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虚拟在场与话语传播

张香萍，吴义周

（1.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2.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起者和实施者[1]。发起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助传播手段，即要向教育对象传播包含信息和情感元素的话语。数字时代到来之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进行话语传播时，与教育对象要么身处同一物理空间，要么不在同一物理空间，即不是处于“在场”状态，就是处于“离场”状态。“在场”是近距离面对面的传播，“离场”是借助媒介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传播。数字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非“在场”即“离场”的二元状态。数字技术赋予主体分身术，海勒认为“人类有两个身体，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符号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2]6。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出现了肉身“缺席”但“再现的身体”以复制肉身的形式“在场”的状态，称之为“虚拟在场”。本论文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当下数字时代虚拟在场越来越成为主体发起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的常见状态，虚拟在场能否带来理想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在实践中出现哪些失范现象；
数字时代如何进行思想政治话语的传播。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事情和家庭里的事情。”[1]学校有意识的系统教育、社会生活中各种宣传活动、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都包含有自觉或非自觉的思想政治意识传播。以思想传播和价值塑造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始终伴随着古今中外的每一个历史空间。无论是在场说话，还是隔空对话，及至数字时代的云端交流，都是主体在突破身体局限，追求传播效果的不断尝试和努力。

（一）在场传播：交流的亲密与局限

在人体感官是唯一传播手段的语境下，主体必须保持身体在场，方能对教育对象进行话语传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种亲临而在场的话语表达，能够看清彼此的音容相貌，及时感受到对方的喜怒哀乐，是亲密性最强的交流。“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3]388在很多情况下，情感是最易打动人心的。身体在场的“交流式”传播的亲密性能够让教育对象充分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情真意切，从而接受传播的内容。即使在传播技术十分发达的当下，依然有抛弃电话和网络等交流媒介，不远万里与对方见上一面，当面互诉衷肠的情况。历史上，教育家孔子就是亲身传播的践行者，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可以用于传播思想的文字，但孔子依然用身体在场的方式面对面教育弟子，劝说当政者。同时代西方道德生活中的两个中心人物苏格拉底和耶稣也是采用身体在场的口语传播形式传授道义。“他们三位不约而同地放弃书写，并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意愿问题。也许他们都认识到，试图将任何东西（无论它是转瞬即逝的还是恒久不变的）固定下来，或试图将思想的鲜活精灵凝固在纸墨之上，都是自不量力和空自徒劳的”[3]3。口头传播正是以身体在场为前提的，文字传播恰是人类传播史中身体可以离场的开始，三位思想巨人的“述而不作”暗含了他们对身体在场面对面传播的信任和推崇。

身体的生理局限，决定了在场传播只能局限在狭小的空间，而且交流内容转瞬即逝。无论是政治统治需要更多说服民众，还是学者需要影响更大时空范围的受众，都要求打破身体在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开展传播活动的限制。

（二）离场传播：隔空对话的威力与苦恼

文字、声音、图像、视频……新的传播介质不断诞生，顺理成章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传播的手段。文字向不见面的受众准确传达政治纲领、价值观念，由文字记载的英雄故事、圣贤学说可以穿越时空，直接或间接地传达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意图表达的意识形态。声音的娓娓道来、图像视频的生动传播降低了对受众识字能力的要求，让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劝服的领域自由驰骋，无论识字不识字者皆受到教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借助广播声音，将话语传播给众多素未谋面的受众，振奋了全体美国人，如果罗斯福采用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单凭身体在场时的一人之力，是很难取得强大传播效果的。各种宣传画、宣传标语通俗易懂，让受众耳熟能详，但宣传画、宣传标语出自哪位传播者，受众是看不到的，甚至意识不到传播者的存在。主旋律影视剧借助演员对受众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这时受众与“主体”不仅隔着屏幕，而且他们看到的“主体”通常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而只是主体的扮演者。“从远古时代起，这些传播技术出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能让人们在身体缺席时，仍旧能够传递信息。”[4]以媒介为介质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受众面对的是身体缺席的主体，即在信息接收一端主体是处于离场状态的。思想一旦脱离身体的束缚，就可以传播到更为久远的时间和长远的空间。在身体缺席情况下，主体获得了话语传播的巨大能力，虽隔空对话，但影响力不容小觑。

从文字诞生开始，主体就能够在身体离场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信息传播。但在身体离场传播信息的同时，对身体在场的渴望就成为受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需求。“为什么人们在以技术进步实现传播中身体缺席时重燃对身体在场的渴望？答案是，亲身传播能消解距离和媒介所带来的不真实，通过整合身体所有的感官系统传递信息，第一时间作用于传播对象的身体，并激起更丰富的身体反应。”[5]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涉及较为抽象的话语表达，受众更需要近距离感受真实的传播者。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不多，仅仅来到现场就足以振奋人心，取得教育对象的支持。在克服传播的时空局限的同时，如何把远处的主体拉到教育对象面前，与教育对象“面对面”交流，是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的需要。

（三）虚拟在场传播：回归与超越

传播技术是最善解人意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又是能够善于发挥传播技术的最大效用的。数字技术带来了“虚拟在场”的现实愿景：人的肉体不在现场，但一种对真实身体全面复制的电子身体出现在受众面前，与受众进行实时的“面对面”交流。电子身体是真实身体在虚拟空间的投射和寄居，虽相隔遥远，但受众可以实时看到传播者的真实身体。传播者的音容相貌就在眼前，这是对以人体感官为手段的人际传播的回归，同样包括一对多的传播和一对一的传播两种类型。一对多的传播如通过钉钉、腾讯会议、学习通等平台，主体“现场”宣讲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线上开展的思政课堂和课堂思政的教学活动等。一对一的传播如教师通过微信、QQ等工具对学生进行的实时互动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可以根据交流需要把实时的身体形象展现出来，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就在身边。虚拟在场对人际传播面对面交流的回归是建立在主体传播能力强大的基础上。虚拟在场既回应了人们要“见面”的人性需求，又克服了时空阻隔的交流阻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者和发起者，虚拟在场赋予主体分身术，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传播能力，也暴露和凸显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行为失范。

（一）虚拟在场为教育主体赋能

虚拟在场从理论上帮助教育主体解决了思政过程中的一个矛盾：既要面向众多学生，又要让学生感受到教育主体面对面传播的真挚情感，从而亲其师、信其道。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全校师生“同上一堂‘党史’大课”等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教育主体虚拟在场的情况下得以完成的。课堂容量无限，教师就在眼前，真实的面容、真实的声音让人倍感亲切。学生可以把听课过程中的所思所惑反馈给教师，教师可以面对学生现场回答问题，实现及时的课堂互动。如果听课终端配有摄像头，教师还可以捕捉到听课者的情绪变化，随时调整授课内容和节奏。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诸多行业带来了很大挑战，有些行业甚至遭受致命性打击。但教育行业在经历了初期的不适后，很快步入正轨，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在场情境下的教学让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能够完成传统课堂教学的使命，无论是思政课程还是课程思政都可以实现线下教学的目标，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塑造的任务可以不折不扣地顺利完成。

从师生之间的课后交往看，虚拟在场让教育主体足不出户就可以与学生实时沟通交流，双方均可看到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增加了交流的现场感和真实性。同时教育主体通过“在场”让学生看到老师不是处于多任务处理状态，而是专心与学生交流，从而让学生充分感受老师的诚意和关心。

在虚拟在场的支撑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仅可以克服时空阻隔大范围的传播信息，而且能够在与教育对象“见面”中让信息传播拥有情感温度。自古以来，传播经验都强调“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如“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都隐含着传播者身体在场的重要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教育对象数量多、年龄偏小。情感需求强烈等特征，当主体以另一种形式来到“现场”时，必然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常客。

（二）虚拟在场下的传播失范

在“大思政”格局下，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要承担育人责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虚拟在场情境下的课堂教学给承担思政任务的每位教师的授课能力、媒介素养和师德师风提出了更高要求。虚拟在场让“离场”更方便，由于教师授课能力欠缺，学生有可能纷纷“逃离”课堂而教师浑然不觉；
在虚拟在场的直播授课中，由于品行有亏和技术失误，个别教师把私生活中不检点的一面现场暴露出来，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遑论课程思政效果的实现了；
也有些教师纯属媒介素养不足，虚拟在场教学中误操作了不良广告弹窗，不仅干扰了课堂教学秩序，也误导了学生思想。

当然，教师虚拟在场的课堂教学翻车只是个案。但因为虚拟在场的便捷而放弃与教育对象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却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作为承担教书育人双重任务的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体现在课堂教学、课后交流、假期实践指导等多个方面。教师与学生见面、握手、拥抱、散步都是教师关心学生的重要方式，这些方式虽费时费力，但感情交流最为深入。当下，大部分教师主要都是通过微信、QQ与学生交流，而且双方喜欢将“身体”隐藏起来，长此以往，教师与学生对彼此的回忆有可能只是微信或QQ昵称，而不是生动的面容。即使选择双方面容都显现的视频交流，虽近在眼前，但隔着屏幕，总感觉还是雾里看花，难以产生亲近感。耽于享受虚拟在场信息传达的便捷而放弃与学生亲身见面的机会无疑是因噎废食，过犹不及。网上交流热闹频繁，但大学四年却一次都没有单独抽出时间与学生线下见面,已经成为大学师生关系的真实写照。在校园里碰面，教师依然认不出学生的音容相貌。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却助长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行动上的懒惰，让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交流走向“见事不见人”的境地，真实的人一旦被忽视，传播活动就有走向异化的危险。

虚拟在场的出现源于数字技术让主体拥有了真实身体和电子身体两个身体。后者的身体虽是完美的立体复制，依然缺乏感情的温度。正如复制的艺术品，虽一模一样，却缺少了灵韵。复制的身体在外观的呈现以及互动交流等方面都做到了完美无瑕。但总有一些个人的独特气质是复制不了的，如触觉、嗅觉等。所以，虚拟在场虽无限接近身体在场的效果，但拥抱的温暖、握手的温馨这些最感化人心的触觉、嗅觉信息是传递不出来的。如何协调在场、离场、虚拟在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传播时必须面临的抉择。

（一）“在场”“离场”“虚拟在场”是互相叠加的过程

莱文森在其著作《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中曾说：“媒介进化表现出的是越来越符合人类需求和便于人类使用其进行信息交流的倾向。”[6]从漫长的人类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历史看，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处于身体“在场”“离场”“虚拟在场”状态，是传播技术进步并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这三种状态依次出现，后一种状态克服了前一种状态在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中的一些不足。但必须强调的是，后一种状态对前一种状态绝对不是取代的关系，前一种状态与后一种状态相比，也许在传播技术上较为落后，但传播技术的落后与传播效果的强弱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前一种状态依然具有自身在传播上的优势和独特性。

数字时代的当下，“在场”“离场”“虚拟在场”已经成为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时的三种身体状态，这三种状态是并列关系，是互相叠加的过程。“虚拟在场”的实现不能否定身体“在场”“离场”时的传播效果。当教育者与受众能够以复制之身聚集在数字云端交流时，面对面的在场人际传播，依赖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进行的离身性的大众传播依然具有独特的作用和优势，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这道难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话语传播

1.最大程度保证身体在场传播

“触觉是人类最古老的感官，也许是最难以伪造的感官。这就是说，在同等情况下，互相关心的人会尽量到场见面。”[3]386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忙碌的当下，亲身见面弥足珍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仅要把思政内容传出去，更要在与学生亲密接触中，将自身打造成思政内容的一部分，主体的行为举止、学识品行会在见面的真实现场感染学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一是充分重视线下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思政课堂和课堂思政中当面接受教师思政元素传播。无论何时，线下课堂的作用都不可忽视，教师要认真备课，不断提升自我，一言一行让学生感受到高校教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二是利用课后时间多与学生见面交流。教师不能仅仅依靠电话和网络传话，要克服行为上的惰性，亲自找到学生，近距离的了解学生。许多情况下，教师在场的温暖陪伴胜过千言万语。特别是对正处于思想迷茫的学生，要察其言观其行，提供实实在在的现实帮助。三是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带学生一起感受祖国大好河山和乡村发展，身体力行引导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社会心理学家雪莉指出，“社交机器人的发明说明人类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无法摆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7]远离家乡的大学生，内心是渴求老师关爱的。最古老的在场面对面传播，具有真实性和情感丰富性的优势，有利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建立亲密关系。在这方面，教师遇到的困境是身体的有限性和工作的繁忙。这既需要教师富有奉献精神，也需要学校的政策鼓励。

2.多种形式演绎身体离场传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拥有丰富的离场传播媒介。一是教材及其他书籍。无论是思政课教材还是专业课教材，都包含有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教师要带领学生吃透教材，同时利用学校丰富的图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二是校园内的宣传横幅、宣传橱窗等平台。这些平台大学生在校园走动时随处可见，要利用这些传播平台发布让大学生能够瞬时记住的宣传内容，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中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三是校园内举办的各种活动。大学生青春活泼，爱好广泛，通过举办歌唱比赛、书画比赛等，红色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四是校内宣传媒体。校报、广播台、校园网均属于学生身边的媒体，传播的信息具备接近性的新闻价值要素，要利用这些媒体，策划思政专题，发挥育人功能。

具有悠久历史的身体离场传播，具备准确性的突出优势。很多时候，需要文字准确地传达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主流意识形态包含众多的抽象理论，要占领受众的思想阵地，必然要借助多种离身性的传播载体。漫步校园里，广播声音的伴随性传播、宣传栏里精致编排的文字图片、电子屏幕上红色经典的视频播放，都在传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足以成为学生多年后的校园回忆，给学生以前行的思想动力。

3.数字素养助力虚拟在场传播

马克思指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8]要做好身体虚拟在场情况下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仅要具备教书育人的能力，还必须加强数字素养的培训。首先，要熟练掌握数字传播技术，善于发挥虚拟在场传播的最大效果。如通过技术的调配，确保虚拟在场传播时声音清楚、画面清晰，以及具备调动各种教学资源的能力和各种与受众实时互动的技巧等。其次，要研究虚拟在场情境下受众的需求与表达特点。一般情况下，虚拟在场情境下的受众思想更为活跃，语言表达趋向戏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话语传播既要适应虚拟在场语境，又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做到活泼幽默但不能走向媚俗，在满足受众需求中提高受众素养。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具有高洁的品行和慎独的操守。虚拟在场不经意间会暴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私下的日常言行和生活状态。现场直播授课让学生看到教师的书房布置，朋友圈的发言让学生更多了解到教师的生活状态，教师在公共场合的不文明行为可能会实时进入学生的网络视野。所以，教师生活场合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学生及时“看到”，对学生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不断提升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方能做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能量愈大，责任愈大。虚拟在场情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给主体提出更多的技能要求和品行期望，这是一种比在场传播和离场传播更高要求的话语传播形式。在受到疫情影响以及其他情况不能线下大规模聚集的情况下，虚拟在场传播不仅是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行为选择，更是一种应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在艰难的磨砺中提升虚拟在场传播的各种素养。

作为以话语传播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拥抱先进的传播技术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近代科技革命中落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让数字技术积极介入对国内民众乃至国外民众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工作中，这对营造国家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掌握虚拟在场传播的技能，充分发挥虚拟在场传播的优势。但过度沉迷于技术带来的便利，不仅会助长主体的懒惰，还会导致本应生动活泼、情理交融的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同质化的枯燥，乃至让教育对象产生“在场”的距离感，这是需要警惕的。积极驾驭传播技术与及时的技术反思相结合，方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虚拟在场传播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中的积极作用。

面对虚拟在场带来的传播赋能以及凸显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辩证法对事物两面性的揭示不啻为一方清醒剂。身体“在场”“离场”“虚拟在场”传播各有优缺点，不能过于迷恋一种传播方式而忽视另一种传播方式。自古以来，说服人教育人的工作都绝非易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对众口难调、数量庞大的学生，还要面临数字时代网络空间各种思想文化的侵蚀，更是任重而道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综合利用各种话语传播形式，既要有“在场”传播的勤奋，又要掌握“离场”传播的深刻，还要拥有“虚拟在场”传播的素养，方能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这道难题，担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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