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禄养”与孝道

李晓巧

“父母在，不遠游。”此句出自儒家经典《论语》，要求父母在世时，子辈随时侍奉父母，不要远离他们。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确立为一种至高无上甚至不可或缺的价值观。自大一统汉朝建立、独尊儒术后，逐渐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执政思想，并最终“将‘孝提升为一种政治美德”。我国古代有很多恪守孝道不肯离乡为官的例子。朝廷需要有德有才之士从政，但又不能指责士人的孝道。怎么办？

忠臣孝子，是儒家推崇的人生范式。实际上，二者常出现矛盾，“忠孝难以两全”。对于生者长辈的孝，民间有民间的方式，而官员自有一套“禄养”模式——某种意义而言，“禄养”是在制度上对“忠孝难以两全”困局的一种破解。

所谓“禄养”，本意是指以官俸养亲。古人认为官俸本为养亲之资，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魏书·辛雄传》中记载：“（辛）雄有孝性……又为《禄养论》，称仲尼（孔子）陈五孝，自天子至庶人无致仕之文……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辛雄认为士大夫做官获得俸禄以赡养父母，那么，官员是一直做官，还是辞官侍奉父母，都可以，不应受年龄的限制。这种提议显然是种心理暗示：做官和尽孝，没有矛盾。“禄养”的提法使最推崇孝道的儒家士人在道德层面克服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先秦儒家孝道伦理，而可以积极求取功名和官职，或者说报效国家。

“父母在，不远游”的后一句叫“游必有方”，意思是，如果子辈不得不出外的话，必须告诉父母自己去哪里，为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而“禄养”正解决赡养父母问题。

于是，唐朝以后，官员群体可以堂而皇之地称做官也是行孝。唐朝官员、诗人白居易在《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中写得更加明白，他说：“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白居易因获得俸禄可以赡养长辈，写诗感恩，并且声明“非为己”，高兴的是每月有四五万的俸钱可以孝敬供养父母了。

禄养，其实不仅指将获得的俸钱和物资赡养长辈，同时也会因做官业绩为在世的长辈或去世的先人，获得官号封赠，所谓“光宗耀祖”。晚唐司空图在《卢公神道碑》里描述：“禄养之荣，孝敬之美，一时罕及也。”可见，禄养不只是物质上，而且更能让长辈在精神上获得满足，心理上感受荣耀，这更契合儒家所称颂的孝养之道。禄养尽孝，成为子弟辈读书求学入仕途的一个重要动力。

到了北宋，中央政府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把官员对父母的供养、丧祭等相关义务规范化制度化，逐渐形成了通过登科实现禄养、为父母赢得封赠、乞近郡和便郡养亲、在地方官舍奉养长辈等“禄养”形式。

有了禄养对孝道的加持，以及光宗耀祖思想的助推，古代尤其是唐宋以后的读书士子热衷于考取功名，进入仕途，并追求有一番作为，在忠君报国的同时，也获得自己和家族所期待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东西。

皇祐三年（1051年），31岁的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按当时惯例，他几年前就可以申请到京城试任文学侍从之臣，但他放弃了，此次受宰相文彦博推荐，朝廷召他进京面试，他上了《乞免就试状》声称“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难住京师”，因要侍奉祖母、安葬亡父，包括照顾家人等私事，王安石拒绝进京为官。朝廷同意他仍任舒州通判，近郡养家。后来，欧阳修又推荐他任谏官，他依然“以祖母年高辞”，于是，欧阳修“以其需禄养言于朝”，为其请求不调入京。王安石在给宰相的汇报中写道：“某无适时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禄养亲为事耳。”他称做官是为了“得禄养亲”。为尽孝做官，为尽孝而放弃更好的官职，这也是王安石被时人和后世士大夫称颂之处。

在孝道成为考量官员品德、评判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古代，“禄养”在入仕为官和感恩父母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有“禄”有“养”，被唐宋以后新儒家所推崇，元明清都沿袭。随着帝制王朝结束、时代变迁，“禄养”一词随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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