域中，艺术介入乡村旅游场景营造，赋予乡村空间审美意趣，在项目评比的实践环节中，“符合当下消费者居住习惯的乡村美学空间”是极为重要的准则。那么，“乡村美学”是什么？如此强调的结果又是什么？对于以“乡土性”为传统特征的中国而言，乡村意象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密码，当一大批以东方美学引导的乡村民宿落地营业，中华文化的基因也在其中得以延续。设计师、艺术家们运用色彩、造型的专业技能对乡村空间以及空间中的人造物加以处理，使之具有审美愉悦性而被人们乐于接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美即生活”“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的传播，是中华美育的实现路径。

同时也当留心，在这个语境中，艺术介入乡村空间场景美化的结果——那个乡村旅游产业中的“空间产品”，其功用价值早已越出了普通空间美化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而是负担起“生产要素”的角色，这就解释了民宿视觉风格与入住决策之间的对应关系。

乡村旅游空间场景审美化作为民族美育的动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全球资本过剩的现实条件下，主权可控的资源货币化是我国实现资本闭环的必要努力。艺术介入乡村，所呈现的审美化空间在具有“生产价值”和“美育价值”的同时，提供了我国乡村资源内部可交易性的增长，这有利于我国空间资源价值化的开发，也构成了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保障。从该角度看，观察到乡村空间场景艺术化所具有的深层动力，也就容易理解动力增强所势必引导出的行动积极化。这些因素合力促成的因果链条，便是乡村空间美化，以及由此强化的东方审美的空间认同。这些因素，又最终将汇聚在民族美育的某个侧面。

二、从表象到气象：基于场景艺术化的空间营造方法

场景艺术化的空间营造方法，经历了从表象到气象的演化过程，其结果，并不是两种方法在实践中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为一种交融创新的过程，其趋势是在空间处理的过程中，注重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表达。对于民族美育的空间处理来说，这种艺术表达的“创造性”来源于立足当代生活的文化创造，这在民族美育空间领域显得尤其鲜明。

空间场景若要具有民族美育的效用，艺术介入其审美性的营造必须符合该民族的美学气息，那么传统基因的选择与提炼就成为空间创作的文化原点。常见于创作中的，是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符号化转译与审美性呈现。本文就以东方意蕴的空间营造为范畴，以文化基因的符号化表达为线索，检视民族审美空间中符号化呈现的两种方法。

（一）文化符号在空间场景营造中的表象性方法

将文化基因在空间转译过程中以直观的符号或图像加以表达，是文化符号在空间场景中的表象性方法，这也是人类表达对某种精神或文化意象之追求的质朴选择。以中国古人的空间观念与审美精神为例，博山炉便是很好的说明。所谓“博山炉”，是我国汉、晋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器具，顾名思义，其造型来源于山。器具中所展现的“山”的形态以及这种形态映入眼帘所形成的图像化感受，其实便是古人崇山文化的符号性表达。从考古发现来看，大汶口文化考古发掘的陶瓮刻符和殷墟甲骨文“岳”字的书写中，山形图样的屡屡出现证明了先民早在上古时期就萌生了山岳崇拜；
中国人心目中神秘、神圣的“昆仑之丘”“蓬莱三山”证实了人们心中“山”和“仙”的联系，也决定了“山”将作为一种文化原点必然在艺术形式中迎来符号的转译和表达。郑颖在介绍台北故宫院藏的二十余件博山炉时总结道：“上盖镂铸如山峰叠嶂，中间主峰依次层峦簇拥”，“当香烟袅袅升起，梦幻飘渺好似海外仙山之感”。吕大临《考古图》中也有汉代香炉“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的说法。

在这些博山炉的案例中，仙山隐喻带来的山岳崇拜、器具形态对山岳的模仿、香器性能及使用样态与“仙山”意境的呼应，都呈现出文化符号直观对译的表象性方法。如果使用符号学的解释，符号具有“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种可能，那么，空间场景中的表象性符号就往往倾向于符号传统定义所说的“一物代一物”。这种简单、直白的指代关系，在微观层面可以理解为博山炉形态对山岳的表意；
在中观层面看则可以是这种山岳形态的熏香器对“仙山”隐喻的追求；
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博山炉所置空间的审美气息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意涵的追随。这便又回到了中国传统审美空间的体验范畴。

（二）文化符号在空间场景营造中的气象性方法

管寧教授在探讨传统文化精神时提出“当代中国文化气质与文化气象”，所谓“气象”指的是传统文化审美精神的创造性运用与转化。他举贝律铭苏州博物馆的建筑空间设计为例：苏州园林与江南水乡的地域特色在苏博空间的呈现并没有以任何传统花窗、构形的样貌出现，而是以一件件“传统重构”的地域符号加以传达，最终呈现为现代性转化的“粉墙黛瓦”勾勒了苏式建筑传统的气质和品格。文化符号在空间场景营造中的呈现明显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变。

文化符号转译过程中的显性与隐性，对应了空间美育中主题符号使用的表象性与气象性，但其符号学的底层逻辑实际是“符号载体”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之间的差异。

符号学研究认为，“符号是载体的感知与这个感知携带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既然可“感知”的不一定是物质的，那么作为符号载体的感知也就可以是物质的缺失。这在对应中国审美意趣时简直如获先机，中国画中的“留白”、音乐表现时的“大音希声”，都可作为一种“空符号”的理解。[9]而这种“空符号”竟成为处理传统文化符号转译时面对时代差异的巧妙方法。对于民族美育而言，人们感受一个民族文化的伟大，往往先是从直观领略其文化创造成果开始，继而才认同其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与文化价值，综合而达到美育的功能。[10]然而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生成背景和历史原因，若要在当下社会对现时人们产生影响，必须使其在日常中由接触到接受才可能实现美育。但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必然随着时代变迁而存在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松弛”文化符号的“物质性”，突破固化的刻板印象，立足于当代生活进行文化创造，反而能更好地在消费社会中传递传统文化的精髓。

并且，在中国当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追求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渴望本身，就包含着涵咏文化自信的精神需求，这决定了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需要在更广泛更宏大的社会范围中体现。于是，“非物质”符号被称为“心灵符号”，隐喻了更加普遍与沉浸式的实施要求，也成为空间与人之间的感知联结。[11]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物质”与“非物质”的符号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割裂，而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暧昧范畴，能够实现更多的文化想象，进而有美育价值。

三、从感知到建构：以美育为范导的空间价值化开发

回顾历史，鉴照美育发展的价值走向，时光流转对应着美育价值的平衡与调整。比如蔡元培先生眼中美育所具有的改造社会和抗日救亡的作用，在今天必定已转化为新的功用。在美育发动美感、陶养情操的根本作用之上，时代总是赋予其特定的时代使命。党的十九大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建设的意义凸显，这不仅是因为其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互动，还在于其与国家整体实力生成的深层共鸣。[12]我们还需看到，在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由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形成文明格局的新动力。基于这样的宏观大势，对中国文化基因、美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发扬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力量的包容性与涵化力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旨归。[13]

在此背景下，空间美育担负起新时代的价值使命。这种倾向于宏大民族文化叙事的美育理想决定了空间美育价值设计的开发逻辑发生改变，美育效用的价值增值逻辑从着力单元空间的美育感知到体系化美育空间的主动建构。

同样，从感知到建构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取代关系，而是空间美育价值构成逻辑的积极演进。感知作为美感捕获的过程，构成了美育实现的前提基础。艺术介入空间美育，对特定的空间场景进行艺术化处理，其宗旨有二：一是以艺术的方法突出文化和思想的主题。二是以艺术的方式激活人的美感灵敏度，使主题思想能够以愉悦的方式被传播和被接受。其背后的科学逻辑是人对事物的感知分型，“知性感知觉”与“觉性感知觉”共同构成了人的感知通道。知性感知觉依赖知识和理性产生认知结果，而觉性感知觉则偏爱凭借感觉和经验。[14]艺术的感知觉虽然偏向觉性，但由于人的感知经验是一个综合过程的结果，这就决定了中华美育的特定主题可以通过文化要素的理性提取、符号转化，再施以艺术化处理后，能够最终朝向一种积极有效的审美接受方向推进，这是一种符合人类审美本质和审美过程的逻辑进路，精进艺术处理的技术和方法就是提高美育价值“感知”的落地方法。

以“建構”为思路的场景美育价值设计是基于“感知”美育效果之上的策略创新。那么，空间美育的效用增加如何能够跳出单体项目而从宏观层面加以谋划呢？16—19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壮游（Grand Tour）提供了有益参考。所谓“壮游”，是指文艺复兴之后兴起于欧洲的一种文化热潮，指代当时的欧洲人长途旅行、了解体验各地文明走向的行动，尤其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壮游更是发展为一种制度，被视为上层、贵族人生教育的必修课程。许多欧洲的文化精英，文人如歌德、拜伦，画家如彼得·勃鲁盖尔、委拉斯凯兹……都经历过壮游，对欧洲的文明传播、文化创作与文化自信均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延续这条思路，以快速发展的文旅产业为媒介，构建以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各种博物场馆为节点的美育大空间框架，并以旅游产业的落地能力加以推介，便可尝试构建起系统性、主题化的中华文化空间美育体系，使接受者以旅游体验的主体积极形式，在文旅产业服务支持的前提下系统性地感知中华文明的丰富内容。可以想见，在到往秦始皇陵铜车马展厅之后，很难不为铜车构件设计之精巧、装饰之华美所惊叹；
在去过敦煌莫高窟之后，也很难不为其丰富性所折服，仅一个61窟，仅佛像背面的《五台山图》，就贡献了五代山水特色、民间风俗参考、河北区域地图、五台山神迹故事等多样的文化内容。这些瑰宝既然曾经促动了梁思成的思考，那为何不可成为当下人积极的精神体验？

再以乡村旅游为例，当体验者以一种放松的心态、旅游的实践去体验具有审美愉悦与功能舒适性的乡村民宿空间之后，当这种符合东方气韵与乡土美学的审美感知被乡村文旅营销体系反复叠加之后，所谓“乡土文明”的文化基因便已经在潜移默化中移入感知者的个体经验当中，空间美育的效果也就以一种体系性建构的方式得以达成。

结 语

空间感受之于人的意义，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那里引来“人诗意的栖居”，将栖居的本质落在了“诗意”，将我们引向一个审美的乌托邦。空间所具有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使空间场景在嵌入社会生活时也体现出多维的层次。人对空间的感知亦是一个丰富的过程，虽然空间建造离不开一系列的理性数据支撑，但对使用者而言，最大的体会还是来自于感性。尤其特殊的是，这种感性的第一论题并不是人们感知到的物，而是一种综合的“气氛”。德国学者格诺特·波默提出“气氛美学”的概念，为理解空间感知、审美体验与美育接受三者关系提供了恰当的线索。“气氛”巧妙地强调了空间审美性的重要，使之与艺术手段相连，并解释了场景概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空间建构中的各种要素被联系起来，艺术是有效并普遍的方法，艺术介入场景空间所做的营建促动情感触动发生，如“气氛美学”所言，气氛是介于主客体之间，被主观性加以经验的过程。[15]这个过程一方面与美育的过程契合，另一方面又匹配了当前中国文化自信与软实力建设的时代需求，空间美育的范畴也开始越过单体空间而转向更为宏大的文化主题建构。

由此，本文归纳空间美育在时代语境中所体现出的新趋势，在认同美育价值跃升的基础上，期待艺术介入可以在遵循美育内涵变迁、价值动态性的框架下获得更好的制度性资源支持，以创新的策略、合理的节奏进一步提高空间美育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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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

Abstract：Aesthetic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of “sense of beauty”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family， society and school that constitute a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osite “educational platforms for aesthetics”; Whatever channel aesthetic education finds its way， the creation of “environmental beauty” has become the premise to get the beauty perceived. With a focus on “scenic art” as an approach to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firstly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actices of penetrating art into social scenes; then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how to generate the valu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pace from the aspects of aesthetic essence， aesthetic function and aesthetic design by referring to the framework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cogni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o construct the value syste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artistic space within the social and humanistic contexts.

Key words：aesthetic education; spatial perception; scene theory; art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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