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探索

李繁荣，吕思颖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型经济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掣肘和关键突破口[1]。然而，资源型经济如何转型发展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针对中国资源型经济模式的典型省份山西，先后给予转型发展要“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方向性指导、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等政策性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将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山西如果能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对全国同类型的省份也有借鉴意义”(1)《七个视角，读懂总书记山西之行》，求是网，2020年5月14日，参见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0-05/14/c_1125984467.htm。，这充分说明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表明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目前尚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仍然处于急需突破的困局之中。

自20世纪70年代始，“资源禀赋陷阱”现象就已引发经济学家的深思。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资源型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重点已不在于“是否要转型”，而在于广泛讨论“如何转型”的问题。中国在多年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实践过程中，广泛借鉴西方转型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对中国的资源型城市划分不同类型并采取不同的转型发展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资源型经济转型相较于“高质量”还有不小距离，“推动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和转型创新试验区建设”以利于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深入推进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利于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等，仍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全面认识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局出发，结合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分析新时代新征程中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的路向，最后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对探索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路径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实施重点。

虽然对资源型经济模式如何转型已经讨论很久，但是当前打破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许多经济体来说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很多中低收入国家仍然采用的是一种土地扩张和资源开发的模式。采用这种发展模式的经济体，在危机发生或资源枯竭之前，资源型经济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2]。不可否认的是，“资源诅咒”“荷兰病”作为资源型经济模式弊端的表现，在当前所有采用资源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依然存在。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资源型经济模式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生态环境危害、资源瓶颈对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限制等继续以规模的扩大表现出来。有的国家由原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向依赖矿产资源的经济结构，矿业部门就成为该国主要出口部门以及对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贡献者。但是资源型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其所需要使用的劳动力只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一小部分[3]，因而这些矿产资源依赖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矿业部门并没有为社会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许多家庭就容易陷入贫困和失业之中[4]。资源型产业部门虽然对国民经济的产值贡献很大，但对于发展前向产业和后向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强，这也导致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单一化不可避免[5]。由此可见，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生态问题，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愈发具有紧迫性。那么，多年来世界各国为此所做的多方面努力，为什么没有出现显著的效果？资源型经济转型难的关键症结是什么？

(一)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理论探索

“可持续发展”出现以来的几十年，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的几十年。国外研究者经历了把研究视野从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向社会制度创新转变的过程，认为成功的资源型发展需要重要的体制和政策改革，一部分研究者关注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地理扩张(包括全球市场的建立、资本流动和全球互联)问题，提出必须将一个地方的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其他地方的资源型经济转型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主张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中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进行分析[6]，为社会制度视野下探究资源型经济转型问题提供参考。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产权理论为基础，以市场化的办法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下解决资源型经济模式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以自下而上市场驱动作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生态经济学作为正统经济学的一个补充，正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以更深刻的方式改变地球生态系统，把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的内容，突出了社会系统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纽带作用。但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将资本视为价值运动方面研究不足，这一问题阻碍了生态经济学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方面一些本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作为环境科学和经济学之间边缘交叉学科的环境经济学,对资源型经济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及治理投入所产生的效益等方面的研究有突出成果，但是环境经济学并没有解构基于资源密集型和消费体系的资本积累逻辑，而是通过自然的定价、估价、货币化和金融化机制，导致了一种“虚拟保护”[7]。

绿色政治经济学将生态原则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指出人类经济活动目前正在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过度的经济增长、消耗、人口和污染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全球化通过扩大贸易和开采自然资源加速了这一消耗过程，从而认为需要从改变全球架构方面解决资源型经济发展导致的一系列问题[8]，然而我们看到这一行动举步维艰。社会实践论揭示了环境社会科学中决策者的理论不足，通过研究实践与(不)可持续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者构思政策和环境干预提供研究参考[9]。与其他理论相比，可持续转型研究为根本变革提供了社会技术系统视角，有利于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10]。但是，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没有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重要的分析或批判[11]，从而也没有对资源型经济如何转型发展提出根本性解决方案。

从国内的研究看，以“资源型经济转型”为主题的研究大量出现是在2000年以后，2012年这方面的研究达到顶峰，至今仍有较多研究者持续关注该研究主题。研究者认识到政策与制度的差异是规避抑或陷入“资源诅咒”的主要因素之一[12]，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13]，政府应通过供需双边创新政策，激励企业开展能源技术创新、丰富能源供给，最终通过能源供需结构的转变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14]。

国内外研究者在资源型经济如何转型发展方面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研究在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资源型经济转型策略的基础上，逐渐将社会制度层面一些因素纳入分析的框架中。研究的逐渐深化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提供了广泛的理论参考。然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中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尚需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从理论角度进一步探索中国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之路。

(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实践困局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资源的消耗增加一直互相推动着。2019年麦肯锡全球能源视角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需求的依赖度出现降低的趋势，但是这并不代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已经绝对减少。人类日常生活依旧需要能源，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能源，预计到2030年以前人类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数量仍是绝对上升的趋势。全球当前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人类在短时间内不能摆脱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尤其是化石燃料的使用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中[15]，生产和生活的惯性都将继续推动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优先选择资源型经济模式。在这种趋势无法得到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形成资源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就成为资源型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也恰恰是当前有待破解的难题。

从德国等欧盟国家的实践来看，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能源系统向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转型，是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也致力于能源转型、资源型经济转型方面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并且中国政府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能源革命作为能源转型、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依托。然而，能源转型、资源型经济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除了技术创新外，能源转型必然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16]。各国传统的转型方案缺乏对社会可行性的充分考虑，关于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冲突的本质还处于转型研究视线之外[17]。这就使得理论上和技术上可行的转型方案实践效果却常常被削弱。与19世纪、20世纪能源转型主要是由技术变化推动的“机会驱动”转型不同，当前能源转型、资源型经济转型是社会体制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驱动”转型[18]。因此，自上而下的有效治理政策对于转型实践非常重要。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赋予资源型经济转型以新内涵和新要求，高质量转型发展成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就是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将“双碳”目标贯穿于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全面推进经济体系、产业体系、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进一步认识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性，才能更准确把握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路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资源型经济由于资源依赖、结构单一、高碳排放等特点，其高质量转型发展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尤其重要和迫切。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协同推进来扩大就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以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一)防范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以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然而，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与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相伴随而出现的失业、收入差距等问题，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带来一定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因此，能否有效防范及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应该作为判断资源型经济是否实现高质量转型的标准之一。

反观中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中都存在严峻的就业问题。在中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以新兴产业发展破解资源转型之路，然而传统资源型企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的互动协同效果有待提高，尤其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带来的职工转岗就业问题。传统资源型企业由于经营困难造成的失业、由于转型发展而出现的传统技术工人失业，加之政府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摩擦性失业一度成为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而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由于核心技术缺乏、劳动者需求经常发生变化等原因导致新兴产业“就业难”和“招工难”问题并存[19]。建设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掣肘和关键突破口，也是有效防范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二)绿色转型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人类通过劳动过程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0]，并由此从“获取”和“返还”两方面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人类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如果在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生态阈值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顺畅的；
若超出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生态阈值范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会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21]。为保证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我们需要从“获取”和“返还”两方面下功夫。这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两条路径：减少从自然生态系统获取资源的数量、减少向自然界的污染排放。

多年来，中国从上述两条路径为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中国也从这两方面制定了具体目标：在减少从自然生态系统获取资源从而避免生态环境危害方面，制定了“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13.5%的目标，通过增建风力、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站，将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0.0%左右。通过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有效缓解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可从正面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路子探索。在减少向自然界的污染排放方面，制定了“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0%的目标，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减排的约束性目标，倒逼资源、能源高消耗企业必须主动采取行动转变生产方式。国家也将进一步深入推进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期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有实质性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能源结构仍然是以煤、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路径探索任重而道远。

总之，资源型经济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其高质量转型发展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消除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结构性失业障碍的重要动力，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的重要产业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我们必须把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摆在重要的位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既对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索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实践路径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探索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路向，首先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还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是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22]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回答了“按照什么样的理论来引领新发展阶段发展”的问题。传统发展理念关注的是人在生产和交换行为中的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其指导下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态影响、分配不公、地区不平衡等外部性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因此，发展理念的转变是一场深刻革命，是引领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

1.创新发展：培育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持久动力

创新发展理念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近年来，学界对影响资源型经济创新发展的技术、人才等要素比较关注，研究者认为中国资源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23]、科技创新投入欠缺[24]等问题。与学界对创新发展的关注点一致，多年来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实践注重科技创新研发与投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研究者也关注资源型地区创新发展的人才问题，但近年来资源大省人才资源“存量少、留不住、引不进”的现象[25]并未改观，人才匮乏大大制约了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创新发展。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吉林、辽宁等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有所减少[26]，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依赖传统资源和重工业，并且其产业结构缺乏丰富多样性。实践证明，当前资源型经济模式和人才资源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呈现不良循环状态。如何在人才培育机制方面有创新突破，对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至关重要。在继续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的基础上，资源型地区还要“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27]。“新基建、新材料、新装备”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发展突破口更加具体，即产业向前或向后发展，产业链纵向或横向延伸，实现产业多元化。“新基建、新材料、新装备”的突破使“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作用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突破需要“新技术、新业态”的推动，最终形成“新产品”的突破，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2.协调发展：以空间平衡促进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协调发展理念解决发展的空间不平衡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煤炭、石油、铁矿等资源型地区本身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8]，具体表现在资源型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子系统之间[16]以及矿区、城区、乡村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29]。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资源型地区城乡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且成为探索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的路径突破口之一。

由于资源型产业发展对乡村劳动力、生态以及乡村工业的发展影响极深，也导致资源型地区乡村发展也具有资源型特征。资源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与工业、乡村与农业、公共卫生与生态环境问题并存，城乡融合发展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带来契机，有望为解决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案。以城乡融合发展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之一，构建新的高质量的工农业相结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既能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又有利于探索一条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可行途径。

3.绿色发展：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者都关注到绿色发展对推动资源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30]。资源依赖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抑制因素，研究者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培育新型产业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等方面探寻资源型经济绿色转型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一是要推动传统资源型产业实现绿色低碳化转型升级，提高传统资源型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大循环、物料快循环、废弃物精循环的清洁绿色低碳发展模式；
二是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主导，将传统产业转型发展与新兴产业培育相结合来培育新动能，以构建资源型地区绿色产业体系。

4.开放发展：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现条件

开放发展理念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开放”是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进行的产业转移只是将资源型经济模式的弊端进行了空间转移，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源型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开放发展”一是指资源型城市、区域与国内其他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对接互联，二是指资源型城市、区域如何利用国际市场和技术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开放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要利用好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以转型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作为转型驱动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畅通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国内循环。基于当前的发展现状，资源型地区开放发展首先要吸引创新技术、人才和投资“走进来”，这需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开放投资领域，形成投资自主增长的内生机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这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原则积极承接国内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引领产业结构由原来的资源型产业为主向多元化发展，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提升。

5.共享发展：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价值导向

共享发展理念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传统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行业收入差距大、城乡差距大以及劳动力自我发展能力差是普遍现象。随着传统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结构性失业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伴随着资源型经济发展日渐衰退而出现的还有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外流、教育资源短缺、医疗资源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共享发展理念要求资源型经济转型要以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价值导向，通过高质量转型构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产业体系的同时，提高资源型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为此，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尤其需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通过多层次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重点发挥职业教育培训推动劳动力再就业的作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劳动力转型同步发展。同时，要健全与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共享发展。以资源型地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资源型地区人民群众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感知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有助于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从而帮助解决资源型经济发展自身可持续发展动力积累的问题。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循环畅通”推动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为应对国际、国内发展新情况，中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指明了“怎样实现新发展阶段新目标”的路径和方向，其核心在于“循环畅通”。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二是要提升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1.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资源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31]。资源型经济模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传统产业品质化、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目前资源型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存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不足、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缺乏政策衔接和区域协调等循环“堵点”；
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32]，新兴产业的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首先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产业支撑。打通生产阶段的循环堵点，一是要在巩固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延长生产阶段的产业链条，发展创新型产业。二是要提高技术含量，对产品进行深加工，不断培育新产品。通过补链延链，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加强产业链供需对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同时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形成生产封闭循环模式，从投入和产出两端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排放，推动资源型经济绿色转型。三是要在以传统产业为基础通过产业链延伸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还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与传统产业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重点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形成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新模式。

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还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市场动力。传统资源型产业的销售阶段在整个循环过程中是问题最多也是困难最大的阶段，资源型产品面临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形势都比较严峻。除供应环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外，运输环节不畅通也是资源性产品市场竞争压力大的原因。为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资源性产品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同时资源型地区要加快推进5G、物联网等新基建，加快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打通资源型产品的市场流通堵点[33]，破除妨碍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

2.提升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34]。

在过去粗放式发展方式、高速度增长阶段中，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资源型产品、初级产品。资源型出口产品获取外汇增加是以大量耗费资源、大量占用土地为代价的。进入新发展阶段，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也要转换发展思路，提升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以技术换市场。一是深入推进能源技术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研发，提升资源型经济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的能力，在技术自立自强的基础上，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加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国际投资、人才等要素，增强中国资源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负外部性效应尤其明显，在新发展格局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需要加快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推动形成畅通无阻的经济循环[35]。

(一)抓好顶层设计，形成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制度保障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是我们党百年执政的宝贵经验总结。从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历程看，资源型经济转型首先是党和政府主导和推动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转型过程的开展及能否顺利实现，离不开党和政府科学合理的规划。

中国从国家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比较明确，先后批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给予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政策性支持。在国家顶层设计给予方向性指导的基础上，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该如何选择，还在于资源型地区地方政府的顶层制度设计。地方政府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特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当地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方向和具体实施步骤作出具体规划。按照国家2030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基本完成的战略规划，资源型地区需要在产业转型(尤其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政策、人才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形成契合当地发展实际的转型顶层设计，构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制度保障。

(二)多层级政府间协调，构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协调机制

虽然许多可持续性转型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但转型研究和实践更多集中在国家或地方一级。在中央政府关于转型发展的规划及宏观经济政策指导下，地方政府若缺乏清晰的转型愿景也会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进程[36]。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在一段时期内采取一些实质上不利于推动转型的地方政策。因此，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使中央政府较为明确的转型愿景能够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是资源型经济转型行动可持续推进的关键。

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承接产业转移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区域合作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是形塑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场景[37]。但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往往形成区域间产业转移的障碍。在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使资源型地区加强与周边省份及产业上下游关联度较强省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转型发展。

(三)培育转型主体，激发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活力

在自上而下做好顶层设计推动转型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培育转型主体，形成自下而上推动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企业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主体，激发资源型地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形成市场主体主动探索转型发展之路的驱动力，是资源型经济保持可持续转型发展的根本。

资源型地区国有企业在传统产业发展、重大技术创新等方面有优势，在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时，发挥国有企业在上游产业的传统优势，并能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传统产业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在传统产业链条横向纵向延伸的新基建、新装备、新技术、新材料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同时要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民营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民营企业在培育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主体活力。在扩大国内需求、畅通循环渠道、疏通循环堵点的新产品、新业态方面，民营企业具有市场反应快、经营模式灵活等优势，可提供更多资源型地区劳动力就业机会。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资源型地区地方政府必须围绕市场主体关切的问题，深化放管服等重点领域改革，破除束缚企业发展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营商环境。

(四)改革政绩考核制度，形成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倒逼机制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和自下而上市场主体推动相结合的过程，转型发展已是国家战略，是国家发展必须要达成的目标。历史上资源型经济转型陷于困局的原因之一在于GDP政绩考核指标导向下，地方政府易于优先选择经济效益而导致转型进程延缓。在顶层制度设计清晰的前提下，还要“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38]。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尤其是构建适合资源型地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制度体系，形成转型的倒逼机制，推动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在经济指标的基础上，加上生态指标，形成“经济-生态型”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有利于控制“资源诅咒”的形成[39]。而对于急于突破困局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而言，在传统的经济考核指标基础上，需要将科学技术创新、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生态环境改善、对外开放程度、共享发展程度等因素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范围，以引导地方政府提高其顶层制度设计与国家政策意愿的配合度。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可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背景下，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将更具迫切性，但也迎来重大的机遇期。本文以中国历史上资源型经济转型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局为切入点，分析资源型经济转型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提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的路向和政策实施重点，资源型地区应当遵循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内生动力，政府政策则应当从抓好顶层设计、多层级政府间协调、培育转型主体以及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尽管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对资源型产业和个体资源型企业高质量转型的研究仍有不足，缺乏微观的、定量的分析。未来需要继续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对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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