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方式探索

[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在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促进、利用区域空间组织推动自身发展等方面积累了值得推广的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必须进一步探索适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方式。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创造更加有利于经济主体与区位相互匹配的环境，构建政府、市场、资本、社会互补协同建设模式，有效发挥战略规划作用，创新“一国两制”下的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体系，塑造活跃的大湾区发展局面。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国式现代化    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3）03-004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研究（19ZDA05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极主导的新发展格局空间组织研究（21BJL053）。

[作者简介] 贾善铭，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多极增长、区域协调发展、交通与区域经济、湾区经济；
覃成林，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是我国区域重大战略的创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最强劲、对外开放水平最高、创新动能最足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正逐漸成长为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和实践命题。作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家级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进入了自主探索建设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验的新阶段。这是因为，和世界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区域经济学实践中的应用，特别是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活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实施以来，学界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覃成林、崔聪慧，2019；
刘金山、文丰安，2018；
张日新、谷卓桐，2017；
陈文玲，2022；
杨丽，2022；
毛艳华、信超辉、荣健欣，2021；
马佳羽、韩兆洲、蒋青嬗，2021；
张震、覃成林，2021；
孙久文、殷赏，2022），为我们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特色建设方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本文拟运用区域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经验基础上，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新思路。

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阶段性经验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方面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为自主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充分发挥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一国两制”一直是珠三角与港澳合作的制度基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与港澳合作发展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且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不断加快，珠三角与港澳合作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以其科学性为珠三角与港澳合作保驾护航。首先，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国两制”是推动珠三角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个时期，珠三角与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差距，与港澳的合作主要是“三来一补”和“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一国两制”是保障港澳资本、企业和人才流向珠三角的重要前提，是珠三角借助毗邻港澳优势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快速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在港澳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一国两制”是保障港澳持续繁荣稳定的制度前提。这个时期，港澳经济面临较大困难，“一国两制”为解决港澳经济发展空间不足问题提供了保障，积极引导港澳产品进入珠三角、广东及内地其他区域市场，为港澳青年到珠三角就业创造条件。再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珠三角的快速发展，其与港澳之间呈现出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进入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阶段。“一国两制”为协调大湾区内各城市之间的关系，推动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2.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互促进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发力，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积极为要素更加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市场乘数效应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进一步提升。首先，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为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要素的自由流动，有为政府抓住了硬联通和软联通两个关键点，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先导作用，通过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创新流的快速和大规模流动，促进要素合理和高效配置。其次，政府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珠三角与港澳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承担的职能，以及珠三角与港澳合作面临的不同问题，适时和前瞻性地出台了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始终沿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再次，粤港澳大湾区积极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市场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的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效市场的保障。

3. 区域空间组织在推动大湾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挖掘区域空间组织的发展活力，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策略的集中体现。主要体现为，粤港澳大湾区抓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机遇，通过构建适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区域特征的区域空间组织格局，助推其经济社会发展。首先，优化城市分工合作，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水平。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需要根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更好地处理城市之间的关系，通过城市分工合作，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高效城市联系网络，打通大湾区内部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消除不合理的无序竞争，杜绝功能重叠的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市场一体化水平建设。其次，强化辐射带动能力，夯实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及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在对内和对外开放方面具有很好的比较优势，具有探索对内和对外开放新模式的良好条件，是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可以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的合作与共享，进一步强化对内和对外的辐射带动能力。再次，提升经济发展活力，成为国内循环的重要动力源。从我国目前的区域空间结构来看，国内循环必须以国家级增长极为依托，培育其发展动能，提升其发展水平，为畅通国内循环提供“发动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东部沿海三大国家级增长极之一，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源。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同时也进入了更具挑战的时期，这就要求其必须尽快由跟随者向引领者转换，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新要求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未来发展必须进一步探索适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方式，这既是粤港澳大湾区自身发展具有特殊性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湾区演变发展的规律，更是助力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然选择。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区域结构，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必须自主探索建设方式。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公认三大湾区相比，具有特殊的区域结构，主要包括 “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三套基础设施、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等。这种特殊的区域结构是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融合发展的挑战，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机遇，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落地生根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进而探索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模式的重要保障。

二是湾区演变规律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进入自主探索建设模式的阶段。从湾区演变的历程来看，湾区发展已经进入了以“创新+”产业为基础，以创新经济为主要特征，以优化空间结构助推市场一体化为发展目标的阶段（表1）。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区域竞争从市场竞争和要素竞争阶段的过渡到空间竞争阶段（贾善铭，2022），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新模式（覃成林 等，2016），这就要求粤港澳大湾区要进一步挖掘区域空间组织在推动产业发展、经济形态演变、空间结构优化中的作用，通过打造新的空间结构模式，破解空间竞争限制，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式，是彰显我国发展模式优越性的重要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级增长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而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建设方式，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方式。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来看，世界经济进入了经济转型时期，也进入了发展格局调整时期。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而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载体之一。

三、探索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方式的基本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这就要求，需要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粤港澳大灣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相应的理论探索，才能提出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发展思路。我们认为，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需要从区域本质上是空间组织的视角，把握其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而提出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方式的思路。

（一）区域的本质特征及启示

从区域经济学的实践看，区域的本质是经济主体与区位相互作用形成的经济组织（覃成林，2021）。其具有动态演变性、空间依赖性和时空交互性三个特征（贾善铭，2022），其中经济主体与区位之间的匹配程度是区域发展的根本（表2）。这就意味着，区域发展情况与经济主体和区位的匹配程度密切相关。

（二）基本思路

基于区域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探索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方式，合理的区域空间组织将是决定湾区未来发展的主线。这是因为，在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空间组织时，随着中心城市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节点城市的快速崛起、特色城镇的日益专业化，区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市场区的叠加与争夺将成为区域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就对区域分工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合理处理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增长极与自身经济腹地之间、经济腹地与经济腹地之间，以及增长极与其他增长极经济腹地之间的关系。因此，探索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方式的主要思路，应以空间组织优化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深入探索释放“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新举措，进一步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互促进的作用，积极构建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相互支撑的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创造更加有利于经济主体与区位相互匹配的环境。

四、中国特色湾区建设的重点方向

（一）构建政府、市场、资本、社会互补协同的建设模式

良好的机制设计是保证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良好的机制设计可以有效避免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颠覆性的问题，也可以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预警，进而保障区域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为了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互促进的作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区域结构，需要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市场、资本、社会互补协同的建设模式，跳出对市场的迷思，细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从政府、市场、资本、社会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建设主体出发，积极引导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的互补协同发展，为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提供机制保障。

首先，加强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互补协同发展研究和探索。要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导，充分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要做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济民的理念出发，深入研究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在此方面积累的经验，及时转化为研究成果进行宣传，并积极探索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学校教育，为构建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互补协同建设模式打造良好的理论基础，营造良好的实践氛围。

其次，优化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互补协同发展机制。从互补协同视角理顺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四者之间的关系基本呈现功能明晰、相互支撑的状态，有为政府为市场机制更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资本服务于发展大局、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前提；
有效市场为政府更好发挥引导作用、资本更快和更大规模流动、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基础；
合理资本流动为更好实现政府引导、更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保障；
社会和谐稳定为更好实现政府引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资本更好流动提供良好环境。

再次，完善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互补协同发展保障。以点带面，在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多层次区域合作、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各个方面，探索政府、市场、资本和社会互补协同发展的思路和具体措施，为粤港澳大湾区系统构建政府、市场、资本、社会互补协同建设模式提供保障。

（二）有效发挥战略规划作用

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方向，保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持续性，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标的关键所在。通过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发挥战略和规划的总体布局和规范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各项建设提供前瞻性指引。

其一，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指引作用。深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各项要求，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级城市群。从区域的本质特征入手，以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优化区域空间组织布局为基础，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具体而言，积极推进广佛肇、港深莞惠、澳珠中江三大组团发展，既强化组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又协调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形成多极网络发展格局，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组织优化为抓手，助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其二，发挥各专项规划的总体布局和规范作用。在现有的规划基础上，积极推动粤港澳层面出台基础设施网络、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群和都市圈、产业体系、优质生活圈等专项规划，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以专项规划编制为契机，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各个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总结和提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经验提供素材，也为探索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方式提供支撑。

（三）创新“一国两制”下的治理体系

“一国两制”是保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根本制度保障，必须全面准确贯彻。具体而言，就是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进入了“创新+”和空间竞争发展阶段的现实，借鉴世界先进湾区发展过程中区域治理的经验，创新“一国两制”下的治理体系，建立国家主导的多元多层复合治理体系，解决湾区发展可能遇到的区域无序竞争、市场失灵等问题。

第一，強化“1+3”管理模式，全面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优势，强化“1+3”管理模式。其中，“1”是指“国务院”，“3”分别是指广东省政府、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协调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把握方向。

第二，建立“2+9”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下，建立以促进城市合作为主要目标的“2+9”合作机制。其中，“2”是指香港和澳门，“9”是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肇庆、惠州、江门。在合作过程中，要从区域多重属性的角度推进城市合作，如香港和澳门是特别行政区，广州和深圳是副省级城市，深圳和珠海又是经济特区，这种多重属性叠加的特征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层面建立更好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挖掘“一国两制”和多重政策叠加的优势，提升城市合作水平。

第三，建立“1+9”协调机制，大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带动能力。要充分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于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建立“1+9”协调机制，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带动广东其他区域发展的能力。其中，“1”是指广东，“9”是指珠三角9市。从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实现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双提升，推动珠三角内部9个城市之间分工合作，提升集聚效应，并进一步推动珠三角辐射带动广东其他12个地级市发展，提升扩散效应。

在建立国家主导的多元多层复合治理体系时，还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在“一国”之下，通过粤港澳三地之间的互补、互鉴，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制度优势；
二是加快珠三角发展，增强港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吸引力；
三是尽量避免“单边优惠”，形成粤港澳三地以及湾区11个城市之间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四）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总目标是“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具体而言，就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高质量发展体系。

首先，积极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动力、新型产业结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经济发展协调性、经济发展开放性、绿色发展、经济发展共享性七个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评价，找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制定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其次，打造高质量发展“三联”体系，夯实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基础。创新是第一动力，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不断推动科技创新联系、传统产业与新业态联合、创新和创业联动的“三联”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创新活力。具体而言，在科技创新联系方面，以科技创新合作、科技成果共享推动香港和澳门尽快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领域，大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引导科技成果的双向流动和双向互认。在传统产业与新业态联合方面，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机融合，实现产业模块之间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和新产业融合发展集群工程。在创新和创业联动方面，积极发挥“一国两制”优势，通过推动内地和港澳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深度合作，实现创新创业规模的提升和效益的提高。

再次，加快建设优质生活圈建设步伐，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优美的生活环境、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是一个区域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只有打造了优质的生活圈，区域内的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展现更多的发展活力，特别是能释放更多的消费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要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积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同时推动内地与港澳学生流动由以港澳向内地流入为主向双向流动转变，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同时，以民心相通为目标，全力建设人文湾区，积极挖掘湾区文化、湾区人文精神在湾区发展和民众交流中的作用，共同推动湾区文化的传播。特别是要积极探索湾区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的体制机制，推动湾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布局和流动，为打造优质生活圈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保障。注重消费在优质生活圈建设和推动湾区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消费枢纽。

（五）塑造活跃的大湾区发展局面

区域的发展需要一个活跃的发展局面作为基础，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例外，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要探索中国特色的湾区建设方式，更需要在提升发展活力上下功夫，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活跃发展局面。

第一，坚定“四个自信”，为粤港澳大湾区自主探索发展模式提供强大信心支持。要强化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自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为探索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方式树立強大的信心。

第二，顶层设计引领与地方自主探索相结合，全面提升建设参与度。以构建政府、市场、资本、社会互补协同建设模式为内核，鼓励地方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引领下，自主探索发展模式，并积极引导地方总结和推广发展经验；
同时，顶层设计要充分吸收地方自主探索的经验，对地方进行适时指导，形成顶层设计引领与地方自主探索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第三，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优化大湾区发展生态。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组织能力为核心，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组织的实际，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强大的空间组织基础，优化发展生态，推动形成区域合作新模式。具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构建覆盖“城市—组团—大湾区”三种空间类型的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形成既有自大湾区到城市的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实施体系，又有城市到大湾区的自下而上的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保障体系的格局，积极推进空间组织优化，通过多极网络联动，实现资源整合、要素畅通、分工合作的市场一体化发展局面，进而激发各类发展主体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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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艳华，信超辉，荣健欣.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与集聚扩散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26-37+205.

[5] 马佳羽，韩兆洲，蒋青嬗.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启示——基于两级行政区分层数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11）：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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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覃成林，崔聪慧.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评估及其提升策略[J].改革，2019（2）：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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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丽.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思考和建议[J].港澳研究，2022（1）：62-69+95.

[12] 张日新，谷卓桐.粤港澳大湾区的来龙去脉与下一步[J].改革，2017（5）：64-73.

[13] 张震，覃成林.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1（3）：39-46.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it ha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worth promoting i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omoting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promising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s， and promoting its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regional spatial organizations. On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 develop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 strategic fulcrum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 demonstration sit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 leading sit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ust further explore a construction mode suitable for the area.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ts own advantages， create an environment more conducive to matching economic entiti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build a mode of complementarity and synerg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market， capital and society，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trategic planning， innovate the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 of world significance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shape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mising Government; Effective Market

（收稿日期：2023-05-03   責任编辑：罗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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