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常识》

姚洋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2.10/69.00元

姚洋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曾获2008年、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本书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教育公平、技术创新、金融改革、民企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的理解与分析，并对“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点政策和重要原则进行了解读，帮助读者精准把握经济大势与政策逻辑。

发展自主技术不要忘记两个重要原则

“进口替代”战略不是中国独有

进口替代原是20世纪50年代世界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标准的政策建议。

那个时代，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另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当时出现的“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主导着技术进步，但是并没有惠及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也没有让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产品价格上升。因为通常来讲，技术进步越快的国家，生产的产品相对价格应该下降。由此引出的一个政策建议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好施行进口替代战略，即发展中国家直接去做发达国家正在做的事情，自己生产机器设备，而不是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等相对低端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有优势的产业。

当时实施进口替代的国家也不仅是中国，拉美国家、印度都在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当然相对而言，中国做得比较好。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强大的工业基础，而且当时也的确把我们的工业水平推向了一个较高的高峰。

比如，当时关于造船有过一个争论，一方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租船最便宜，就像现在航空公司很少买飞机，都是租飞机，因为便宜。但是另一方认为中国要自己造船，并得到了实施。结果，今天世界上80%的船舶吨位都是中国生产的。如果那时候中国没有坚持自己造船，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这是搞进口替代的成功案例。

改革开放后的“进口替代”价值容易被低估

改革开放以后，进口替代的速度加快，而且成本更低，进口替代最主要的方式也变成了边干边学。凡是自己不能直接生产的高级产品，都先进口再慢慢学着自己生产。

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一位博士后张晔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如果单看我们加工贸易的增加值，通常的意见是由于产业太低端、增加值很小，似乎不值得做。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不应该再搞加工贸易，因为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创造了太多的外贸盈余，但如果仔细看中国出口产品的增加值，会发现广东和全国其他地区不一样。广东作为先行者，早期的加工贸易增加值也是下降的，但坚持20年之后出现了V形反转，国内增加值开始提高，这就是进口替代。

在中国今天的加工贸易中，本土贡献的增加值已经占到40%左右。加工贸易不等于低附加值，更不是没有附加值，否则怎么可能创造这么多的外贸盈余？2014年之前，中国的外贸盈余都是来自加工贸易，这直接说明加工贸易是有用的。

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加工贸易不仅能带来外贸盈余，而且可以让我们在加工和贸易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是宝贵的知识和技术资本，同时又积累了巨额的资本，这些资本转化成更多更高级的机器设备，这就是鲜活的产业升级图谱。

不仅如此，中国的加工贸易还惠及全球，除了中国制造带来的成本优势惠及了全球消费者，中国的制造业在开放的过程中也和国外企业保持了交流，大家有分工合作，也有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哪怕是竞争对手之间开会、研讨，争夺产业新标准，也会在整体上提高全球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紧密程度。

因此，用开放促进进口替代，在开放的环境下搞进口替代仍然是中国最好、最便宜的产业升级途径，并对全球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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