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影视的中国文化记忆书写

于一帆

［摘要］在数字时代的信息流冲击下，中国文化记忆出现传承危机，受数字媒介逻辑影响，社会出现“文化失忆”症候。如何抵抗文化遗忘，重新建构族群身份认同是当下中国文化记忆书写的重要命题。《典籍里的中国》采用非虚构创作手法，将传统典籍文本与影视连接起来，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的回忆空间，实现中国文化记忆的创新书写，为文化作品的创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记忆；
“文化失忆”；
非虚构影视；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具有塑造文化身份、建构族群认同、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使国家和民族在文化記忆的不断书写中得以延续。然而，随着媒介的变革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在数字时代的信息流冲击下面临传承危机。如何延续文化记忆，强化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回答“我们从何而生，为何而来，而又该去向何方”的文化根源问题，需要当下文化工作者深入思考。《典籍里的中国》采用非虚构创作手法，将传统典籍文本与影视连接起来，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的回忆空间，实现中国文化记忆的创新书写，为文化作品的创作提供参考。

一、数字时代的“文化失忆”危机

文化记忆是集体共同拥有的涉及过去的知识，集体将其独特性和一致性的意识建立在这一知识的基础之上［1］。文化记忆的建构离不开媒介参与，记忆的方式影响过去的形态和意义的变化［2］。在文字未出现的社会中，人们主要通过面对面在场的仪式展演复现记忆，并构建关于“我们”的身份认同。进入文字社会，对神圣文本的回忆与现时化阐释成为主导性的文化记忆方式［3］。然而，在数字时代，由于信息量和信息流动性的爆炸性提升，个体难以对文化记忆锚定牢固的回忆坐标，集体也就无法组织对过去共同记忆的认知，民族的“文化失忆”危机开始显现。

首先，数字时代的个体面临信息流的冲击，文化记忆难以被存储和读取。数字媒介使用者每天接触海量、流动、同质化的信息，大脑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其脑海中的中国文化记忆易被挤压到记忆的边缘而得不到关注。记忆即使存在，若无人关注与回忆，就会失去活力，最终逐渐消逝。其次，数字时代共时在场的仪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缺失，文化记忆失去实体空间依存。虽然文字出现后，空间仪式展演失去在中国文化记忆书写上的主导性，但是在传统社会中仍有诸多仪式活动，如家族祭祀、节日庆典等。一般而言，仪式活动的举办要依托实体的物理空间，如祠堂、广场等，正是通过这些实体空间，一些文化记忆才可以跨越现实时空实现代代相传。但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媒介使用者被所使用的媒介技术逻辑影响，倾向于线上活动，使依靠现场仪式活动传承的文化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依存。最后，数字时代整个社会对经典文本阅读不足，“去经典化”现象凸显。数字时代的个体每天沉浸于丰富多样的媒介娱乐活动中，碎片化阅读和短视频浏览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其深度阅读的能力。而中国传统经典文本多为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阅读门槛比一般文化作品要高，因此其在数字时代遭遇被冷落的局面。传统经典被冷落势必影响文化记忆的传承和书写，造成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文化断裂，而这与上述其他因素共同影响当下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加剧因“文化失忆”所带来的集体文化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

应对数字时代的“文化失忆”症候，当下文艺工作者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探寻解决路径。《典籍里的中国》精准识别当今“文化失忆”的痛点，锚定代表性的文化记忆，挖掘传统经典文本的价值，影视化建构回忆空间，唤醒大众对过去集体的共同记忆，其非虚构的叙事方式和结合数字技术的影像呈现方式为抵抗“文化失忆”，重新建立群体联结提供可参考的范本。

二、非虚构影视的中国文化记忆书写

非虚构影视能够建构社会记忆，部分空位的历史画面需要以非虚构影视手段进行填充［4］。《典籍里的中国》作为一档非虚构影视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借助数字技术创新影像呈现方式，活化中国传统经典文本传播，实现中国文化记忆的创新传承与书写。

（一）记忆选择：立足典籍与历史的非虚构创作

文化记忆书写是创造性的过程，并非对以往记忆不加选择地全盘复现。在文化记忆流传过程中，我们选择哪些记忆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只有可以帮助界定群体身份和巩固身份认同的记忆才会被选择。《典籍里的中国》选择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籍”作为节目创作的内容来源，确保了节目的严肃性与文化性。例如，《诗经》《论语》《道德经》等经典流传数千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具有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3］。《典籍里的中国》以非虚构影视的形式呈现典籍，可在数字时代重新激发起受众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兴趣，让其重新关注那些正在被遗忘的文化记忆。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通过回忆民族的历史与价值观，在对过去的追溯中不断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找到自身所处的族群位置。此外，《典籍里的中国》所选择的典籍丰富多样，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学、农业、地理、医药等，向受众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使受众获得民族自豪感。

《典籍里的中国》在保证严肃性和文化性的基础上，更考虑节目的趣味性与娱乐性。数字时代的文化作品要与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新媒体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如何吸引受众观看节目对文化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典籍里的中国》创新性采用“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形式传播文化记忆，其中最具趣味性的戏剧影视部分使用非虚构手法进行呈现，既能确保节目的文化纪实性，又使得节目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适合并吸引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受众观看节目。非虚构原本是文学领域的创作方法，即以现实因素为背景进行写作的行为。非虚构影视广义上来说就是采用非虚构元素叙事的影视作品，这类作品平衡纪实性与艺术性，通过自身蕴含的核心价值观触动受众对影像内核进行文化认同，具有强烈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5］。

《典籍里的中国》每期的戏剧剧本都是基于典籍创作和流传的历史事件改编而成。节目将历史事件合理联系，结合人物性格进行适当的情节虚构。这既可以向受众还原真实的历史故事，丰富受众的历史文化知识，又可以通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引领受众接受原本相对枯燥的典籍文本。以《史记》这一期为例，戏剧的主要内容是讲述历史上司马迁的一生。尽管大多数人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但当节目以戏剧形式再次讲述该故事时，受众仍会被司马迁的精神所感动。节目也成功地向受众传达自古以来中国人所信奉的“家国一体”的大一统思想与“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精神。

（二）空间回忆：建构时空关联的回忆之场

文化记忆书写的第一步是选择要回忆的内容，第二步是“回忆”选择的记忆。回忆的方式是文化记忆延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空间在文化记忆的回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传统的回忆空间指实体空间，社会文化记忆有相当一部分依托实体的回忆空间才得以生成、传递和延续。数字时代受众对实体的回忆空间的兴趣降低，虚拟的回忆空间成为中国文化记忆书写和延续的主要载体。《典籍里的中国》运用数字技术与舞台设置，建构时空关联的回忆之场，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延续的文化记忆进行影视化编码，并通过结构化的空间进行呈现。其主要设置了三种回忆空间，分别是仪式空间、历史空间和情感空间。

首先，《典籍里中国》建构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将典籍文本的内容转化为可见可感的仪式［6］。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其还具有社会和集体属性，个体的记忆产生于集体内部成员的交流与互动，如果没有集体作为参考框架，个体就无法形成和保持记忆［7］。在传统社会中，很多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知识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8］。文化记忆是具有文化生产与认同生成作用的集体记忆，在时间维度上需要不断被回忆，而仪式操演是回忆的重要载体与方式，其关键在于集体仪式的共同操演与重复。在《典籍里的中国》中，无论是典读会的齐声朗诵，还是戏剧中的仪式操演，都是将受众的精神拉入共享的仪式空间。典读会的重复诵读旨在将典籍文本嵌入受众的大脑，在这个过程中受众的共同文化记忆被唤醒、生成与传播；
而受众的情绪也会被戏剧中的仪式操演调动，仪式操演中的群体性行为也能让其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其次，《典籍里中国》构建具有时空关联性的历史空间，主要依靠历史场景与历史故事。《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布景、服装、道具等艺术语言，结合环幕投屏、仿真影像、AR等数字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历史场景通过影视化呈现文化记忆象征符号来建立视觉联系，有助于激发受众对文化的想象，文化记忆被置换成具体可感知的图像，进而留存在受众的大脑中。此外，历史故事的戏剧化表达以及历史对话的环节设置则发挥时空凝聚的作用，将过去和现今连接到一起，给受众带来历史感。在历时的维度上，受众原本碎片化的文化认知与记忆被串联起来；
在共时的维度上，受众凭借对过去象征符号意义的共享而融入集体中，产生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后，《典籍里的中国》致力于打造加深文化记忆的情感空间。影视剧人物在回忆时的强烈情感像是一种“回忆稳定剂”，对叙事的完整性、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9］。《典籍里的中国》每期的戏剧都采用回忆的叙事结构，以主角的视角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中展现的强烈情感具有增强受众记忆的作用。例如，《茶经》一期的主角陆羽在晚年時的一段独白富含情感，极具感染力，该片段在短视频平台被广泛传播，很多人虽然没有观看完整的节目，但是也被该角色的情绪触动，有人因此对节目产生兴趣，主动搜索节目进行观看。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能够引发受众情感共鸣的视听记忆装置，以特定的叙事方式结合视听语言，在唤醒受众的情感体验、塑造共同认知方面发挥显著作用［10］。

（三）文化延续：文化记忆的现时阐释

文化记忆书写最终指向“现在”和“未来”，每个时代都需要通过文化记忆凝聚当下的群体共识、增强文化认同并组织对未来的想象。阿莱达·阿斯曼区分了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的概念，存储记忆指过去的还未与现时建立联系的没有生命力的事物。比如，一个文本流传下来，没有人阅读它，但它依旧存在，那么它就属于“存储记忆”。功能记忆最重要的特点是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11］。经久流传的典籍，有人去阅读、去阐释，那么它就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了联系，它就是一种“有人栖居的记忆”。两种记忆并非泾渭分明，阿莱达·阿斯曼做此区分的目的是想说明文化记忆书写一定是功能性地指向现时。

文化记忆不断经历重构，过去总是根据现时的需要被书写，而记忆也需要不断被注入新的活力才能存活。因此，我们想要延续文化记忆就要使文化记忆融入时代，并创造出新的记忆。《典籍里的中国》对典籍进行符合时代的价值阐释，让古老的典籍在当下重新迸发新的现时价值与意义。例如，《天工开物》一期就对宋应星所说的“贵五谷而贱金玉”做出了符合时代的文化阐释。这句话在古代的语境中有“重农抑商”的含义，而这种价值观已不适合现代社会。《天工开物》对此句的阐释则是宋应星有着希望天下百姓衣食富足，同时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并与现代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相映照，赞美具有奉献精神的古今科学家。另外，《天工开物》通过“时空甬道”使现代读书人撒贝宁带领宋应星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看高铁、飞机、火箭、深潜器等高科技，则是表现中华民族一直延续的创新基因与科学精神。这种现时阐释不仅具有增强受众民族自豪感的作用，还会激发受众尤其是学生群体的科学精神，这对社会人才培养、国家民族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数字时代中国文化记忆书写的创新

除了《典籍里的中国》，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还推出《国家宝藏》《跟着唐诗去旅行》等文化节目，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非虚构的叙事元素。非虚构影视在中国文化记忆书写方面发挥独特的价值，回溯关于过去的影像是中国文化记忆书写的重要方式，如今面对数字时代的“文化失忆”症候，我们应回到过去挖掘历史与文化宝藏。

对每个群体来说，从记忆向历史的过渡，使得他们必须通过复兴自己的历史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12］。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有太多的历史和文化值得探寻，文化工作者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记忆，并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影视化创作，平衡好艺术与真实之间的限度，通过非虚构影视创作延续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典籍里的中国》取得成功，除了其对历史故事和经典文本的挖掘，还在于其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呈现形式。当下，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化工作者应适应技术发展趋势，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的回忆空间，连接数字时代趋向节点化的个人，以建构国人的族群身份认同。

文化记忆不仅叙述民族的来源与历程，更指向现时的意义建构，古老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重新解读与阐释。数字时代的信息流动性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我们从何而生，为何而来，而又该去向何方”的疑问成为现代人的精神谜题。因此，我们要从中国文化记忆中汲取精神养分，并回应现时的需求进行再阐释，这是中华民族保持文化活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张欣.文化记忆理论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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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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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发松，李凯强.民族文化记忆与真实事件传播：论新主流电影的非虚构叙事元素［J］.电影文学，202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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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孔朝蓬，肖博文.当代国产悬疑电影的回忆空间建构［J］.当代电影，2022（08）：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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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2］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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