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杭州城市地图记录的西湖景观及变化

项文惠，许海辉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浙江 绍兴 312030)

对杭州暨西湖景观的研究有多种路径，其中，区别于传统舆图、以测绘技术为标志的近代城市地图，因更能准确、客观、丰富、即时地记录地物内容和背后蕴含的经济、社会信息甚至政治、文化意义，其资料价值被重新挖掘[1]。日本梅原郁提出用近代实测地图可以复原城市空间形态要素[2]；
陈吉以《杭州市第一都图》(1931—1934年)为底图，分类、统计、复原了《浙江省垣城厢图》中光绪初年的城市空间形态要素[3]；
傅舒兰等用包括地图在内的史料，从湖滨地区道路网、土地利用、居民及业态、沿街景观、滨湖空间五个方面，探讨杭州城湖一体城市形态的形成[4]；
洪泉等以历史文献为线索，结合测绘图等资料，梳理曲院风荷的景观变迁[5]。但在如何开展研究方面基本还是依赖文字资料，而文字资料通常只是笼统、抽象地勾勒，对西湖景观及变化的完整过程、丰富内容尤其是细部特征往往会被概括掉。本研究旨在采用近代杭州城市地图，透过那些表象的、可视的景观元素，结合传统文字资料，梳理清末民初的西湖景观及变化，讨论几经改朝换代后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转型在西湖景观上的反映。

西方测绘技术在晚清传入中国后，近代杭州城市地图陆续诞生，且以《浙江省城图》《杭州城外附近之地图》为代表。前图系清廷重绘《大清会典舆图》背景下的产物，清光绪十八年(1892)由浙江舆图局绘制(以下简称“1892年图”)，是杭州最早的近代城市地图。后图在清宣统元年(1909)由浙江督练公所参谋处测绘股绘制(以下简称“1909年图”)，是杭州最早采用等高线、大比例尺绘制的城市地图。

(一)隔墙望湖，划为城外之地

1892年图(图1)[6]的重点在杭州城内，尤以“水道”“街道”最为详尽，西湖只被绘出与城相连的小部分。对此，其“图说”解释为“今测量得城周四千八百四十七丈，旱门十，水门六……通城实积三十七里强”。换言之，杭州城内仅有如此之“广袤”，余则包括“灌输”给“城中水道”的西湖均属城外之地。1909年图(图2)[6]用城区完全空白、略而不绘的方法，直接把西湖定位在“城外附近”之地。

之所以如此，显然因城墙所围，尤其是清初在城西(今湖滨一带)驻防的旗营，作为屏障，在空间上把西湖与杭州分为两个单元，但更受制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杭州在隋初移治柳浦西(今凤凰山麓)后，虽经历朝，但到晚清时，“南宫北城”“城东湖西”的格局并没有很大改变，长一万三千五百尺、南北向的“御街”(今中山路)仍是城市主轴，“闹市区”在吴山一带，以此为中心，形成向东西展开、延伸的过程[7]。西湖远离闹市区，又被隔在城墙外，整个清代，杭州并非因西湖而存在[8]。

(二)地与水争，湖区基本固定

通常认为，因东汉华信立“防海大塘”，西湖完成了从浅海湾经泻湖再到淡水湖的过程，水面广阔，以山为岸。唐朝时，尚有“绕郭荷花三十里”之说[9]。但到元末明初，湖区尤其是西岸大面积淤积，渐为“池田桑埂”，以致“向所称以山为岸者，去山日远”[10]。晚清时，水面更加缩小，测量得出9 006亩[11]，约合6平方千米，略小于现今的面积。地进水退、湖区缩小是西湖空间变化的主要趋势。而逆这一趋势的疏浚同样没有中断过，从唐到清，规模较大者有23次[12]，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与水争的情势，更重要的是还衍生了最初由湖中葑草、淤泥堆积而成的景观，如苏堤、杨公堤、阮公墩等，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空间格局及景观。

图1，2可以说明此点。1892年图用实线勾勒出湖区东岸的水地状态，包括土地的位置、轮廓、范围。1909年图在划定西湖及其所辖西湖、北里湖、岳湖、里湖、南湖，明确一山、两堤、三岛、五湖空间格局时，重在表达湖区周边的水地状态，包括土地的类型、位置、轮廓、范围，除北岸、西岸极少水面以山为岸外，存在桑竹茶、果木园、水田地、草地、湿地、沙地、树林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符合地与水争的基本事实。

(三)少量景观，仍显皇权余威

1892年图由浙江舆图局绘制，系清廷重绘《大清会典舆图》的衍生品，本身就体现皇权的延伸。图上标注涌金闸—水门、洪福桥—涌金门、学士港3条西湖水入城的水道，其中，第二条是清初最早疏浚的，目的在康熙帝南巡时的御舟通行，“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御舟”[10]。1909年图以孤山的景观比较特殊，图上标注俞楼、苏公祠、行宫等，其中，行宫建于康熙帝南巡时，清雍正五年(1727)改建佛寺，钦定寺名为圣因寺。乾隆帝南巡时，在寺西建行宫，又在寺内建文澜阁，太平军攻占杭州时遭破坏，光绪年间重建，是孤山轮廓、范围、内部构造勾勒得最清晰、完整的景观。图上另有“西湖十景”之断桥残雪、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南屏晚钟，未全部标注。“西湖十景”源于南宋画家的西湖山水画题名，但一直有文字记载之名而无确切位置之实。康熙帝南巡、驻跸杭州时，逐一品题，浙江地方将御笔所书的景名刻石立碑，建亭恭护，有些位置还是康熙帝特意选定的，从此有了“西湖十景”所在地的景观标志。

随着测绘技术的推广、专业人员的培养，民国初年，杭州城市地图的质和量有了提升，其中以《杭州城(附郭)》《浙江省城并西湖全图》《实测杭州西湖图》较典型。图3由浙江陆军测量局在民国二年(1913)绘制(以下简称“1913年图”)。图4是20世纪20年代由“浙江陆军士官研究所毕业员黄超测绘、浙江陆军测绘学堂毕业生夏耀宗注记”(以下简称“1920年图”)。图5由“The COMMERCIAL PRESS，LTD”出版，民国十四年(1925)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以下简称“1925年图”)。

(一)城墙拆除，西湖搬进了城

清宣统元年(1909)，杭州最先拆除了清泰门外数十丈城墙。三年后，即民国元年(1912)7月开始拆除钱塘门、涌金门之间的城墙，以此为标志，结束了“隔墙望湖”的历史，城湖由此连在一起，但“西湖搬进了城”[13]的过程曲折而缓慢。先是清末，浙江省谘议局议决拆除城墙、旗营，用来建筑道路，遭到阻止[14]。辛亥革命后，这一议决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但似推进速度缓慢，民国三年(1914)2月当局再下令，必须在一定时限内全部拆除，范围也延伸至清波门，包括整个旗营在内[15]。随后就该地块规划迎紫路(今解放路)、延龄路(今延安路)、平海路、湖滨路四条主要马路，又仿照上海黄浦滩，以距离湖岸起20米之地辟为湖滨公园，自南向北，用横路分段，为第一公园、第二公园、第三公园、第四公园、第五公园，所谓的“横路”，就是与湖滨路相交的花市路(今邮电路)、仁和路、平海路、学士路。民国十七年(1928)在圣塘路(今圣塘景区)附近再辟第六公园，这是后话。

城墙拆除，“西湖搬进了城”，在时间节点上与三图相对应。1913年图上钱塘门、涌金门之间城墙的标注已不见，涌金门延伸至清波门的仍在。1920年图用类似“城墙”的象形符号标注“省城”空间范围，图例符号中有“已拆城垣”“已拆营门”，可见钱塘门、清波门之间的城墙及8处营门已经拆除，旗营用空白来表示，中间有“前清满营拟作市场”的字样，且用“围墙”将旗营分成大小不等的三个地块，以作不同开发之需，城墙外即湖区东岸、南岸有“池塘”“岩石”等，未见辟为一至五公园的标注。1925年图上不见任何相关城墙的信息，水地之间唇齿相依，西湖早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湖区东岸改为湖滨公园，但仅有一至四公园，与已经辟为一至五公园的事实存在差异。

(二)以岸为路，建筑环湖马路

以上三图中的线形符号除城墙外，提供与西湖相关信息较大者就属道路，尤其是在湖岸、湖中之堤基础上建筑的马路。

湖岸在基本稳定后，不仅是形成西湖空间格局及其景观的要素之一，更在于用湖中葑草、淤泥时有加固，有的还用石块驳磡，已具有造路的基础甚至早成为因陋就简的“行人道”[16]。西湖马路的建筑始于辛亥革命后，与开始拆除城墙几乎同步，表现在沿城墙基址逐段开通湖滨路，1913年图以迎紫门大街(今解放路西段)为界，分别用图例符号“双虚线”“单虚线”标注，说明开通是分段进行的，而1920年图则统一用“干路”标注，此时，湖滨路基本开通。民国九年(1920)制定《拟建西湖环湖马路计划书》，决计按“白公路一线”“自岳坟至灵隐一段”“南山路”的先后顺序，分段推进，两年后完工前两段，包括圣塘路、白公路(今少年宫广场、白堤、孤山路)、岳坟路(今北山路)、灵隐路等，长7 791米，路宽9.6米，左右人行道各1.6米[17]，为便于公共汽车行驶，改建白堤、苏堤，拆除石阶踏步，变为斜坡桥面，路面铺设碎石[18]，因“南山路”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才完竣，故1925年图上仅用“大路”进行标注，以区别于已“完竣”的“街道”，有意思的是用“长途汽车路”标注“白公路一线”“自岳坟至灵隐一段”，抑或强调公共汽车行驶线路之长？又将“环湖马路”“湖滨路”作为“重要地方”，“印红色字，以便寻检”。

(三)改建景观，尤重政治形式的变化

一山、两堤、三岛、五湖、十景无疑是以上三图最重要的标志性景观，但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具有“反清”政治意义的景观的展示，其中，孤山一带是聚焦点。在1913年图上，体现皇权的行宫虽与放鹤亭、空谷传声、林和靖坟同在，但范围已缩小，而“孤山公园”等字样明显放大，开始了形式上的改变，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墓旁新增秋瑾墓，另在南屏山之阳、雷峰塔之西有白云庵。1920年图较为简单，标注苏公祠、图书馆、俞楼。1925年图仍标注孤山公园，新增林社、罗苑、西泠印社及昭忠祠、朱公祠等，更有革命党人之墓，自东向西，依次为阵亡将士墓、徐公墓、秋瑾墓、陶成章墓。

西湖景观的改变或新造，与改朝换代后革命党人及其执政者的政治意志彼此呼应，他们以“反清”为首要政治目标，在落实到西湖景观时，表现为迅速改变体现皇权的标志，并认为这是一种“革命”的手段，同时塑造符合自己意图的景观，于是，格外垂青曾为浙江革命党人聚会地、联络站的白云庵。皇帝的行宫必须铲除，先称孤山公园，并让革命党人进入，为此，民国元年(1912)，孤山东麓迎葬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建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墓，西泠桥畔迁陶成章、杨哲商、沈由智墓，次年，迁秋瑾墓。此类具有鲜明政治意义的景观都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两年间出现的，此后并未增多，目的在使“软绵绵的湖山，充满着可歌可泣、悲壮的情调”[19]。

(四)筑屋购房成风，多遭时人诟病

在西湖山水间筑屋购房，古已有之，但总体呈屡造屡圮之势。民国初年，因“西湖进城”、马路开通，以及旗营土地售卖的推波助澜，筑屋购房蔚然成风，较之于清末的3处，湖区周边增加18处，是其6倍，年均1.2处。其中，北岸7处，占38.9%，南岸9处，占50%。并以西式洋楼为主要建筑风格，有8处，占61.1%，时人为这些最时髦的洋楼惭愧，如徐志摩曾说：“西湖的俗化真是一日千里，我每回去总添一度伤心”[20]。或是受多人诟病的影响，黄金十年时期私人筑屋现象有所减缓，增加11处，年均0.9处[21]。

图3，4，5分别标注墅园3处、5处、40余处。1913年图上的高庄、刘庄、宋庄，1920年图上的高庄、刘庄、宋庄、唐庄、俞楼，均造于清末，而1925年图上标注的墅园，可以明确至少有20处是这一阶段新造的，占比在50%左右，另20余处中除五六处造于清末外，其余的10余处或字迹模糊，或时间难考，但有可能也是这一阶段新造的，从而意味着湖区周边再掀筑屋购房的高潮，应在辛亥革命三四年后的近十年内。同时改变了过去湖边建筑集中在西岸的状况，新增的墅园分别是北岸6处，南岸3处，东岸7处，西岸1处，选址上向城市靠拢，呈现出距离城市越近、建筑密度越高的态势。这些时空分布特点，除南岸的数量有差异外，其他与2006年对现存墅园的统计大体相吻合。

黄金十年(1927—1937年)，基于军用地形图、民用地籍图的大规模测量，杭州计有《五千分一杭州市近傍图》(18幅)、《一万分一杭州市近傍图》(14幅)、《杭州湾附近航测地形图》(206幅)、《杭市县都图》(184幅)等大量地图涌现，这些城市地图主要服务于杭州的旅游观光、商业活动等，反映西湖景观特征的信息反而减少了许多。本研究选择《最新实测杭州市街图》《杭市县都图》进行分析。根据内容推断，前者应在1930年代初期绘制(以下简称“1930年图”)[22]，杭州西湖中山书店发行。后者由浙江省民政厅测丈队在1931—1934年绘制编印(以下简称“1934年图”)，包括杭市县都图乡镇一览图1幅、全图4幅、分图179幅，作为用于编制和查证地籍图册的基本地图。

(一)城湖并重，选择的对策有差异

1930年图(图6)顾名思义，主题就是“市街”，故重点之一在展示交通道路，而用粗细不等的橙色实线分别标注“汽车路”“道路”，西湖只绘出被两者所围或能够到达的部分。这些几乎与湖岸、湖中之堤合二为一的道路，大部分属原环湖马路范畴，但此时已不称“环湖马路”，而是恢复了“白堤”之名，还有南端连通杭富汽车路、拱三汽车路的南山路，圣塘路、北山路有路无名，灵隐路不见路和名，苏堤标注明显，南端也连通杭富汽车路。1934年图相关西湖景观的信息分别在第一都第四图(图7)、第二都第二图、第二都第四图，前者仅勾勒出湖区东岸的水地状态，包括土地的位置、轮廓、范围，自北向南依次相连的圣塘路、湖滨路、涌金路及其引湖水入城的涌金桥，中者以里西湖、岳湖为核心，涉及湖区北岸的水地状态，包括土地的位置、轮廓、范围，北山路、白堤、苏公堤及其桥梁，后者仅有三湖(西湖、南湖、里西湖)、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一堤(苏堤)部分信息，三者叠加，可大致反映西湖的空间格局。

表面看来，以上两图分别聚焦于杭州城市的道路、土地，西湖只被顺带记录，似有“重城轻湖”之嫌，其实不然。从民国十六年(1927)杭州建市开始，就逐步实施了“首当整理西湖，吸引游客”，同时“注重生产建设，发展农工商业”城湖并重的立市方针[23]，但选择的对策不尽相同。对于“生产建设”，重在“建筑道路”；
对于“整理西湖”，重在“布置”，尤其是“维护固有之风景”，并公布施行了大量规则，如《杭州市取缔西湖建筑规则》，具体规定沿湖建筑的审批许可、驳磡距离、界限、高度、风格、色彩、污水排放等[24]。

(二)新式旅馆，开始由量向质转变

由于交通和旅游的发展，西湖是杭州继城站(今杭州火车站)后又一处新式旅馆的集聚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较之于民国三年(1914)的8处，湖区周边旅馆增加到17处，是其2.1倍，其中，北岸从2处增加到4处，东岸从6处增加到12处，都是原来的2倍，表明北岸和东岸集聚大量新式旅馆(表1)[25]。1930年图上的新式旅馆虽很少，北岸仅标注新新旅馆、葛岭饭店，东岸也是东方饭店、西湖饭店、湖滨旅馆，还不及1925年图上北岸、东岸分别有3处、12处。1934年图则无标注。但作为图上为数不多的相关西湖的信息，恰好印证表1反映的北岸尤其是东岸集聚大量新式旅馆的态势，同时透露出湖区周边大规模建筑新式旅馆应在黄金十年前的信息。事实的确如此，黄金十年，湖区周边仅建筑了西泠饭店、蝶来饭店、大华饭店，改抱青别墅为中西大饭店等，但旅馆的硬件和软件有了更大提升，包括其环境、交通、建筑风格、内部装潢、设施、陈设等，还包括提供导游在内的各色服务。

表1 杭州新式旅馆分布 单位：处

(三)景观未摆脱对政治意志的体现

1930年图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湖区周边出现3组新景观。一是东岸自北向南，依次为杭州市政府、陆军监狱、六公园、市党部、县党部、陈英士铜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民众教育馆；
二是孤山标注了中山公园、中山纪念林、国立艺专、艺专宿舍；
三是湖中出现了博览会纪念塔、博览会纪念桥，北岸另有大礼堂。1934年图没有新增信息。

新景观依然是执政者表达自身政治意志的一种工具。国民党人为纪念孙中山、陈英士以及其他阵亡将士，改孤山公园为中山公园，又建中山纪念亭、中山纪念林，分别在第三公园、第二公园立陈英士铜像、国民革命军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根据上述《杭州市取缔西湖建筑规则》之“预备依法征收”“孤山全部关于私有土地”，没收有西方殖民侵略印记的罗苑，拨为国立艺专用房。在城湖最佳结合点之一的圣塘路别墅区，选择云樵书屋作为杭州市政府的办公场所，象征对杭州暨西湖的共同管理。民国十八年(1929)举办西湖博览会，设8馆、2所、3个特别陈列处，除借用里西湖周边现成的墅园、寺庙作为展馆外，还新造大门、大礼堂、纪念塔、博览会桥、音乐厅、跳舞厅、百芝园。西湖博览会结束后，不仅留下了改为影院的大礼堂、放鹤亭至招贤寺的跨湖架桥、位于中山公园之前的喷水纪念塔等[26]，纪念塔还与陈英士铜像、八十八师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等一道，被评选为“新西湖十景”[27]。

根据上述对近代杭州城市地图当中西湖相关信息的解读，大致可以得出三方面结论。

第一，民国初年是西湖景观变化最大的阶段。清末，西湖早已形成一山、两堤、三岛、五湖空间格局及景观，但仍被定位为“城外附近”之地；
民国初年，拆除城墙，“西湖搬进了城”，开通环湖马路，建筑墅园、新式旅馆，以及具有政治意义的景观，西湖景观大为改观；
黄金十年，杭州确定错位推进城湖并重立市方针，除了3组新景观外，城市“生产建设”对西湖景观的影响相对较少，改观不大。

第二，改朝换代是西湖景观变化的关键因素。清代的行宫、“西湖十景”，民国初年的孤山公园、革命党人之墓，黄金十年的中山公园(亭、林)、陈英士铜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等景观，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代表了不同阶段执政者的政治意志。围湖城外、拆除城墙、建设道路、“整理西湖”“维护风景”等，看似非“政治”行为，但都是改朝换代后不同执政者理念在杭州暨西湖管理实践中的表现，并一定是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的，由此成为西湖景观变化的决定性力量。

第三，近代杭州城市地图是探讨西湖景观及变化的途径。本研究中，7种近代杭州城市地图记录的某些西湖景观特征，与文字资料的记载有差距或矛盾，其中固然有绘制者受杭州发展和自身认知的影响，从而决定了近代杭州城市地图将传递某些特定的景观的信息，但毕竟城市地图是对当时客观事实甚至细部特征的记录，较之于文字资料笼统、抽象地勾勒，显得更加细致、具体。因此，采用近代杭州城市地图，结合传统文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将比过去更加深入地认识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转型对西湖景观的影响，甚至辨析出文字资料不可言传的西湖景观特征。

西湖景观及其变化，折射了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今天如何保护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取得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平衡、利用文化遗产创造高质量的现代城市，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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