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变异系数-系统GMM的估计

田时中， 杨 柳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当前关于财政分权、税收竞争对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相关文献主要从财政分权、税收竞争对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分析。以Tiebout为代表的第一代分权理论认为，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供给更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代分权理论强调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1-3]。已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或干预地区资源配置，间接对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作用：Chi等认为财政分权往往会促进样本国家在创新方面的表现[4]；
权飞过和王晓芳发现支出分权促进企业创新[5]；
崔志坤和李菁菁研究表明收入分权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不具有积极影响[6]；
也有学者提出分权竞争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如李慧等提出财政分权可以通过所有制结构来影响产业结构[7]。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多聚焦于财政分权或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和创新的理论阐述，鲜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二是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调整虽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不能从宏观上全面体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三是较少文献直接从财政分权或者税收竞争角度来研究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为构建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变异系数法测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税收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其一是低税负竞争策略(降低税负吸引资源流入本地区)，其二是高支出竞争策略(增加投资支出)。收入分权促使地方政府更多运用低税负竞争策略，支出分权则促使地方政府更多运用高支出竞争策略[8]。从收入分权来看，地方政府在政绩的激励下，通过降低税负吸引优质资源流入本地区，又或者通过财政补贴、税收返还等政策来扶持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造成财政收入减少，降低本地区其他方面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亦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偏重于投资基础建设或者利润率高、税负重的行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与优化，不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从支出分权来看，分权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支出自主性就越大，为了晋升考核，其会加大本地区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力度，但是地方政府难以避免投资上的短视行为，容易将支出倾斜于短期内的创新项目，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阻碍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9]。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财政分权抑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分税制框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地区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10]。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吸引资源、要素流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从总量上来看，地方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本地区企业的税收负担，吸引资源、经济要素流入本地，促进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和资本的集聚，还需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税收竞争减少了地方收入，制造业的投入资金不足，减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度。其次，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减少，会放宽准入条件，引进并不具备竞争优势但利润回报期快的低端制造业来推动经济增长[11]，造成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不利于制造业的产业水平升级。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财政分权体制下，总量上的税收竞争抑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税制结构方面，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我国的两大税种，也是制造业税负最重的两个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负担，鼓励制造业企业加大对研发要素的投入力度。地区间的企业所得税竞争和增值税竞争，对产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制造业的集聚减少了企业之间对于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研发创新等方面的交流成本，拉动本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对制造业同质竞争的影响有所不同，增值税对增值额课税且具有逐环节抵扣的性质，有利于产业多元化发展，不仅可以缓和制造业集聚导致的产业同质化竞争，还可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作用。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对于因制造业集聚产生的同质竞争现象的缓解程度较低，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抑制制造业的发展[12]。因而提出假设3：

H3：财政分权体制下，增值税税收竞争有利于提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但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阻碍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结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参考曲立等构建的涵盖创新、绿色、开放、共享、高效和风险控制六大维度的指标体系[13]，以及史丹和李鹏构建的包含产出效率、结构优化、产品需求、技术创新、出口创汇与竞争力、就业吸纳与产业协同、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八大类指标评价体系[14]，本文构建了包含经济效益、绿色发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四项一级指标和15项二级指标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见表1所列。

表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1.测度指标、数据与方法

选取我国30个省区市(因数据缺失，不含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研究样本，面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20)、《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9-202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20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20)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2020)等。对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2017、2018年数据缺失问题，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予以补全。另外，使用变异系数法测度中国省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其中地区制造业数据均来源于各细分行业之和，为了数据的统一，制造业数据只统计了年鉴中细分的21个行业。

变异系数法测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基本步骤如下：

第一，在对原始负指标倒数处理基础上，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

(1)

(2)

第三，计算指标权数wj：

(3)

第四，计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MDI)：

(4)

其中:Cij为指标的原始值;Cij′为标准化值;wj为指标权重;t为年份;i为省份;j为具体指标;MDI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MDIit越大，代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2.测度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步骤即可测算中国30个省市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部分指数见表2所列。

整体上看，中国2009-2019年这11年期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呈“波浪式”上升趋势(1)因篇幅所限，表2中仅显示部分数据。。其中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较低；
2009-2014 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从0.246提高到0.378，2015年略微下降，制造业发展缓慢；
2016-2019年从0.459提高到0.652，增幅较2009-2014年高。究其原因，自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 2025》后，我国开始重视制造业创新发展，并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跨越发展。

表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部分省份和年份)

续表

分地区看(2)限于篇幅，没有报告各区域具体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2012年之前，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低于中西部，中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低于西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表现为：西部>中部>东部；
2013-2018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中西部，西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中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
2019年西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东中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表现为：西部>东部>中部。

可能的解释为，东部地区受到国家经济政策扶持，国家投资重点大多向东部地区倾斜，地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市场环境成熟、产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产品生产效率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是，后期中部地区基础产业投入不足，导致中部地区制造业的产业发展速度、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不如东西部。

1.模型构建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仅仅从理论分析中难以捕捉这种影响机理，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予以揭示。因此，以中国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根据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以下模型，验证假设1和假设2：

MDIit=αi+β1ln Feit+β2ln Pgdpit+β3Energyit+β4ln Govit+β5ln Struit+

β6ln Investit+β7ln Fdiit+β8MDIit-1+μit

(5)

MDIit=αi+β1ln Feit+β2ln TCOMit+β3Energyit+β4ln Govit+β5ln Struit+

β6ln Investit+β7ln Fdiit+β8MDIit+β9ln MDIit-1+μit

(6)

为了进一步验证财政分权模式下，税制结构的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构建了以下模型，验证假设3：

MDIit=αi+β1ln Feit+β2ln ZCOMit+β3ln Pgdpit+β4Energyit+β5ln Govit+

β6ln Struit+β7ln Investit+β8ln Fdiit+β9MDIit-1+μit

(7)

MDIit=αi+β1ln Feit+β2ln QCOMit+β3ln Pgdpit+β4Energyit+β5ln Govit+

β6ln Struit+β7ln Investit+β8ln Fdiit+β9ln MDIit+μit

(8)

其中：i代表省份；
t代表年份；

MDI是被解释变量，即上文测算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财政分权Fe、税收总量竞争TCOM、增值税税收竞争ZCOM、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 QCOM;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增长Pgdp、能耗水平Energy、产业结构Stru、政府职能Gov、固定资产投资Invest、对外开放程度Fdi；
MDIit-1为滞后项；
α为常数项；
β为待估参数；
μ为随机扰动项。

2.变量含义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MDI) 以变异系数法测度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表2)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

(2)解释变量 一是财政分权(Fe)。现有文献有关财政分权的度量更多集中在财政收入、支出、自主权三个方面，借鉴黄君洁[15]和赵凯等[16]的做法，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为了更客观地反映地方相对财力的大小，对指标进一步人均化以衡量各省的财政分权度，将其分为财政收入分权(Ie)与财政支出分权(De)两个具体指标，即各省的财政分权度如下：

财政收入分权(Ie)=省级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央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分权(De)=省级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中央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

二是税收竞争(COM)。税收竞争指标借鉴肖叶和刘小兵的做法[15]，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两个方面来衡量税收竞争程度，分别为税收总量竞争(TCOM)、增值税税收竞争(ZCOM)、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QCOM)。计算公式如下：

TCOM=(全国总税收收入/全国GDP)/(省总税收收入/省GDP)

ZCOM=(全国增值税税收收入/全国GDP)/(省增值税税收收入/省GDP)

QCOM=(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全国GDP)/(省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省GDP)

地区税收收入与GDP的比值反映了该地区实际税率平均水平。因此，税收竞争表示全国实际税率水平与某一地区的实际税率水平之比。税收竞争程度越大，表示该地区的相对税率越低；
反之，则越高。考虑到2016年全面营改增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大多并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因而增值税税收收入中包含营业税税收收入。

(3)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GDP表示。GDP能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会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考虑到地区人口与经济规模对GDP总量的影响，选择地方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

能耗水平(Energy)为万吨标准煤占该地区GDP 的比重，可以通过能源的消耗程度、资源的利用效率来间接反映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和制造业发展的水平。

产业结构(Stru)表示为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我国当前第二产业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制造业的发展。

地区一般预算支出除以GDP为政府职能(Gov)，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地区行业的支出干预进而对地方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对外开放程度(Fdi)为各地区的外商投资总额除以GDP，按照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对外商投资总额进行折算，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推动行业相对规模的优化，促进制造业产业的结构优化，影响地方制造业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程度(Invest)可反映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影响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因此以地区固定资产当年投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程度。

因为上一年度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一定的滞后期，并对下一年度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影响，所以，引入上一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MDIit-1)作为动态面板的滞后一期。

(4)数据说明 所有用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为与前文测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相匹配，取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共计330条。利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计量处理。

3.实证结果及分析

(1)财政分权、税收总量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考虑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滞后性，引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不适宜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参数，因而使用系统GMM模型进行估计。

表3为财政分权、税收总量竞争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结果，对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和税收竞争的估计结果做如下分析:

表3 财政分权、税收总量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回归结果

通过公式(5)来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影响。参数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证明假设1是成立的。在公式(6)中分别引入税收总量竞争指标，发现在财政分权模式下，税收总量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假设2是成立的。

从财政收入分权角度看，不考虑税收竞争时，财政收入分权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加入税收竞争指标后，结果不变。表明收入分权度越高，越不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的解释是，分税制后，相较于支出分权，我国地方政府的收入分权度较低，导致地方一定程度上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为了弥补税收竞争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会将资金投入短期内获利的创新型项目，对研发周期长、资本投入高、回报周期不定、风险大的高新制造项目会有所忽视，容易导致地区制造业发展出现产能过剩。因此财政分权度越高，这种倾向越明显，越不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从财政支出分权角度看，不考虑税收竞争时，财政支出分权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将税收竞争指标引入后，结果不变。表明随着财政支出分权度的提高，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随之降低。究其原因是，支出分权的提高促使地方政府在投资上对生产性项目和短期创新项目的偏爱愈加明显，对地区其他公共产品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同时造成产业重复建设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不利于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从税收总量竞争角度看，财政分权体制下，税收总量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通过资本与税收的流入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竞相利用税收优惠、财政返还等方式给予企业优惠，以期扩大投资、引进优质资源。但是这种减少企业税负的招商引资，短期内会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导致地方不仅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反过来抑制资本与要素的流入，不利于当地制造业的发展。

(2)财政分权、税收结构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讨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入手，探讨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由前述公式(5)的结果可知，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会产生抑制作用，将变量增值税税收竞争、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分别代入公式(7)和(8)，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

表4 财政分权、税收结构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回归结果

续表

表4中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的结果验证了假设3是成立的。从增值税竞争角度看，在财政分权的影响下，增值税税收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增值税税负的减少有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的解释是，增值税的间接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性质，使得生产地政府可以享有大部分税收，而消费地政府只能取得抵扣环节部分的税收[10]。地方政府若要获取更多的增值税税收收入，就会扩大投资、吸引更多的要素资源流入制造业，促使制造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扩大生产规模。

从企业所得税竞争角度看，财政分权体制下，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抑制作用，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制造行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通常是降低税率、税额减免等方式，企业留存收益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高低直接相关，进而影响企业对研发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要素资源投入。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行，如税率降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但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大多为先进制造业企业或科技型制造企业，对于低端制造业企业以及处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制造业企业，还是难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的优惠，不利于整个制造业产业的升级与优化，因此显现出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

系列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就越高，这是因为经济环境优越的地区，地方政府往往能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来发展制造业。能源消耗与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为制造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能源的消耗。政府职能与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地方政府职能水平越高，其对地方制造业提供的财力就越多，制造业发展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就越大；
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不显著，说明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还不合理，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未形成绝对有利影响，因此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进程；
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基本与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已经出现饱和的现象，应将多余的资金用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对外开放度对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正效应，表明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可能是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制造业的发展质量。

(3)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讨论财政分权、税收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下面进行东、中、西部地区分区域讨论，回归结果如表5所列：

表5 财政收入分权、税收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分地区回归

续表

从表5可知，各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结果都与全国样本一致，即各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均有抑制作用。受财政收入分权影响，各地区在税收总量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方面，均会抑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结果也与全国样本一致。但是东部增值税税收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中西部的增值税税收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却是抑制作用，此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不一致。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较成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增值税税收优惠激励了制造业向本地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环境较东部差，地方政府在增值税上的税收竞争可能会造成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无法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对制造业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

表6 财政支出分权、税收竞争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分地区回归

从表6可知，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均有抑制作用,这与全国样本的结果一致。在财政支出分权下，各地区在增值税税收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此结果也与全国样本一致。但财政支出分权模式下，东西部的税收总量竞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西部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不一致。可能的原因为东西部两地区的税收竞争下，将中部地区的劳动、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吸引流入本区，地区企业利用这些资源扩大生产，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策略，利用税收手段扶持发展西部地区，对西部地区部分企业进行所得税减免优惠来促进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因而西部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对制造业起到促进作用。

(4)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考虑解释变量方面，借鉴魏志华和卢沛的做法[17]，将税收总量竞争替换为(全国总税收收入/全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省总税收收入/省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替换为(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全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省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省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稳健性指标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7所列：

表7 基于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正负相关性和显著性水平上与前文结果保持基本一致，表明指标在采用不同衡量方式后，实证结论仍能有效解释研究假设，即财政分权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显著负相关，税收总量竞争不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增值税税收竞争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抑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实证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1.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整体上看，2009-2019年期间，我国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2012年之前，制造业发展指数顺序为西部最优，中部次之，东部最末；
2013-2018年期间，制造业发展指数顺序为东部后来居上，西部稍弱，中部最差；
2019年西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东中部，制造业发展指数顺序为西部最高、东部居中、中部的水平最低。第二，无论是在财政收入分权模式还是财政支出分权模式的影响下，财政分权不利于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从税收总量上看，税收总量竞争不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从税收结构上看，所得税竞争抑制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增值税竞争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政府职能、产业结构、对外投资度对制造业发展水平产生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则为抑制作用。

2.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财政分权体制。从实证结果可知，无论是从全国视角还是各地区视角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财政分权对制造业发展的抑制作用，部分原因是由于收支不匹配造成，要改变地方在投资上的短视行为，应首先从支出入手。在支出分权方面，将地方负责的部分支出上移中央负责，又或者中央将财政资金拨付于地方，并规定款项的用途和相关要求，同时中央定期审核款项支出，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在收入分权方面，可在保持现有格局的基础上，观察地方财政压力减轻后的制造业发展情况，再进一步决定是否降低财政分权度。

第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从实证结果的分析可知，增值税的税收优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则起到相反的作用。为了提高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应进一步减少增值税的税收负担，规范企业所得税竞争。对于增值税，可进一步加大其减税力度，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激发企业活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企业所得税，应将其优惠范围辐射至整个制造行业，而不能仅仅考虑先进制造业，也更要惠及低端制造业和发展前景良好处于产业结构变革期的企业，以此助力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实行地区差异化税收政策。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实行税收政策时不可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在增值税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优越，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快，可进一步降低东部地区制造业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减少增值税税负，鼓励企业将更多的要素投入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制造业发展。中西部地区因发展较为缓慢，增值税的竞争并不能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应保持现有的增值税政策模式，再根据地区未来发展情况逐步调整。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的竞争对制造业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说明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已逐渐明朗，可进一步扩大企业所得税对制造业的税收优惠实施范围；
中东部地方政府应在巩固企业所得税现有税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整税收优惠政策，逐步放大税收优惠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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