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耀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两年一届的中国元好问学会第九届年会暨辽金元文学学术研讨会本应于2020 年举办，然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得不延迟至2022 年9 月23—25 日举办。会议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元好问学会联合主办，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人文社科部和学术期刊中心共同承办。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会议共收到来自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文理学院、重庆文理学院、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喀什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师范学院、泰山学院、河南大学、南阳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忻州师范学院、山西大同大学、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35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提交的80余篇论文。中国元好问学会学长、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胡传志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疫情爆发以来，元好问研究界的学者们继承了元好问慷慨豪迈、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干扰，坚持不懈，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这次会议收到论文的数量之多、水平之高，都是往届元好问会议所罕见的，这足以证明疫情能够阻止人们出行的脚步，却不能阻止学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会议期间参会学者热情高涨，讨论热烈，交流充分。以下从三方面对会议论文进行综述。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元好问研究逐渐升温，40 余年成果丰硕，不断有新成果涌现，亮人眼目。在本届研讨会开幕式上举行的首届“降大任元好问研究成果奖”的颁奖仪式上，评选出自2019 年8 月以来的元好问研究成果18项，胡传志的《元好问传论》、狄宝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元好问集》获得一等奖，张静的《中州集校注》、查洪德的“元好问诗歌通释”专栏、颜庆余的《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获得二等奖，余敏的《论元好问碑志文的文体观》、王兴治的《元好问诗注析》等论文论著获得三等奖。这些近年来发表的元好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已经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元好问诗学与词学的渊源问题是元好问研究的经典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本次会议上，中国元好问学会前任会长、忻州师范学院狄宝心教授提交了两篇论文，一是《元好问平视苏诗之底气何在》，一是《两首金词巅峰作之遗响回音》，两文分别讨论了元好问对苏轼诗歌和对吴激词《人月圆》的接受与超越。前文认为元好问对自己诗学见识的耿耿自信、少承家学对杜诗的尊崇、《学东坡移居八首》组诗中与苏轼处境的对比，成为他平视苏诗的三大原因；
后文认为吴激《人月圆》抒写巢倾卵覆之悲，情怀真挚深厚，用典层出精妙，风格含蓄凄婉，被推为金词第一；
元好问不但在《中州乐府》收录此词，而且仿作的《人月圆》深得吴词精髓，词中融入了自己的身世际遇和个性才情，尽显仁人志士的悲壮苍凉。元好问接受史研究同样是一个经典话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静教授的《“野史亭”文化意象再考论》从“野史亭”意象的实体原型、“野史亭”意象的指代模式、“野史亭”文化意象的升华三个方面，讨论了元好问“野史亭”由时空维度到史传定型，由指代物到指代人，由文化符号到精神象征的演进过程。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的《元好问论诗诗在清代的回响——以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为例》从清代元好问接受的背景、袁枚本人的文学思想、袁枚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述评的意义等视角，对元好问论诗诗的清代接受情况进行了考论。
空间与文学的关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元好问一生行迹丰富，他的文学创作与他所处的空间同样值得关注。重庆文理学院杨忠谦教授的《论元好问的嵩山情结》考述了嵩山这一地理文化空间对元好问以及金元文人精神风貌的多重影响，认为嵩山的佛教文化丰富了元好问的嵩山隐逸生活，也充实了元好问的诗歌内容；
嵩山赋予了元好问母亲般丰富的人生滋养，元好问亦对嵩山倾注了生命般的热情。太原师范学院贾晓峰的《论佛寺与元好问文学的双向建构》重点探讨了元好问与佛寺空间的双向建构，认为佛寺的宗教氛围对元好问文学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元好问的佛书写又丰富了佛寺的空间情感和空间形态，尤其是元好问的书写赋予了佛寺一种雄壮之美，拓展了佛寺的文学统序。山西大学贾秀云的《元好问道观记研究》则关注到了元好问与道观空间的关系，认为元好问的道观记虽然多是受人请托之作，但这些文章仍然可以充分表现他对道教的态度，即元好问对道家理论体系持肯定态度，赞美道教人物拔于流俗的清雅品格，尤其肯定全真教止杀伐、救生灵的功绩，但对其迅猛发展的态势表示了担忧。中南大学周绍毅的《从中都到汴京：元好问诗歌中的故都形象建构及意义生成》考察了元好问笔下不同时期的燕京和汴京书写，认为两都空间共同构建起元好问笔下的故都形象，而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末及之后的诗人共同参与了故都形象的构建及意义生成。南阳师范学院张艳的《元代文人的苏门山文学活动及其影响》以苏门山这一特殊的文学空间为视点，对元代活跃于此的一批文人的文学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苏门山奇美的风景为文人诗歌承续中州文脉和宋诗传统、呈现出雄健特色和理趣之美有着积极影响。
元好问在艺术领域的贡献也受到关注，这既是元好问文本细读引出的话题，又是对元好问研究边界的拓展。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音乐艺术。元好问对古琴文化的记述成为古琴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链条，中央音乐学院章华英教授的《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金末元初元好问琴事述考》从元好问的生平及琴事、元好问的交游与琴、元好问的古琴审美思想三个方面，对元好问的琴事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认为古琴、山水和自然是元好问超然世外的一种方式，元好问的古琴审美呈现出有别于一般传统文人的独特之处。二是书法艺术。宁夏大学崔宁的《元好问对金元书法的传承作用》认为，元好问在金亡之后对金代书法发展的成果进行了汇集与总述，继承了金末以来发端的书法评论回归理性与书法“复古”的思想，并在其之后的讲学、交游、鉴藏等文化活动中将其“复古”“崇尚魏晋”的书法观与鉴藏观传递给其后辈书家如郝经、商挺、王恽等人，最终对元代书法的“复古”潮流产生了影响。三是绘画艺术。安徽师范大学余敏博士的《从唐朝“丽人”到宋代“教谕”——试论〈捣练图〉的历史演进》从元好问《张萱四景宫女》展开考察，梳理了“捣练图”从初唐长安兴教寺石刻到北宋“天水摹本”，再到元好问文中写到的“秋景宫女图”在构图和绘画思想方面的演进史，认为宋代捣练图完成了从盛唐“宫闱丽人”到北宋礼仪与道德教谕的主题转换，绘画构图的改变中蕴含着“审美”与“政治”两个不同维度。
元好问的文化救亡活动及其意义是元好问研究中的热点。山西大学杨万里的《金代士大夫的古物鉴藏与文脉意识——以元好问为中心》认为，元好问等人所收藏的丰富古物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金元一代之美的集中投射。他们积极搜求、鉴藏金石字画和古代典籍的努力，有着与整理中州文献和撰写一代之史同样的文化意义。对故旧之物的鉴藏和题咏体现出的其实是元好问等人“在中原文明遭受践踏、文化承传一线之危之际”，努力“保存文化、延续文明”，以“文化救亡者”身份自许的意识。安徽师范大学周青松博士的《元好问的教育活动及其文化意义》则从“阐发教育思想，引导统治阶层”“寻绎教育源流，恢复儒家文教”“重视教育场所，助力庙学重建”“实践教育情怀，指导弟子后学”四个维度，论述了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积极参与教育重建工作的贡献和意义。齐鲁师范学院姜学科、李宇琪的《从与元好问之关系看元世祖朝翰林国史院文人群体的地位和作用》讨论了元世祖朝翰林国史院文人与元好问的渊源关系，认为这一群体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多受元好问影响，因而这一时期文坛可以称为“后元好问时代”。
元好问的北魏身世、北魏情结及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同样是此前学界探讨较多的话题，但仍有继续研讨的空间。此前胡传志教授发表过《元好问的北魏身世》，[1]邹春秀、韩冰发表过《元好问与北魏文化》，[2]两文皆从元好问诗文及交游中考察其北魏身世；
本次会议中，山西大同大学刘世明的《论元好问〈续夷坚志〉中的北魏情结》则立足于元好问笔记小说《续夷坚志》，对元好问与北魏的情感关联做进一步考察。本次会议对《论诗三十首》加以探讨的大多是青年学者，如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杜宁的《〈论诗三十首〉中黄庭坚评语研究》，山西大同大学硕士生杨艳茹的《探讨〈论诗三十首〉对“真”的诉求》，王世杰的《元好问的“情志观”——以〈论诗三十首〉为中心》，宦燃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自然美学观》等，各自讨论了《论诗三十首》某一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元好问文献考释方面，本次会议也呈现出一些亮点。继孔凡礼先生《元好问资料汇编》之后，胡传志、张勇耀合作编撰的《元好问资料类编》已完成120万字。在本次会议的主会场发言中，胡传志教授就书稿的编撰情况进行了说明，指出书稿涉及作者1000余人，征引文献1000余种，重点搜访领域是清代文献、民国文献、金石文献、地方文献、域外文献。书稿采用“类编”的方式编排，可以使一些同类型的问题的历史演进过程更为清晰，也更有利于对元好问进行专题化研究。为便于读者检索，附录部分还编制了“作者索引”与“文献索引”。这部《元好问资料类编》将使更多有关元好问的新资料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也必将会为元好问研究的深入打开局面。四川大学邱红博士的《元好问〈诗文自警〉考辨献疑》在孔凡礼《元好问资料汇编》辑录的《诗文自警》之外，另从郝经《续后汉书》中辑得一则，并对孔本加以校正。文章还提出两个疑点：一是《诗文自警》观点大篇幅摘录自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是否是元好问原作尚难定论；
二是《诗文自警》到元末明初才被唐之淳、瞿佑摘录，存在后人伪托辑撰的可能性。山东省东平县教育体育局颜建国的《元好问再配毛氏家族居东平补考》对元好问的妻兄弟毛思遹以及元好问侨居东平期间的活动进行了考述。据作者考证，元好问侨居东平期间，毛思遹正好在东平为官，与元好问同住东园之宅；
考查毛思遹在东平居住生活情况，对元好问相关诗文的研究有一定补证作用。安徽师范大学邹春秀的《李祖陶〈元遗山文选〉的夹批特色》对李祖陶《元遗山文选》中的夹批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本次会议上，元好问研究还凸显出一些其他视角。山西大学牛贵琥教授的《元遗山童稚诗答客难前后篇并序》是在对元好问童稚诗深切领会的基础上，仿东方朔《答客难》所作的赋文，游戏中寓含着对元好问童心稚趣的领会和阐发。山西大同大学张忠堂教授的《从意象“秋”到悲情“愁”——元好问〈秋怀〉〈秋夕〉〈秋夜〉诗中的变声构词现象》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元好问含“秋”诗歌中所寓含的“忧伤的心情”。浙江民族宗教事务处董衿希的《元好问文学思想与诗词研究》以元好问的佛教思想对元好问的文学思想和诗词创作进行审视。西北大学吴灼的《概念、价值与路径：文化传播视域下元好问文化思想传承纾困》对元好问的当下传播问题加以阐发，提出要结合当下传播语境和文化传播理论，从建立传播过程的前提条件与有效方式、拓展传播路径和提升传播效果等方面入手，使元好问文化思想传承更加有效化与多样化。忻州师范学院姚腾博士的《元好问诗词英译经验谈》则谈到了元好问诗词的的英译和海外传播问题。这些话题都大大拓宽了元好问研究的边界，为元好问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于文献有限，辽代文学研究出新有较大难度，相比之下，金元文学研究则方兴未艾。相对于元好问研究来说，金元两代的文学研究话题更为丰富，学者的视野也更为广阔，其中既有引领研究方向的宏观思考，又有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微观考察。总体来看，关于“融合”的话题在本次会议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融合”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是金元文学研究的重点，也是金元文学的底色，学者对此多有宏观论述，也提出了诸多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教授汤晓青在致辞中指出，要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与各民族文学的交融互动，注重多民族、多学科、多文体的交流与渗透。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教授也在发言中指出，不仅要关注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的结果，还要关注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的过程；
不仅要研究汉语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还要关注少数民族对汉语文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陈博涵的《元代两都与多民族诗人之路的文学价值》指出，元世祖忽必烈在燕山山脉南北地区设置两都，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民族融合背景下，这条诗人之路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学宝库，还为建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文学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丹珍草教授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认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辽金元文学、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兰州大学魏宏远教授的《从“差异性”到“同一性”：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认为，不同民族存在差异，地理环境差异导致不同民族认知能力和认识视野与中原汉民族存在较大差异，为此，共同体意识需要不断培养和学习，从“差异性”来理解明代民族文化认同，特别要关注历史文献叙事的再建构、文化符号的保留与创造等，而对历史记忆的认同则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根源，是建构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基础，更是族群成员在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链接纽带。
民族融合话题中，一些有价值的个案或对一些具体话题的探讨也令人耳目一新。喀什大学高人雄教授的《从唐代契苾部族到元代高昌偰氏看西域文化家族的成因》通过史志、行状、墓志等文献，对元代高昌回鹘世家偰氏文化家族的文化活动与文学风尚加以考察，指出高昌偰氏世代活动于漠北、西域、河西，后定居北庭高昌，长期以来与中原文化交流密切，且崇尚和学习汉文化，历代不乏出任中原王朝官员者，自认中国人；
入元后他们多有文学创作，传世作品多体现这一家族崇儒尚用的文学风尚，是典型的受华夏文化滋养的家族。河南大学杨亮教授的《元代色目诗人创作的多重向度论》认为，活跃于元代中后期的色目作家群诗歌呈现出“清”“丽”“雄”的审美特质，不仅展现了多元共生的元代文化，为元诗注入更为丰富的异质文化意涵，还将自身的民族记忆和诗歌气质融到创作之中，呼应并恢复了中国诗史的风骨传统，呈现了与魏晋、六朝及至唐代的诗歌传统相呼应的风貌，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太原师范学院郭磊的《元代右榜进士诗歌的“壮游”意蕴考释》则对元代非汉族右榜进士诗歌中的“壮游”意蕴进行了考述，认为他们“壮游”之“壮”的内容是体察民情、抒发抱负、陶情冶性、钦慕山水以及内心独白的情感寄托，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词语“怀抱壮志远游”的基本含义。诗歌以积极自信的大朝心态去赏玩祖国的大好河山，最终达到人、景、情融合的境界。
二是儒释道融合。金元时期儒释道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性，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成了多种层面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左洪涛教授的《词起源于民间说——宋代民间俗词与金元道教词比较研究》认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与其弟子的道教词与宋代民间俗词具有相似性，都有语言俚俗质朴、多用叠词以加深印象、多用俳体词增强趣味等特点；
但在创作目的、创作内容方面有着诸多不同，宋代民间俗词的创作目的是满足市民阶级的享乐和娱乐需求，而金元道教词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宣传教义，拉拢更多的人入教，内容上则呈现出劝人入道、宣讲教义、传授修炼方法、托物喻道的特点。山西大学张建伟教授的《论元代诗僧的交游倡和与总集编纂》考察了元代诗僧的社会交游与文学活动，认为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友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倡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山西大同大学支利峰、王建敏的《辽代西京道佛教信仰研究》则立足于山西大同，从修建寺塔、幸寺饭僧、刻印诵读佛经、斋戒供养、出家成为时尚等方面，对辽代西京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情况做了考述，指出辽中期以后，西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汉人与多族人士的共同信仰，可谓人人崇佛，家家信教，探究西京道地区辽代佛教，对当今多元文化的发展有极高的价值。
三是多元文化融合。元朝的政治制度为妇女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使这一时期的妇女形象与精神呈现出与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不同的特色风貌。包头师范学院王素敏教授的《文化交融视野下的元代文学“忠女”形象》从“外化的政治忠诚——忠于君主”“内化的家族忠诚——忠于夫君”“过犹不及的愚忠”三个方面，对元代“忠女”形象加以考察，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女性观的推行，造成了一代代“忠贞节烈”女性前仆后继地上演着摧残人性的悲剧；
而蒙元时期草原民族女性所带来的新型女性观，恰如一股清新的活水，为元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山西大同大学赵敏、王建敏的《元明之际江南文派与回族遗民群体诗风演进趋向——以丁鹤年与戴良等人的诗学比照为中心》则从民族融合、南北融合的综合性视角，对回族诗人丁鹤年在江南的文学活动进行了考述，认为元明易代之际，丁鹤年在与江南文士的交游创作中不仅完成了回族遗民身份及心态的转变，而且形成了独有的文学创作心态和审美文化品格，在回族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与“融合”话题呈现出同样的热度与厚度的，是对金元文学理论的研究。山西大学侯文宜教授的《金元诗学主流：从元好问到郝经的“重气之旨”》从地域性格、诗学传统与时代气息的共构等视角，探讨了郝经与其师元好问诗论中一脉相承的“重气之旨”和审美蕴含。安徽师范大学王桢博士的《郝经“高古”论的意蕴与层次》则从郝经“高古”论的具体表达、与宗古的联系、与元好问的关联三个方面，探讨了郝经基于以六经为指归的“宗经崇古”的思想，认为郝经的“高古”论受到元好问“以唐人为指归”的观念影响，并体现出正统严谨的儒家诗教思想，而关乎世教的意味更显浓厚。中国传媒大学王永教授的《金代文学有关海东青的物象描写及其美学意蕴》从历史、文学、艺术三个维度，通过对金代游猎文化中海东青的原初功能、金代士人海东青书写和艺术记载、海东青的物象之美与民族文化融合等维度，探讨了海东青意象的美学内涵，认为辽金时期海东青的功能已由实用转换为娱乐，以赵秉文等人为代表的汉族文人对海东青“鸷”“俊”的书写中拼加了儒家文化的要素“忠”。观察一个民族文学艺术中对物象精神的提取与发展，可以回归物象本身天然的美学素质积淀，对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多元性和活态性建设均具有借鉴的意义。南京大学博士生黄金叶的《政治困境与文治思想：论金末元初文学“宗唐”观》立足于金元易代时期的学术思想，对宗唐路径的生成机制加以考察，认为金末士人是希冀通过“宗唐”复古的途径，吸收唐宋文脉所重视的“风雅”“仁义”的儒家思想，达到风上化下的文治目的，重建“小尧舜”之荣光；
而元初士人则将“王道”等儒家思想作为“宗唐”观之内核，视文学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希冀于蒙元朝中建立起以传统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推动蒙元文治建设，其中元好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易代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想要改变在学界影响长远的成说而创造性地提出新说则难度更大。以往的观点多认为入金宋人的创作抒发的是不愿与金朝廷合作、郁郁不得志、心怀故国等情感，内蒙古民族大学于东新教授的《众音杂沓：金初文学生态的历史还原》则认为，宋人入金，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入金动机、不同的身世际遇形成了不同的文人群体、不同的文学主题和不同的艺术倾向，而乱世文人的众生相决定了金初文学没有主旋律，没有一致性，众音杂沓，呈现出家国之感、乡关之思、隐逸之念、闲适之趣等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文学主题，从而构成了金初文坛丰富多元的生态景观。安徽师范大学张勇耀教授的《论金元之际文学的“主流精神”——兼论“河汾诸老”与元好问的“抗节林泉”问题》针对以往研究中强调金元之际文学的“遗民情结”，以元好问与“河汾诸老”为这一时期遗民文学代表的前期研究，提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精神是“救亡”和“重建”，“河汾诸老”中有五人出仕，并非纯正的隐逸诗人群体；
八人并未形成实体性的文学群落，不存在“抗节林泉”的互励行为；
他们与元好问也并非都有交往；
元好问遗民身份的强化更多出于明清、民国时期文人的强化，也正因此，“遗民文学”不是金元之际文学研究的最佳视角，元好问等人伤悼故国与他们积极参与救亡重建并行不悖，只有将这一时期所有作家作品都纳入考察范围，才能更好把握金元易代之际作家的“主流精神”和文学的主流脉络。
辽金元文学研究的另一出新点是域外容受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贞子的《韩国关于元好问研究现状》对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首尔大学奎章阁、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高立大学图书馆、庆熙大学中央图书馆中所藏元好问编纂的《唐诗鼓吹》《中州集》《遗山诗集》《元遗山先生文集》《元遗山诗抄》《遗山乐府》等馆藏书及韩国学界关于元好问文学所做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调查梳理。文章盘点韩国学界关于元好问研究主要包括元好问的诗作接受与被接受研究，元好问诗论研究，元好问诗歌研究，元好问词、散文、散曲研究，关于元好问的评价研究以及元好问生平思想研究等几项内容，为学界提供了元好问域外研究的相关信息。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后许宁的《朝鲜金元诗歌选录谱系及成因》对朝鲜诗歌选本中选录金元诗歌的情况予以考察，指出身为“夷族”的朝鲜文人从金元诗歌身上找到了自我民族诗学的发展之路，尝试透过金元诗另辟蹊径，建构独具一格的汉诗谱系，彰显自我民族真性情的汉诗风格，金元诗也正因此以独特的诗学魅力实现了跨文化传播。此外，自从元代诗文研究成为“显学”，元杂剧研究长期处于低谷，打通雅俗文学的疆界，探寻杂剧与诗文的渊源关系，是元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上海外国语大学史伟教授的《三国故事的两个系统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以杨维桢、张宪〈咏史诗〉为中心》以元末杨维桢《铁崖咏史》《览古诗》和张宪的《咏史》诗为视点，经过与相关文献的比对，认为《三国志平话》与元代三国戏与三国史传不是同一系统同一序列的故事；
而杨维桢、张宪咏史诗所本之史书，主要的应该是杂史、杂传类通俗史书，并且已经揉进了一些民间三国故事。
文献整理与考释同样是这次会议的亮点。北京体育大学黄二宁的《元代士人干谒书信考》对元好问、杨弘道、王恽、刘敏中等人的干谒书信加以考释，认为元人的干谒书信从侧面体现了多族群士人之间的交际网络，对于促进元代多地域、多族群士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山西大同大学高震的《新见国图藏〈中州题咏集〉民国抄本及其文献价值》对国图十卷本《中州题咏集》的著录与流传情况以及文献价值加以考述；
辑录的5 首金诗、24 首元诗可补《新编全金诗》《全元诗》之缺，为学界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宝贵资源。泰山学院路元敦博士的《金朝最后一位守城之将的诗传——郝经〈金源十节士歌·郭虾蟆〉释证》对郭虾蟆的生平以及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考释。西北大学王振华的《论金代职官中的掾》通过大量记载考证了金代职官中的“掾”是“尚书省令史”的简称。四川文理学院杜成辉教授的《应县木塔秘藏中的武则天避讳考析》及山西大同大学北魏研究所马志强、杜成辉的《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五言诗偈残卷”非诗小论》两文则对辽代木榙中的文献加以考论，体现出对地方文献的深入发掘，也对山西大同的辽金历史文化遗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西北民族大学甄芸的《科举家族·官仕履历·文学创作——清代山西两渡何氏家族研究》对山西晋中灵石县两渡何氏家族的繁衍流脉进行了考释。
总之，金元文学研究正在不断走向细化，对多元融合、文学理论、域外接受传播，以及一些传统观点的翻新性研究，诗文与杂剧的关联性研究，新文献的发现和考释等，都将为元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亮点。
综观元好问与辽金元文学研究的前期成果与最新进展，总体感觉还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值得引起学界同仁思考。一是重复性研究仍占一定比重。学术研究解决的是新问题或者说是生问题，任何题目的写作都应建立在与以往研究成果对话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致力于解决以往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纠正此前学界研究的偏失，考清此前说法的混淆或模糊之处，或者发现新的话题以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如此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进步。如果在写作中对以往研究没有足够的关注，就可能说的还是别人说过的话，既浪费个人精力，又对学术无所补益。二是平面性研究较为明显，立体研究尚感不足。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都很值得肯定，但在写作中我们感觉到的是对问题考察的高度和深广度稍显欠缺，一方面是由于学术积淀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用力不足，这都是造成有话题而未深入的主要原因。三是学术规范仍应引起重视。题目的拟定，摘要、关键词的精准写作，注释的规范，结构的安排，引、论的比重等等，这些看似是外部因素的方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论文的成熟度，这也是不少会议论文获得好评而迟迟没有在刊物正式发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另有一些论文未能对材料很好地进行总结提炼，给人堆砌资料之感；
还有一些学者对自己的以往研究难以突破，参会仍是旧论文，这都是以后需要提升的方面。
元好问与辽金元文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不妨回顾一下在2018 年举办的中国元好问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胡传志会长以《新起点，新期待：元好问研究展望》为题的就职演说，整理后发表于《名作欣赏》。当时胡会长提出尚需完成的工作如：元好问诗文的辑佚工作仍需要继续进行；
元好问研究的域外文献还需要大力搜集；
降大任先生的《元遗山交游考》需要修订；
期待元好问散文研究；
进一步发掘和利用蒙元时期的文献，将元好问放在时代鼎革、民族矛盾复杂的时代环境中，写一本《元好问与金元文化》之类的著作；
期待有元好问相关研究刊发于高级别的刊物，获得高级别的项目资助；
期待仿照《论诗三十首》的汇注汇评编纂一本《元好问丧乱诗汇注汇评》；
期待有收录新发现佚文的《续夷坚志校注》；
期待有一部规模稍大、选目妥当、注释准确的《元好问选集》；
期待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发表元好问作品系列赏析文章，然后编成《元好问百篇佳作鉴赏集》，等等。胡会长最后指出：“我们呼吁一些资深学者加强元好问研究后备队伍培养，引导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元好问研究队伍中来，特别期待元好问的家乡山西、元好问长期生活的河南、山东等地，能发挥地域优势，涌现出更多的元好问研究专家。”[3]
现在来回顾胡传志会长的期待与展望，我们欣喜地发现，四年来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前所述的获奖作品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此外，查洪德教授的《元好问诗词选》也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4]狄宝心教授正在致力于完成《元好问词编年校注》，这些成果必大大推动元好问与金元文学研究。
胡会长提出的希望资深教授培养青年学者加入元好问研究队伍，本届会议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如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董希平教授、王永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胡传志教授，南开大学查洪德教授等各自培养了一批元好问及辽金元文学研究的博士生、硕士生，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承办方山西大同大学师生积极撰写会议论文，共提交了22篇论文，既有张忠堂、马志强、刘世明、秦敏、黄贤、张安娜、赵敏、郭轶卿、支利峰、董爱兰、王建敏、高震、郭明等中青年教师，也有张静、王安琪、尹璐、倪文慧、王艳琪、周冰潇、李慧敏、申鑫玉、杨艳茹、王世杰、宦燃等硕士研究生。期待这些青年才俊能够在元好问及辽金元文学研究领域继续探研，推出更多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南开大学查洪德教授在开幕式发言中说，中宣部委托文化部实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中的重点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在历代经史子集重要经典中选出100 部，从目前已经出版的60 部看，入选的历代诗文别集只有10 种，分别是唐以前1种，陶渊明集；
唐代5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5 人；
宋代3 种，欧阳修、王安石、辛弃疾3 人；
而唐宋以后，目前只选了《元好问集》一种。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在国家主导的这一重大工程中，元好问已经被推尊为顶尖级大家了。这对元好问研究来说无疑是大好事，但同时也是压力与挑战，因为元好问研究还远远没有跟上。查洪德教授勉励元好问研究的学者们要拿出高水平标志性成果，努力缩小与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欧阳修等大家的研究差距，把元好问研究推向新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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