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自我驳诘与生存悖论

在疫情依然肆虐的2021年，最令我感到震惊的一件事情，莫过于作家李锐在阔别文坛十年之后的再次强势归来。由于受到疾病困扰的缘故，李锐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公开发表小说。也因此，单只是他能够战胜病魔的困扰，再度执笔从事小说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使我们额手称庆。十年前，李锐公开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聚焦表现1900年庚子事变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这一次的《囚徒》（载《收获》杂志2021年第4期），直接被标明为“天母河之二”。毫无疑问，当李锐把《囚徒》标识为“天母河之二”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把《张马丁的第八天》“追认”为“天母河之一”。作家之所以要以“天母河”“之一”“之二”来给出命名，主要因为两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太行山脚下那条天母河的旁边。而“天母河”的命名由来，也毫无疑问与散布于那条河两岸的女娲娘娘的远古传说紧密相关。到了《张马丁的第八天》中，这一古老传说的具体承载者，也就是那个早已在巨大天石上屹立千百年之久的女娲娘娘庙。由此可见，《囚徒》最起码可以被看作是《张马丁的第八天》的续篇。更进一步说，如果此后李锐还能够写出“天母河之三”，那也就应该干脆称之为“天母河三部曲”。当然，这是后话。

正因为《囚徒》乃是接续《张马丁的第八天》而来的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也才有了那个正文开始前的“楔子”。在这个带有序幕意味的“楔子”中，李锐开宗明义就写到：“《张马丁的第八天》和《囚徒》的发表相隔十年，可它们讲述的却是同一场悲剧。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之乱，让两个世界，两种不同信仰的人陷入同一场浩劫之中。”紧接着，在以极简洁的文字概述了十年前那部《张马丁的第八天》的基本内容之后，李锐不无悲愤地写到：“最终，去压迫的和被压迫的，去仇恨的和被仇恨的，相互屠杀的和相互扶持的，舍生取义的和苟且偷生的，还是都身不由己地留在了这个万劫不复的此岸。/这是一首哀歌。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寓言。/浩劫之后活下来的芸芸众生又将何去何从呢……”是的，李锐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白，自己之所以要创作《囚徒》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为了充分地揭示表现那些经历了一场生命的历史浩劫之后的芸芸众生接下来的人生走向。由此不难断定，在《张马丁的第八天》发表后的漫长时日里，李锐其实一直都未有停歇地思索着自己笔下诸多人物未来的命运走向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忽略意大利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那句“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至理名言。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克罗齐名言的影响，我才会在一篇关于《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文章中，写下过这样的一段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锐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虽然具体描写的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历史故事，但作家那尖锐无比的思想锋芒很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遥远的过去。李锐之所以执意要叙述一个遥远过去的故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样的一个过去和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当下时代有着千丝万缕无法被割断的深层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李锐对于遥远过去的书写，实际上也应该被理解为是对于当下时代的一种象征性表现。重要的，不是被书写的历史年代，而是书写历史的年代。从根本上说，李锐之所以要讲述一个过去的纠结不已的人性困境故事，关键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实质上也正是一个特别令人纠结不已的时代。”[1]如果说如此一种理解中的所谓“当下时代”更多地还是带有一种抽象意味，以至于难以落到实处的话，那么，到了这部《囚徒》的时候，情况就明显不同。尽管并没有从李锐那里得到确切的证实，但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囚徒》具体写作动机的生成，却很可能与2020年这样一个特定的年头紧密相关。2020年，按照中国传统中所谓天干地支的说法，同样是一个庚子年。这一年，不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世界，都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新冠疫情，以及由这场新冠疫情所进一步引发的，自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劫难。也因此，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想就是，由一百二十年后的这一场庚子疫情，尤其是这场疫情所造成的各种生存困境，李锐首先联想到了很多年前也即1900年的那一场庚子事变，并进一步联想到了曾经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由《张马丁的第八天》里的那一场历史劫难，作家自然会进一步联想到经历了那场劫难后幸存下来的那些芸芸众生未来时日里的命运走向问题。这样一来，《囚徒》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的出现，似乎也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细读《囚徒》，我们不难发现，活跃于这部篇幅字数大约只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约略可以被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率先登场的前东河县知县孙孚宸，以及隶属于他的县衙捕头陈五六。第二类，是以张五爷为代表的天石村上村和下村（包括柱儿她娘在内）的一众村民。第三类，是以玛丽亚嬷嬷和马修神父（前为医生，后为神父）为代表的教会人士（其中，也包括那位后来才幡然悔悟的老三）。第四类，则是以张天保和张寿山他们为代表的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发展紧密相关的若干人物。文本中，以上四类人物依照各自的人生逻辑向前运行，他们的运行轨迹虽时有交叉，但从总体上说却是并行不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四类人物的人生轨迹干脆就理解为贯穿于 《囚徒》中的四条结构线索。从根本上说，正是发生于以上四类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囚徒》最主要的故事情节。

然而，同样是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李锐的《囚徒》却又与我们通常在其他小说中所看到的有明显区别。如果说其他小说中更多出现的，乃是情节层面上的矛盾冲突，那么，李锐《囚徒》中出现的，就可以被看作是思想意識层面上，更多地带有自我对话与驳诘性质的矛盾冲突。首先，所谓驳诘，依照词典的解释，也就是辩驳、诘问的意思。再加上自我，也就是和自己对话、诘问的意思。请一定注意，我们在这里强调一种思想的自我驳诘的前提，是把李锐看作了一位堪称杰出的思想型作家的缘故：“在我自己的印象定位中，李锐从来就是一位类似于鲁迅先生一样的以思想性见长的小说家。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强调李锐以思想性见长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其他的作家就不具备思想性。只不过与那些更多以感受性以日常生活的描写见长的作家，比如说贾平凹，比如说莫言，这样的作家相比较，李锐更多地以思想的深刻取胜而已。”“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思想艺术个性，实际上，也正是这些不同个性作家的同时存在，极大地丰富着我们当下时代的文学景观。正所谓李白杜甫，各有所长，姚黄魏紫，各有所擅。面对着诸如贾平凹、莫言、李锐这样一些艺术个性鲜明独异的作家，我们绝不能秉持某种僵化的标准，做一种简单粗暴的是非臧否。以一种理性的宽容姿态，接纳更多艺术个性迥异不同的作家，方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2]尽管说到现在已经有整整的十年时间过去，但我却仍然愿意坚持自己关于李锐是一位以其思想能力的深刻而特别见长的作家这一基本判断。正因为李锐的小说创作一向以思想的深刻见长，所以，如同《囚徒》这样一部带有突出自我驳诘性质的长篇小说在他笔下出现，也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我们把李锐看作是一位思想型作家，所以也才会由他而进一步联想到法国的狄德罗这样一位同样以其思想的深刻而见长的杰出作家。众所周知，狄德罗是法国所谓“百科全书派”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也因此，他在人类文明史最突出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思想层面上。能够获得思想家的称号本身，就足以说明他思想能力的非同寻常。但同时，狄德罗却也是一位文学创作成就斐然的作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一部被命名为《拉摩的侄儿》的对话体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身为流浪汉的拉摩的侄儿，一方面，甘心于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便会显得总是低三下四，任人作践，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有着耿直而坦率的性格特征，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无情地攻击、咒骂处于醉生梦死状态中的上层社会。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天才与愚蠢，高雅与庸俗，疯狂与沉静，正确观念与错误认识，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等一系列带有明显矛盾性的对立选项，竟然出人意料地被组合在了一起。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刘再复当年曾经产生过极大影响的那个“性格组合论”来对拉摩的侄儿做出相应的评价。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拉摩的侄儿》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对话体小说。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是“我”也即狄德罗和拉摩的侄子之间的一次对话过程。既没有情节，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连同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对话另一方的“拉摩的侄儿”这个人物形象的名字，也都没有给出。关键的问题在于，虽然整部小说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次对话过程的单纯记录，但我们却不难从中看出作家狄德罗对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来。更进一步说，这里所谓对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就构成了小说最主要的思想内涵。也因此，借一部纯然意义上的对话体小说，以最大程度地承载表现足称复杂丰富的思想内涵，恐怕正是狄德罗这部《拉摩的侄儿》最根本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

尽管说我的确不知道李锐是否曾经阅读过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但由对李锐《囚徒》的阅读而联想到狄德罗的这部对话体小说，在我这里，却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虽然并不像《拉摩的侄儿》一样通篇都是对话过程，但相比较而言，李锐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不仅把重心更多地放置到人物的对话之上，而且很多试图传达给读者的思想意旨也都被作家以一种自我驳诘的方式巧妙地处理在了对话过程之中，恐怕也是一种难以被否认的文本事实。这里，且以第一章为例加以说明。第一节，可以说主要由东河县前知县孙孚宸和他曾经的部下，县衙里的捕头陈五六之间一来一往的对话组成。第二节，主要由发生在玛丽亚嬷嬷、马修医生，以及隐名埋姓的老三他们三位之间容或错位的对话组成。紧接着的第三节，是以张天保为主体的他和大师兄之间的对话。第四节，是以张五爷为主体的他和天石村张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对话。第五节，两个主要对话者分别是张五爷和柱儿她娘。第六节，前半段虽然不是对话，但到了后半段却又变成了孙孚宸和陈五六之间的对话。尽管说其间肯定也少不了会有场面的铺陈和动作的描写，但主要依靠人物之间的对话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演进，却也是文本的一种实际情况。对话倒也还罢了，关键的一点是，李锐笔下的这些对话，不仅很少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而且还更多地承载着思想自我驳诘的功能。比如，罪臣孙孚宸在天石镇天主堂面对着早已是阴阳两隔的高主教发出的“惊天三问”：“请问主教，可真有复活之事？若然，何不早日以实相告，某岂能枉杀张天赐。不杀张天赐即无此案。既无此案，何来血仇？既无血仇，何来日后教堂惊天血案，死伤枕藉，血流成河？此某一问也。”这第一问，乃是从张马丁（也即乔万尼）的是否死而复活问起。一下子就抓住了根本要害所在。发生在天石镇天主堂前的那一场惊天血案，都是因为张天赐的被处死而引起。而张天赐的被处死，却又与张马丁（乔万尼）的“死亡”紧密相关。这样一来，张马丁（乔万尼）的是否“死而复活”，自然也就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唯其如此，与此案关系紧密的孙孚宸才会首先有此一问。“竟至两败俱伤，死伤无数。应去天堂者而尽入地狱，悲夫哉，人间浩劫莫过于此。在下敢冒昧请教：以此惊天动地之浩劫，天主允之乎？天主禁之乎？想主教烈焰之中悲天呼号，亦必有此问耶？举问至此，心如刀割，泪如泉涌。此某再问也。”上承第一问，孙孚宸联系天主教的教义紧接着有此一问。天主教“奉天主为至尊，《圣经》为至上”，其志在于“欲拯救天下众生脱罪恶而入天堂，超生死而获永生。”既然天主教教义的主旨是拯救天下众生，那天主又何以能够容忍前述惊天动地血案的发生呢？它如何能够视生灵涂炭而不顾呢？紧接着，孙孚宸又发出了第三问：“但有一问郁结于心，不吐不快：列强各国得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之巨，亦得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乎？列国若与四万万五千万人互为仇寇，天下可有一日之宁欤？更有一问，百口莫辩无以自答，庚子之初，吾皇亦以人心自持，竟与各国同时开战。转瞬间，土崩瓦解，一败涂地。京畿失守，两宫出走，颜面丧尽，国将不国也。人心可恃乎？枪炮可恃乎？国势可恃乎？其必问，孔孟之道皇皇圣言悠悠哉两千余载，国祚何以隳堕崩坏而至此耶？”说是一问，其实是两问。一个指向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各国列强，另一个则指向了自己也曾位列其臣的天朝国君。庚子事变的结果，是满清在惨败后的被迫赔款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之巨。面对着中国国民人均一两白银的如此一笔巨额赔款，曾经的朝廷命官孙孚宸倍感愤愤不平。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想到了由此而引发的人心向背问题，以及由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牵引出的西人和国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何以能够化解的问题。与此同时，面对着惨烈的庚子事变，尤其是天朝上国一败涂地的悲惨结局，内心里对朝廷一直忠心耿耿的孙孚宸，情不自禁地要追问自己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到底为什么会惨败到如此一种不堪地步。孙孚宸的以上三问，被问的对象，是那位早已在血案中被活活烧死了的天主堂前主教莱高维诺的亡灵。既然是莱高维诺主教的亡灵，那他们二者之间肯定也就构不成现实的对话关系。明明知道无法从莱高维诺主教那里得到回应，孙孚宸却也仍然还要坚持发问，那这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提给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是，其中的一些问题，连他自己也都百思而给不出答案来，唯其如此，等到三个问题发出之后，孙孚宸才会不无悲怆地感叹道：“悲夫！此问天，非问人也。”

再比如，玛丽亚嬷嬷在与马修神父的对话过程中，曾经以这样一种满含敬畏的方式来谈论已经去世了的张马丁（乔万尼）：“这不是乔万尼的错，他是为了平息血仇而来的。这是乔万尼在自己的苦路上经过的最为痛苦难堪的一站。严格地说，乔万尼的退出教会，和他最终不得不孤独一人接受这样的结局，是同样的。这都是他跨出凡俗界限的代价。我甚至觉得，他最终认为这都是他信守对天父的承诺所应得的苦难。”乔万尼（张马丁）死而复活之后，不惜背叛“教会”也要坚持说出真相的这一行为，在教会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毁之者，甚至还会把他干脆就看作是教会的叛徒。针对如此一种严重的误解，玛丽亚嬷嬷从自己对教义的理解出发，对乔万尼（张马丁）的行为给出了强有力的辩解。在她的理解中，乔万尼（張马丁）坚持不肯做任何欺瞒，一定要说出真相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教义最好的一种践行，理当赢得充分的尊重。这样，也才有了玛丽亚嬷嬷更进一步的解说：“我知道，在外人看来，乔万尼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教规教仪，在一般人眼里那几乎是对主的亵渎。可我不这样看，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忘我的献身，就像一颗流星忘我地纵身一跃，在天幕上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他是那个走出了凡俗世界的远行者，我们都还留在七天之内循环往复，他却以自己的生命做成了对主的献祭。”从根本上说，乔万尼（张马丁）之所以会招来许多非议，除了他在“死而复活”后仍然坚持说出真相之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曾经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与张王氏等一众天石村的村妇们结合，并最终生下了五个混血男孩：“可是，张马丁执事怎么可能同时成为五个孩子的父亲。而且都是男孩子？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虔诚的张马丁执事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同时成为五个孩子的父亲，这怎么可能？这简直就是奇迹！”在一种世俗的层面上，尽管张马丁（乔万尼）执事的行为并非出自清醒的理性，但从一般的教规礼仪上说，他的行为仍然会被看作是对主的亵渎。与这些深陷于世俗理念困扰中的寻常人等不同，在早已全身心地奉献给了主的玛丽亚嬷嬷看来，乔万尼（张马丁）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从内心里无条件地信从或者说服膺主的召唤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她才会把乔万尼（张马丁）比作一颗燃烧奉献着自己的耀眼流星。这里，应该被重新提及的，是张马丁（乔万尼）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真诚者张马丁之墓——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张马丁（乔万尼）之所以自诩为真诚者，乃因为真诚是他最本质的特征。他的坚持要在“死而复活”后说出真相，正是其真诚品格的突出表现。按照天主教（基督教）的说法，世界不仅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用了整整的七天时间。所谓“你们的世界留在世界之内”，强调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的世界从第八天开始”，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张马丁（乔万尼）乃是既有教会秩序的背叛者，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更应该理解为张马丁（乔万尼）的所作所为，其实更是在本质上呼应、践行着天父的要求。大约也正因为如此，玛丽亚嬷嬷才会情不自禁地把张马丁（乔万尼）类比于耶稣基督：“乔万尼，我的孩子，你永远都不会死的……就像耶稣基督背负了十字架，最后走上了各各他山。我的乔万尼背负着真相走上了他的天石。”到底该怎样理解认识张马丁（乔万尼）的所作所为，既是《张马丁的第八天》，也是《囚徒》中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对于这一点，即使是如同马修神父这样的神职人员也都倍感困惑，难以给出恰如其分的合理评价。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充分地考虑到了包括马修神父在内的很多人都会对张马丁（乔万尼）心生误解，所以，玛丽亚嬷嬷才会如此这般大费周章地为牺牲者或者说先行者张马丁（乔万尼）辩护。更进一步说，因为对张马丁（乔万尼）的那些负面评价也都出自《囚徒》中的相关人物，出自李锐所写出的这个小说文本，所以，玛丽亚嬷嬷在对话过程中所有对张马丁（乔万尼）的辩护之词，也都带有突出的自我驳诘性质。

究其根本，正是着眼于思想的自我驳诘可以被看作是李锐《囚徒》的基本叙事语法，我才更愿意在文体的层面上把《囚徒》称之为一部“思想驳诘体”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也正是在人物彼此之间的对话与驳诘过程中，一些富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逐渐地浮出了水面。比如，那位带领张氏家族一起入教的张五爷。身为一族之长的张五爷，之所以不惜得罪列祖列宗，也要率领五得堂的张氏子孙们加入天主教，与天石镇天主堂的那一场血案紧密相关。这场惊天血案的主犯，被认定为是老张家的张天保：“刑部的公文下令十天之内交出天保，否则，天石村张家全族不可免罪。所有六十岁以下男丁斩立决，所有十岁以上女人遣送西北罚为随军婢奴，抄没家财，罚没田产充公……”面对如此不期而至的灭门之祸，身为族长的张五爷，当然要千方百计地考虑应对的策略。这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别说十天内不可能找到张天保交出去，即使是能够找到，从道义上说，也不能把他交给官府。既如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全族入教”：“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法子，河东十八村，村村入教，凡是从了洋教的，就是教民，入过义和团，打过教堂，洋人也概不追问。洋人不追问，官府就更不敢追问。”“我亲自去见过天石镇天主堂的玛丽亚嬷嬷，就是那个带着洋郎中来咱村里发放赈济钱粮的玛丽亚嬷嬷，她现在就是天母河教区和天石镇教堂的主事人，这是天津教区的大主教临时任命的。”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其一，从天石村的张氏家族来说，他们以整个家族的方式“现场”入教，很是有一点临时抱佛脚的感觉。潜隐在如此一种临时抱佛脚行为背后的，其实是一种“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心态。其二，从天主教一方来说，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要想成为天主教徒的最起码要求，就是必须从内心深处坚定地相信相关教义，并能在日常生活中信守各种教规教义。依照这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以张五爷为首的张氏家族，根本就不可能满足上述相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玛丽亚嬷嬷不仅依然同意他们入教，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庇护，细细思量一下，也还是存在明显问题的。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天主教会为了能够扩大教民或者说信众的范围，根本就置他们的信仰与否于不顾。如此一种情形，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本身。更进一步说，在天主教会的这种动作背后，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有某种实用主义的阴影在晃动。但请注意，在整个张氏家族举族入教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除了身为族长的张五爷倍感焦虑，为究竟是否入教而纠结不已：“遭逢乱世，大劫难逃，为救张氏一族八百余口的性命，唯有福嗣一人作恶，一人背负千古骂名——下地狱，上刀山，千夫唾骂在所难辞……”，其他八百余口人似乎都无动于衷。其中，唯一一个表示反对入教的，就是张天佑的婆娘，那位因儿子而被称为柱儿她娘的乡村女性。她给出理由是：“五爷，我想明白了。是那个姓高的高主教为了拆咱们的娘娘庙，捏了个假人命案子，让官府把我们家他大哥砍了头。我们家天佑是在教堂里着洋枪打死的。我们柱儿也是着洋枪在教堂外边打死的。二哥天保如今又让官府判了死罪，要把他追回来砍头。五爷，您老替我想想，一家子男人都是教洋人给杀的，我能进那个洋教堂的门吗？您让我跟孩子们咋儿说呀我？”面对着拒绝入教的立场如此坚定的这位乡村女性，张五爷顿感自愧不如：“张五爷听得老泪纵横。他万万没有想到生死关头，眼前这个瘦弱不堪的女人，竟然如此地大义凛然。”也因此，他才会由衷地感叹：“咱们老张家几百口子大男人，都顶不住你这一个女人刚强。”但请注意，张五爷的人性深度，除了表现为举族入教时间上的自惭形秽之外，也还体现在他和儿子张寿山的精神隔膜上。身为张氏家族五得堂的族长，张五爷除了拥有天石村的田产之外，在天津城里也还有两处买卖，一处五得祥绸缎庄，一处四海客栈。因为儿子张寿山正好在天津卫读书，所以就让他顺便照看这两处买卖。没想到，张寿山在自作主张学习洋务、矿业的同时，竟然先斩后奏，“以五得祥绸缎庄和四海客栈作抵押，以两处买卖的收入和利息，从太古洋行手里贷出二十万两白银，投资入股，将来可占东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六分之一的股份。”面对着张寿山的这一番自作主张，张五爷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料定他一定会上当受骗：“他明白，从今往后，不止五得祥绸缎庄和四海客栈不是自己的了，就连东陉煤矿那六分之一的股份，弄不好也都要归了太古洋行。多半辈子积攒的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儿子打了水漂儿。”没想到，到头来的事实却充分证明张寿山的决断是正确的：“让张五爷目瞪口呆的是，不久，儿子竟然真的报来喜讯……东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一炮打响，儿子喜不自胜……”面对儿子报喜的来信，张五爷再次陷入自责与狂喜并存的复杂心态之中：“我是老朽不识少年志，村翁未知天下事呀！连眼目前儿的事情，连自己个儿的亲生儿子也瞧不清楚啦……老天有眼哪，五得堂香火有续，绝处逢生，老张家有救啦！”就这样，虽然只是抓住了率族入教和纵子经商两个细节，一个观念相对落后保守，但既有责任担当，也不乏羞耻感的很有几分人情味的传统乡绅形象，便已经活泼泼地跃然纸上了。

从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角度来说，那位一直处于自我煎熬状态中的老三，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囚徒》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面对老三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必须抓住其行为中三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其一，他曾经受惠于自己的表姨父陈五六。因为天生就是一个瘸子，所以老三总是不那么招人待见。在这种情况下，表姨父不仅可以收留他，而且还待他不薄，一直把他当作家里人看待，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一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曾经想要把自己那个眼睛里长玻璃花的女儿莲儿许配给他为妻。只因为遭到了莲儿的坚决反对，这件事情才彻底告吹。虽然没能如愿以偿，但老三的心里却因此而无法释怀。其二，是他的恩将仇报与引狼入室。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莲儿，一往情深地投入到了百成的怀抱，老三的心里不管怎么说都不是个滋味。也就在这个时候，闹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内心里充满失落感的老三，一腔怨气无法宣泄，也就稀里糊涂地“跪了坛，起了誓，也跟着闹起来。”他这一闹不要紧，关键是还引狼入室地闹到了表姨父家里。那一天，他们这伙义和团恰好路过表姨父家菜园子的后门，“我就想起我的苦，我就想起我的恨，我就想起自个儿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宿一宿的心里儿活受罪。热血上头，我就一脚踹开了门，带人闯进菜园子，正好又看见莲儿跟百成在一块儿，正好又看见莲儿头上插着那只蝴蝶簪子。”正所谓“无巧不成书”，莲儿和百成不仅待在一起，而且头上还带着蝴蝶簪子，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老三的强烈刺激。这样一来，一场悲剧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连同老三在内的若干男人，相继糟蹋了莲儿。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百成，到最后，只能在洗净莲儿的身体后，双双投井身亡。在这个过程中，老三自己人性深处所潜藏的恶，当然是一个主要动因。但与此同时，更不容忽视的，其实是一个“乌合之众”式的群体性存在。“乌合之众”，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深刻地指出，当某一缺少思想力的个人，融入到某一群体之中的时候，他的个性迅即处于被淹没的状态，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所属群体的思想所取代。从根本上说，有很多个此类个体积聚而成的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情绪化、无异议，以及低智商這样一些突出的特征。无论是李锐这里所描写的群体，抑或还是当下时代的诸多吃瓜群众，“乌合之众”的特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虽然二者也不尽相同，但勒庞“乌合之众”的说法，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对“看客”的憎恶与批判。就此而言，李锐的《囚徒》就可以说外承法国勒庞，上承母国鲁迅。其三，是老三在玛丽亚嬷嬷精神感召下最终的幡然悔悟。在老三短暂的人生历程中，玛丽亚嬷嬷的适时出现，可谓至关重要。一方面，在老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是玛丽亚嬷嬷慨然收留了他，让他以隐姓埋名的方式成为教堂里的敲钟人（因为老三遭遇枪伤后被严重毁容，所以，他这个敲钟人，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雨果《巴黎圣母院》里那位丑陋无比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某种程度上，李锐其实是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向雨果致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拯救老三肉身的同时，玛丽亚嬷嬷更是以一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彻底拯救了老三那足称邪恶的灵魂：“他在这位嬷嬷脸上看见了一种莫名的神圣，他无法描述到底看见的是什么……他觉得自己眼睁睁地看见了转世而来的活菩萨。”唯其因为如此，等到老三得知玛丽亚嬷嬷已经身染重疾的时候，方才不仅会表现得那样如丧考妣一般地失魂落魄，而且还在大庭广众的情况下以极大的勇气讲述了自己曾经的作恶过程，公然表示自己已经幡然悔悟：“我一心一意重新做人，一心一意想当我的二福子，我还以为后半辈子都活成个二福子，就能重新做人呢？现在才知道，重新做人是个梦，是个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不搭调的梦。我就是老三，就是那个糟蹋了莲儿，就是那个亲手杀了莲儿和百成的老三。嬷嬷，我说的就是这么多了，后边事情您都知道，不用我再说。”就这样，在玛丽亚嬷嬷无私献身精神的感召下，曾经想着要以隐姓埋名的方式混过后半生的老三，在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前提下，不仅幡然悔悟当众忏悔，而且还以头撞墙，自戕身亡。

既然曾经的“恶魔”老三，之所以到后来能彻底地幡然悔悟，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受到玛丽亚嬷嬷精神感召的缘故，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将关注的目光转向这位玛丽亚嬷嬷。在《囚徒》中，玛丽亚嬷嬷是以一位无私奉献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但请注意，她如此一种精神特质的生成，其实也是明显受到张马丁（乔万尼）真诚与奉献精神感召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玛丽亚嬷嬷和马修神父（医生）的对话，很多时候都是围绕已经去世的张马丁（乔万尼）展开的。其实，不只是他们俩之间的对话，玛丽亚嬷嬷平时的所思所想，围绕的核心人物，也往往是这位张马丁（乔万尼）。比如：“那一刻，玛丽亚嬷嬷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忽然刻骨铭心地明白了，活下去是一种多么沉重、多么残忍、又是多么无法推卸的煎熬……这就像当初的乔万尼，独自一人肩负着真实和惩罚走上了自己的苦路……既然每个人都只能孤独地走上自己的苦路，我们为什么还要聚集在教堂里，聚集在主的脚下祈祷？”这是在面对着那一场死伤惨重的惊天血案的时候，玛丽亚嬷嬷产生的人生顿悟，发出的人生感慨。很大程度上，正如同那位她人生的导引者张马丁（乔万尼）一样，玛丽亚嬷嬷是《囚徒》中最得天主教精义的一位神职人员。无论是对张马丁（乔万尼）建立在深入理解前提上的无限崇敬与悉心呵护，还是对如同老三这样一位“恶魔”式人物的慨然接纳，抑或还是日常生活中对马修神父（医生）润物无声一般的精神启悟，所有这一切，都从各个不同角度充分地说明着这一点。很多时候，作家李锐自己一些富有洞见的思想，正是借助于玛丽亚嬷嬷这一人物形象而传达出来的。比如，面对着大洪水过后天母河地区的满目疮痍，“这时候，玛丽亚嬷嬷就会想：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那座娘娘庙，因为庙里那个叫女娲的女神。莱高维诺主教千方百计要拆除它，天石村张氏家族的人拼死拼活要保护它。为此，人们不惜相互屠杀。这一切，难道真符合主的意愿吗？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在地上实现主的天国吗？乔万尼不正是为此舍生忘死而出走的吗？乔万尼不正是为了主的天国，为了遵守不可作假证陷害人的戒律，为了平息误会和屠杀才跨出了教堂的大门，把自己当成了献祭的羔羊吗？乔万尼不正是那个追随耶稣基督，而为众生献身赎罪的人吗？这才是最后的真相。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有的只是对真相的误会和曲解，甚至是对真相的污蔑。”这样一段看似玛丽亚嬷嬷独白的叙事话语中，突出体现出的其实是李锐思想自我驳诘的特点。那接连出现的五个没有给出答案的大问号，正是这一特点的显在表征。在其中，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真相问题的提出。事实上，是否能够坦然地直面真相，始终是李锐在《囚徒》集中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还是玛丽亚嬷嬷：“既然你们没有人敢回答，没有人敢面对真相，那就请你们让开。”依然是玛丽亚嬷嬷：“你最终会明白，如果你永远欺骗自己，就是把自己意愿关在自己的囚笼里，就是让自己永远陷入地狱之火的熬煎。”然后，是马修神父：“是啊，嬷嬷。我们原本是想等着有了天津教区主教大人，或是罗马教廷的回答后，再向大家讲出所有的真相。可没有想到，真相自己提前来了。而且是和这样一场可怕的瘟疫一起到来的。现在我真觉得羞愧，真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神父，倒像是一个撒谎者。”仍然是马修神父：“人心为什么如此冷漠？人们为什么如此害怕真相？谎言为什么让他们如此地趋之若鹜？”接下来，是张五爷：“把一件真人真事砌在墙里儿，大家伙都没事、都不怕，把真人真事说出来就都害怕了？就都受不了了？张马丁执事怎么死的？他是为了把真相告诉咱们，才違背了高主教的意愿来到天石村的。”以上种种，核心都是真相的问题。是的，那些“乌合之众”或者作为“看客”的人们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害怕真相？为什么就没有足够的勇气来直面真相？并不仅仅只是《囚徒》里的人们所必须面对的质疑。翻开历史，真相以及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真相，都是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方面，各位只要联想一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命题，就应该对此心知肚明。李锐之所以要在《囚徒》中三番五次地强调真相的命题，其根本的出发点或许正在于此。

话题再回到玛丽亚嬷嬷这里。由于受到真诚者张马丁（乔万尼）精神感召的缘故，玛丽亚嬷嬷在《囚徒》中，有两方面的事迹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圣母堂的建立：“我是想在天石村建一座圣母堂。当初为了建立教堂，高主教和天石村结下生死血仇。我想永远解开这个仇恨。你们全族入教，正好给了这个机会，让我们永远化血仇为慈悲。”怎么建呢？在保留娘娘庙的前提下，再加建一座圣母堂。因为考虑到女娲娘娘是天母河千百年的信仰，“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保留下自己的娘娘庙。我们都经历了太多的杀戮，我不相信建立在相互杀戮之上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只需要谦卑和奉献。既然我们无可选择地只能是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什么不能在同一块天石上平等地保存下各自的信仰？”一种实际的情况是，尽管玛丽亚嬷嬷的主张遭到了一些人的坚决反对，但在她的一力坚持下，这座圣母堂到最后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虽有曲折，但一切最终都按照玛丽亚嬷嬷的安排和意愿进行。”由玛丽亚嬷嬷坚持一定要在娘娘庙旁边加建圣母堂这一细节，我们便可以看出，关于“身份认同”或者“文化冲突”问题，李锐其实有着持续不断的长期关注与思考。“在对于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大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之后，李锐、蒋韵为《人间》设定的基本思想题旨已经演变成了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深刻的思考与表达。对于这一点，李锐在‘代序中同样有着清晰的理性表达：‘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和这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
人对于所有异类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并又在排斥和迫害中放大了扭曲的本能——这，成为我们当下重述的理念支架。”[3]如果说早在《人间》中，李锐就已经有着对于“身份认同”或者“文化冲突”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表达，那么，《囚徒》中圣母堂的加建这一细节，就可以被看作是李锐对相关命题的再度思考与表达。但玛丽亚嬷嬷却根本不可能料想到，她自己费尽心血建立起这座圣母堂，等到那场瘟疫发生之后，却也还是遭到了下村人的无情破坏。尽管马修神父向弥留之际的玛丽亚嬷嬷隐瞒了这个坏消息，但这一残酷事实的发生，对玛丽亚嬷嬷所坚执的异质文化多元共存的精神理想，自然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另一个，则是在霍乱瘟疫发生后，玛丽亚嬷嬷自觉自愿地带领包括老三在内的几位志愿者前往下村救助那些可怜的染病者。尽管行前马修神父一再叮嘱玛丽亚嬷嬷一定要注意自我防护，但由于接触了太多病人的缘故，她最终还是不幸被传染。但即使在短暂的弥留时刻，玛丽亚嬷嬷却依然镇定异常地表示：“医生，你的职责是治病救人，我的职责是让死者的灵魂平静安详，那是一个人在人世间最后的一点安慰了，换了是你也会像我一样的，就像你现在正握着我的手……”套用一句流行的俗话，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忠于职守的玛丽亚嬷嬷最后还是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种实际的情况是，正是在玛丽亚嬷嬷那种无私献身精神的感召下，也才会有马修由医生到神父的身份与精神转换的发生。当马修神父在小说临近结尾处面对天石村的村民讲出这样一番话：“我现在把一切都说出来了，把一切都说明白了，这些空荡荡的椅子等待的都是真诚的坚信者，而不是被恐惧驱赶的羊群。请你们自己来做出选择吧：到底是跟着张马丁执事、玛丽亚嬷嬷回到自己的教堂，走向第八天，走向天主的地上天国。还是回到天石镇教堂，回到他们那一边，回到循环往复的七天之内，回到他们许诺的永生的天堂。这个抉择是每一个人遵从内心的最真实的抉择，这个抉择是每个人自己最终的抉择。”到这个时候，马修终于彻底完成了他由医生到神父的精神转变。这样一来，从张马丁（乔万尼），到玛丽亚嬷嬷，再到马修神父，他们三位就以一种接力的方式完成了一种精神的传递。这一方面，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尾声”部分的第三节里，曾经专门提及天石村的圣母堂后来被当地百姓改称为三圣堂。说，“那是因为圣父圣母派了三位圣徒下凡来拯救众生”。但其实，只要联系《张马丁的第八天》与《囚徒》这两部带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三圣”云云，其具体所指，正是张马丁（乔万尼）、玛丽亚嬷嬷和马修神父这样三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真正圣徒。

除了思想的自我驳诘，李锐《囚徒》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对生存悖论的真切表现。这一点，首先需要从小说的题记谈起。《囚徒》的题记，是一首北方童谣《荒唐歌》。其具体内容如下：“腊月三十月光明，/八月十五黑咕隆咚。/天上没云下大雨，/树梢不动刮大风。/刮得石头满街滚，/鸡蛋一动也不动。/这个鸡蛋碰在石头上，/把石头碰了个大窟窿。/鸡蛋破了锔子锔，/石头破了用针缝。/还有一个新鲜事儿，/耗子下了个大狗熊。”之所以被命名为《荒唐歌》，主要因为童谣里所罗列出的种种，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事物。腊月三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到月光，八月十五又怎么可能黑咕隆咚呢？天上既然没有云彩，那肯定不会下大雨，树梢一动不动的时候，自然也不会刮大风。唯其不可能，所以才被称之为“荒唐歌”。把这样一首《荒唐歌》当作《囚徒》的题记，其实就是在暗示读者，小说文本中将会出现很多类似的生存悖论书写。比如，小说开头不久，就写到了东河县前知县孙孚宸的被免职罢官。面对如此一种情形，不只是他的下属陈五六陈捕头，就连同孙孚宸自己在内，也都感觉到百思不得其解：“面对着这个对自己百般照应的老下属，孙孚宸哭笑不得。孙孚宸知道，自己说不服他，扪心自问，也说不服自己。说也无用，可又不能不说。一切都如此荒唐而又无用，一切都是如此言说不尽的荒唐和无用。自己就像一个无人搭救也无法搭救的落水者：进，无彼岸可望。退，无此岸可留。说，尽是妄说。为，尽是妄为。荒唐。真正是荒唐之至。真正是荒唐之人偏偏遇上这荒唐乱世，奈何……奈何？”孙孚宸之所以会左一个荒唐，右一个荒唐，与自己的不公平人生遭际紧密相关。明明都是知县，而且所辖的县域里也都闹义和团，但“死守不走”的怀来县吴知县，却因接驾有功而被升迁为知府，与吴知县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身为东河县知县的自己。同样是“死守不走”，自己等来的却不仅是“枷板锁身、削职为民”，而且“还得挨着门儿给人家洋教堂跪叩谢罪”。正因为如此，陈五六才会为自己的上司打抱不平：“您自个儿好好想想，这事情它拧巴不拧巴？这事情它跟谁说理去？”仅仅只是从孙孚宸的不幸遭遇，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生存的某种悖论状态。再比如，马修医生的感叹：“可现在面对着莱高维诺主教的骸骨，面对着教堂内外遍地堆积的尸体，他忽然感觉到自己作为医生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一个医生或许可以治疗一些病人，许多医生可以治疗许多病人，可全世界所有的医生加在一起，也永远无法制止人类自己制造的浩劫。”在这里，借助于马修医生的真切感受，李锐洞悉并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根本性悖论。一方面，之所以会有医生这一职业生成，关键原因就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战胜病魔，尽可能地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一种无法被否认的事实是，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政治集团或者乌合之众（请注意，政治集团和乌合之众之间往往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很多时候，正因为有那么多的乌合之众，所以，政治集团才能够如愿以偿地达至自身的目标），会以联手的方式制造包括战争在内的这样那样的浩劫，这所有的浩劫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人类生命简直就是毫无道理的无端剥夺与肆意虐杀。面对着这样的浩劫，包括馬修医生在内的任何一位医生的表现都只能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正因为敏锐地洞悉了这一凭借人类自身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超越的生存悖论，所以马修医生才会强烈地感觉到作为医生的荒谬所在。还有一点真切的感受，同样来自马修神父。就在马修神父联手玛丽亚嬷嬷，一起想方设法拯救身受霍乱瘟疫之害的下村人的时候，那些只知道一味地信从莱高维诺主教的下村人，却用铁锤和铁凿毁坏了圣母的祭坛。下村人的如此一种破坏行径，让马修神父倍感愤怒：“你们要知道怕死？可你们难道不知道张马丁执事就是为了说出真相，死在这面石墙里了。玛丽亚嬷嬷就是为了救你们的亲人，走进霍乱病区。我就是为了救你们，冒险把死亡的危险接到自己的教堂里来了。为了救你们，我们随时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可我们在你们和你们的主教大人眼里，竟然都是邪恶的人，都是该被惩罚该被抛弃的人。”张马丁（乔万尼）、玛丽亚嬷嬷、马修神父他们一心一意地在救助世人，但到头来却遭到了这些被救助者无情的惩罚和抛弃，如此一种情形，不管怎么说都只能够被看作是生存悖论状况的形象呈现。很大程度上，也只有从文本中这些林林总总的生存悖论状况出发，我们才能够彻底理解李锐为什么一定要把《荒唐歌》这一首北方童谣征用来作为小说《囚徒》的题记。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忽略孙孚宸这样一位前知县的存在。孙孚宸原本曾经苦读二十载，历经三次进京赶考的曲折后，方才得以金榜题名。金榜题名时虽然一时间享受过无上的荣耀，但也不只是昙花一现般短暂。原以为从此之后会走上出仕的坦途，没想到在京城一个从七品的国子监助教的虚职上一晃就是六年。眼看着岁月蹉跎，自己老大年纪了依然一事无成，报国之志心切的孙孚宸，内心里真正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孙孚宸只好仿效京里的规矩，想方设法捐纳：“筹措银两上下打点，四方求告，总算还有些同年、同谊出手相助，终得外放做了七品知县。”虽然被授了实职，但遥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孙孚宸却仍然倍觉惭愧，遂刻闲章“五斗先生”一枚自嘲。单只是着眼于这一个细节，我们就可以发现，读书人孙孚宸虽然已经陷身于晚清官场的污淖里，但还难能可贵地葆有着一份精神的清洁。既如此，他兢兢业业地在知县的位置上恪尽职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怎奈时运不济，孙孚宸竟然赶上了庚子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一边是来势汹涌的天主教会（其背后，是所谓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另一边是嘈杂闹腾的义和团，上边是昏庸的朝廷，下层是没有丝毫辨别能力的“乌合之众”，孙孚宸尽管应付得左支右绌，东倒西歪，但却终于还是因为错斩了张天赐而激发民变，以至于酿成了天石镇天主堂的一场惊天血案。身为地方官的他，自然难逃干系。不仅被罢官免职，戴枷返京，而且还必须到沿途所有意、法两国的天主堂跪叩谢罪。只有到这个时候，孙孚宸方才真正认识到了什么叫做仕途险恶：“想想当时，深以为金榜题名的进士仅仅补任七品知县的空缺，实在大材小用，算得上是官场失意，宦途蹭蹬了。何曾料想到还有今日马上就要到来的灭顶之灾？今生今世，自今日起，当初那个满腹不平的‘五斗先生，如今这个随波逐流的从众俗物，可以休矣。”就这样，曾经的堂堂知县大人，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阶下囚。很大程度上，小说的标题“囚徒”，正是从孙孚宸的不幸遭际而来。也因此，请一定注意文本中的相关描写：“衙役们也还没从惊呆中回过味儿来：敢情——这活活一位县太爷，眨没眼儿的工夫，当场戴枷变囚犯，它忒邪乎了不是？”“恍惚中，孙孚宸心中苦笑，这只喜鹊好不知趣呀。我如今一介囚徒何喜之有，莫非还要你来喝倒彩送行……”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自从被罢官免职后，曾经的朝廷命官孙孚宸，曾经多次以囚徒自称。所谓囚徒，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人身自由的被彻底剥夺。从这个角度来说，却又何止是孙孚宸一人，除他之外，小说中的其他很多人，现实生活中的更多人，不也同样处于类似的“囚徒”境地吗？！只不过，孙孚宸知道自己是失去了自由的囚徒，而其他的很多人，却是身为囚徒而不仅不自知，反而还颇为自得。无论如何，能够借助于孙孚宸的人生遭际象征性地把人类的一种囚徒处境真切揭示出来，正是李锐长篇小说《囚徒》根本的思想意义所在。

前面我们曾经特别强调，活跃于《囚徒》中的一共有四类人物形象。其中的“第四类，则是以张天保和张寿山他们为代表的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发展紧密相关的若干人物。”关键的问题是，张天保和张寿山，他们两位怎么就与中国的现代性发生了内在的紧密关联。先来看张天保。张天保，原本是清军著名将领聂士成聂军门的部下。作为聂士成的忠实拥趸，他是在护送聂士成灵柩返乡的途中，恰好赶上义和团正在攻打天石镇的天主堂。由于自己两个兄弟的死亡都与洋教堂有关，张天保出于一时激愤，便持枪加入了战局。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他的介入，义和团这边方才最终攻入了教堂。但张天保，却也因此而犯下了“滔天罪行”：“兄弟们，你们看看这满世界里里外外的尸首，你们好好想想，官府能不能饶过这么一场大血案？官府能让咱们哪一个逃出去？”就这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天保领着这伙一起攻打教堂的兄弟们上山做了土匪。但这伙土匪，却又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土匪，他们不仅纪律严明，从来也不祸害平民百姓，而且还公开号称为替天行道的“聂家军”。到后来，由于小叔张寿山需要有武装来确保运煤火车的安全，张天保便率部下山，与东陉煤矿有限公司合作，自己也改名为聂继志，“脱胎换骨”地成了矿山警卫队的聂队长。张天保的这样一种经历，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晚清民初那个阶段全国各地一时蜂起各路“军阀”枭雄。这一点，在张天保的人生结局上，也可以得到强有力的印证。到了“尾声”部分，李锐特别交代：“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经年不衰。在军阀们或敌忽友的残酷兼并和绞杀中，太行军统帅聂继志终于宣布下野。”下野后不久，在天津做寓公的聂继志（张天保）被神秘枪手暗杀。如果说“军阀”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必要的阶段，那李锐其实也就是在通过张天保这一人物形象而介入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再来看张寿山。如果说张天保是“军阀”，那么，张寿山就是一个实业家。在那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出身于天石村、接受过西学熏陶的张寿山，能够抓住时机，勇敢地加盟东陉煤矿有限公司这样一个实业当中，是一种值得高度肯定的人生选择。工业化，实业的发展，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因此，恐怕连同张寿山自己都无法料想到，他竟然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不经意地介入到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之中。

但在结束我们的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那就是，小说中曾经先后五次借助于他人的口吻谈论张王氏的坐在木盆里顺河漂走这一细节。比如，柱儿她娘：“嫂子顺河漂走的时候坐在木盆里说，她要去一个没有人，不闹心，不熬人，不杀人，清清静静的好地方……”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小说中还曾经专门设计，让柱儿她娘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下做了一个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或者“桃花源”色彩的梦。在梦中，肯定是因为受到张王氏当年坐木盆漂走时所强调话语影响的缘故，柱儿她娘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一个被叫做“天梦园”的地方。“一群人就都上了岸。看见满地的庄稼，满村的树，树上奇花异果，又好看又好闻。彩鸟一群一群在天上飞，清水渠在脚边哗啦哗啦流。房子都是新盖的，人人都穿得整整齐齐的，见面就笑，全都开开心心的。”除了这样的美景善人之外，还有：“迎儿她娘就笑，这儿没有人有地，这儿的地都是大家伙儿的。”“不打架，不争抢。看见没，地里的庄稼收了就又自己長出来了。树上的果子摘了就又自个儿结出来了。永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尽。人人有份儿，都够用，谁还争抢呀？”也还有：“这儿的人都不结婚，不成家。有孩子。孩子都是大家伙儿的。”“迎儿她娘还是笑，玛丽亚嬷嬷不是有育婴堂嘛，我们这儿比她强，小孩儿进慈幼院，老人进敬老堂。不分男女，人人都得进学堂，都得念书识字。”只要看一看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形，我们就可以知道，李锐借助于柱儿她娘的这个梦境，所描述展示的，乃是人类社会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愿景。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本身还是有问题，还是太坏了：“自个儿的世界自个儿祸害！一天不祸害，就一天不踏实。一天不祸害，就一天不歇心——这就是人！你说自古到今，几千几万年，过过几天安生日子？它咋儿就没有个人想出来个好法子治治呢？你说说，人这东西咋儿就这么笨呢你说？这女娲娘娘也是，你说她非要留下这可世界的笨人到底儿算是怎么回子事情呢？”正因为如此，正因为现实和理想之间有着足够遥远的距离，所以，李锐才会让柱儿她娘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四周围黑得没边儿没沿儿的……”作家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很显然意在告诉我们，理想是美好光明的，但现实却是如同《囚徒》所描写的那样，一片黑暗。怎么办呢？人类还会有美好的未来么？人类还配有美好的未来么？对于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除了苦苦地思考之外，恐怕也只能继续苦苦地思考。

《囚徒》之后，李锐还会紧接着写出系列第三部的“天母河之三”吗？尽管我们不知道，但却一直在殷切地期待着！

注释：

[1][2]王春林《纠结：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透视》，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10期。

[3]王春林《“身份认同”与生命悲情》，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2021年8月5日中午11时56分许

完稿于汾西寓所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现供职于山西大学。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

猜你喜欢嬷嬷李锐囚徒ON A MULTI-DELAY LOTKA-VOLTERRA PREDATOR-PREY MODEL WITH FEEDBACK CONTROLS AND PREY DIFFUSION∗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English Series)(2019年2期)2019-05-31机智的囚徒数学大王·趣味逻辑(2018年4期)2018-05-25李锐作品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18年2期)2018-04-12敬爱的“容嬷嬷”意林·少年版(2017年6期)2017-04-13白嬷嬷和小常长江丛刊(2016年34期)2017-01-10囚徒岁月(2016年12期)2016-12-07海盗的囚徒小学时代(2016年28期)2016-02-24论男性出轨者的囚徒困境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2015-12-23摄魂相机民间故事选刊·上(2015年8期)2015-09-10摄魂相机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14期)2014-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