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膺上将”洪学智的传奇人生（十五）

张子影 廖天琪

风雨过后是晴天

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开学，此时，校址由延安城内迁到北门外。据《洪学智回忆录》的记载，洪学智被编入抗大三队学习。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连挫敌寇，建立了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两个战场，两种结果，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严重危害，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

此时的延安，是代表希望与光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先进、科学、民主、自由的象征，是革命的圣地、指挥抗战的中心，是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以及海外爱国华侨，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纷纷奔赴延安。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要求抗大让出部分校舍。由于学员猛增，抗大校舍本来就拥挤，再让出一部分，就更紧张了。修建校舍成为当务之急。问题是，既无砖石又无木料，怎么办呢？

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决定号召学员们向陕北老乡学习，用挖窑洞的办法解决校舍不足问题。

10月的一天，抗大召开挖窑洞动员大会。会上，罗瑞卿向师生作了动员报告，非常具体地讲了组织、施工等要求，规定了每孔窑洞的大小为长2.5丈、宽8尺、高9尺，并限15天内完成150孔。

时间紧，任务重，学校给每个学员规定了每天的挖土定额，全校1000多人齐上阵。洪学智所在的三队是高级干部队，师团干部都有，组织上规定，自己住的窑洞自己挖，一顿饭吃两个窝头。重新投入工作和学习的洪学智身心愉快，干起活来生龙活虎，每天都能超额完成。同班的杨光池请洪学智帮助，提出每天给洪学智一个窝头作为回报。洪学智欣然接受。

经过半个多月的突击劳动，他们沿凤凰山山坡共挖出175孔窑洞，超额完成25孔。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洁明亮。窑洞挖好后，他们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一般，让人看着心里特别高兴。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11月14日下午，罗瑞卿主持召开了抗大新校舍落成典礼。毛泽东把这次挖窑洞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并亲笔将其写成横匾，还在落成典礼上讲了话。

窑洞挖好后，学员们就投入紧张的学习训练中。

抗大开设的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等，军事课程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术的发展”等。

抗大的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际联系”“集体研究讨论”“互相帮助学习”，秉承“少而精原则”，军事﹑政治﹑文化并重。在军事队中，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二，政治课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一；
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

洪学智在第三期学习了3个多月时间，便被调至干部教员训练班。该班成立的目的就是为抗大培养教员，洪学智在这里学习了2个月后又被派到二大队一队当队长，兼游击战术教员，教游击战术课程。

经过“抗大风波”，洪学智深刻领悟到革命不仅需要勇敢不怕死，还需要有明辨是非的洞察力。所以，他特别珍惜在抗大的学习机会，拼命学习，既吸取新的理论，也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

抗大人都知道毛泽东讲课时的一句名言，叫做“上山学道，下山济世”。洪学智对这句话的体会尤其深刻。他越学越觉得自己知识贫乏，越学越觉得知识宝贵。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到抗大讲过课。博古讲“马列主义”，张闻天讲“中国革命与革命战争”，徐特立讲“大学语文”，还兼教汉语拼音等等。洪学智最爱听的是毛泽东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课堂上的毛泽东一身灰色军衣，指间夹着一支烟，操着一口湖南话，广征博引、深入浅出、文采飞扬，富有哲理的警句名言比比皆是。他讲到“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时，洪学智频频点头。

关于在抗大听课的收获，张爱萍曾这样说过：虽然抗大的许多学员之前都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少人也有一定的战争生活实践，有的还进过黄埔军校，但是对如何研究战争、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却从未有过，至少是没有系统研究过。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长征初期的军事行动，许多同志也感到其中有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听了毛泽东的课，才恍然大悟。

洪学智的感觉也是如此。每次要去听毛泽东的课了，他都特意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提前准备好笔记本。

窑洞内空间狭小，所以一般情况下都在室外上课，特别是领导人的大课。每当毛泽东骑着白马的身影一出现，学员间便响起热烈的掌声，有的学员还将自己的帽子抛到空中欢呼。毛泽东一般都是站着讲课，没有讲稿，但他条理清晰、生动幽默。有一次，毛泽东讲到延安物质条件比较差，又有敌人和反动派包围限制封锁时，说了一句“你们坐着地球听讲课，也是了不起的呀”，引得全体学员哈哈大笑，熱烈鼓掌。

毛泽东在讲课时，反复提到实事求是的问题，并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内涵。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简要概括，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刚刚经历了人生巨大波折的洪学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洪学智不仅把它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更是牢牢地记在心里，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座右铭。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趁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加祭黄帝陵之机叛逃至西安。7日，在胡宗南保护下前往武汉，投靠蒋介石。17日，发表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书面声明。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洪学智除了震惊，更多的是痛心和气愤。他万万没想到曾经身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竟然会堕落到这般地步。

感慨之余，他明白，在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的时代面前，任何意志薄弱、思想动摇、动机不纯粹的人都将被历史淘汰。党小组会上，洪学智义正词严地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之下，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到底。

夫妻重逢在延安

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本科开课，洪学智在三大队一队当队长。以后成立支队，又任一支队（相当于营）队长兼一队队长，仍然兼游击战术教员。

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正式开学，同年8月至12月分批毕业。本期共收学员5562人，编为8个大队，43个队。抗大进入空前大发展时期。

工作和生活相对稳定后，延安的一些红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不少人找到了革命伴侣。黄昏，延河水软风柔，风光旖旎。看着身边的战友和同志在周末成双成对地漫步在延河畔，洪学智对自己亲爱的妻子倍加思念。

1937年1月底，張文所在的红四军供给部在陕西庆阳县过了春节后，出发到了三原镇。此后，经长途跋涉，来到地处陕北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泾阳镇。

不久，红四军政委王宏坤、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把女兵班集合起来讲话，动员她们到延安妇女学校学习文化。

1938年5月，张文从妇女学校毕业，被安排到抗大学习护理，住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

分别两年的夫妻终于见面了。

关于见面这一天的情形，张文在她的《我的红军之路》一书里，有一段饶有情趣的描写：

一天上午，我正在窑洞里看书，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喊我的名字，那声音好亲切、好熟悉哟！我急忙推开窗子，左看右看看不见人。往下看，才看到一个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我日夜想念的学智同志。他正站在坡下的小路上，向我招手，对我微笑哩。

我朝思暮想想念着学智，但乍一见面，我的心却激动得怦怦直跳。我傻乎乎地看啊、看啊，看清了学智是骑马来的，身穿灰布军装，两年不见，他消瘦了，但更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我飞快地跑出窑洞，来到学智面前，心里早有的千言万语，竟不知说哪一句！

千军万马前都没有踌躇过的洪学智，在妻子的眼泪面前，居然也哑言了片刻。末了，还是洪学智先开口，他仔细地端详着爱人：“你还好吗？”

张文频频点头：“我好，好的。我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护理。来延安以后，我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

洪学智咧开嘴笑着说：“我也在打听你，听说你住在这里，我就立刻骑马过来了。”

久别重逢，欣喜当然不在话下。洪学智把妻子带到自己的住处，一进门就忙碌开了，他先用短笤帚把炕沿扫了两下让妻子坐下，又倒了一大茶缸热气腾腾的开水放在张文面前，然后从窗台上方拿下悬吊的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精心储备的干红枣。他把红枣放进倒了开水的大茶缸，放在炉子上煮了起来，不一会儿，白白的雾气带着甜香在窑洞里飘荡起来。

张文看着大茶杯中翻滚的红枣，心里明白了丈夫对自己绵长的思念。

此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平静温馨的岁月。

当时的延安因条件有限，住房紧张，实行星期六制度（夫妻双方不在一个单位的，星期六可以在一起）。张文每周六到洪学智的住处来，帮他洗衣服，再料理些生活上的事情。白天两人一起在窑洞内交流学习心得，傍晚去延河边散步，有时周日上午去集市转转。

当时陕甘宁边区人口大约150万，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军队有十几万人，加上日益涌进的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一度出现粮食紧缺。而延安当时的物价很便宜，红枣或者花生5分钱一包，黄米糕5分钱一块，猪肉2角一斤，1元钱可以买到几十个鸡蛋。洪学智每月有四五元津贴。从集市上回来后，夫妻俩煮一点红枣，再加一块米糕或者两个鸡蛋，算是美美地改善了生活。

1938年11月20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延安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

晌午，空中突然传来飞机低空飞行的轰鸣声，6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多枚重磅炸弹，延安城顿时成为一片火海。这天是休息日，抗大的许多学员和机关干部到位于城内凤凰山的光华书店购书，一些炸弹集中落在这所书屋附近。刹那间，书屋成为一片瓦砾，学员、干部七八十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第四期毕业班的学员被炸死3人，炸伤好几人。

这是日军飞机对延安的首次轰炸。

轰炸刚一开始的时候，洪学智就奔向学员队，一边疏散群众、抢救伤员，一边紧急清点自己的学员队伍，还好，他所在的大队没有伤亡情况。等他忙完后往回走的时候，天都黑了。洪学智远远地看着黑乎乎没掌灯的窑洞，才突然想起，今天一天都没有见到怀孕的妻子。

跟着他的通信员谭献珍首先冲进窑洞，随即跳出来说：“没人。”

只见洗衣盆翻倒在窑洞门口的地上，衣服掉在地上，水早已干了。

洪学智低着头沿着窑洞里外四下快速地走了一圈，回到院子里，直起身，长出一口气，声音轻松地说：“没事，你不用找了，吃点东西也休息吧。”

看谭献珍不明白的样子，洪学智解释说：“这屋里四下里没有凌乱也没有血迹，说明人没有事。水盆倒在这里，肯定是阿姨（指张文）走得急，她没受伤却走得这么急，肯定是上医务所去了！她是护士嘛！”

洪学智的判断是对的。轰炸一起，延安城浓烟滚滚，站在窑洞前的张文意识到轰炸过后肯定会有伤员，正在洗衣服的她丢下水盆就冲了出去，一整天都在医务所里和医务人员们一起忙着抢救包扎伤员。

事后，小谭说起这件事，周围的人都对洪学智的聪慧细致与冷静佩服不已。

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开学。洪学智此时已任三大队副大队长，负责管理行政教育和生产、生活，大队长是刘忠。第五期是本科，学期6个月。由于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学生涌入延安，这期招生名额增多，使得原本就不宽裕的宿舍变得更加紧张。因此，三大队从清凉山脚下搬到蟠龙，将原来的地方让给了陕北公学。

这下，夫妻俩离得更近了。

这期间，为了预防日军飞机的轰炸，抗大把课堂搬到了户外。田野就是操场，院子就是课堂，砖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书桌。开春了，田野里春色日新，洪学智自己也和学员们一起在这难得的宁静里，如海绵吸水般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

由于日军不断轰炸，中央于6月决定把抗大总校搬到晋东南敌后。从此，洪学智离开了他生活了3年多的延安。

3年多的抗大学习生活为洪学智一生的成长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从穷小子到红军指挥员的过程，是他参加革命早期感性的自发成长，在抗大的系统学习，则是他开始理性思考的重要转折，他的人生也由此跨进另一个高度。

1939年6月初，洪学智的第一个孩子在蟠龙出生，是个女孩子。洪学智为女儿取名叫“醒华”。

初为人父的洪学智着实高兴了好久。正值暑假，洪学智事情不多，于是在家尽心照顾妻女。战友们都来庆贺，洪学智拿出自己一个月全部津贴的5元钱，买了好多吃的，又提前出去打了些野味，做了卤肉和汤来招待大家。

简朴的窑洞因为多了个小婴儿，变得无比温馨。（待续）

（责任编辑：章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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