撄动“性解思惟”——初版《域外小说集》的文体意图

彭勇穗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1909 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极奇特,其选材前卫,文体却古奥朴讷,吸引持久关注。历来人们褒选材、贬文体①蔡元培1919 年称“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见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收入蔡元培:《我的人生观》,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 年版,第154 页)。胡适1923 年称,“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4-195 页)。阿英1937 年说《域外小说集》译文“有些‘诘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见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256 页)。“古奥”“失败”“诘屈聱牙”塑造后来评价基调。。人们常将二者分开评论,较少结合深究。较少之中,又有两种代表性论断。一种认为,选材与文体“水火不容”,整部译作是“矛盾共同体”②罗寰宇:《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域外小说集〉前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1 年第3 期。。另一种认为,鲁迅通过将选材和文体这两种极端结合起来,使之形成艰难、剧烈的摩擦,从而与个体内部发生深切关系,达到改造和建设人的意识的目的,是“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性”③张新颖:《以古民“白心”求异邦“新声”——鲁迅早期现代思想意识的内部摩擦》,《中国比较文学》,1999 年第1期。。前一论断未触及译者深意,断语欠贴切,后一论断更发人深思,只是未详论意识“改造和建设”方式。对此,近年有文章回应:文字复古含“陌生化”技巧,旨在“激发读者反思文化帝国主义、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改良方案”④彭勇穗:《〈域外小说集〉:复古作启蒙》,《文学评论》,2020 年第6 期。。只是,该文侧重界说《域外小说集》作为启蒙翻译文学作品之属性,以及阐明文字复古作为陌生化技巧之启蒙认识功用,和鲁迅抵制的“名人”之完整指涉,为此文章选取代表性的《月夜》《戚施》《谩》进行考察,未细论其他13篇。这可能会引起疑问,尤其考虑到此前王宏志提出,《域外小说集》“几乎完全听不到‘叫喊和反抗’的声音,丝毫见不到斗争的痕迹”①王宏志:《“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范若恩、戴从容编:《复旦谈译录》(第1 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321 页,第308 页。。再说,如果《域外小说集》古奥朴讷文体确实蕴含上述意图,该意图主要归功于周氏兄弟哪一位,便须深究。王先生认为,“就现在所有的全部资料,我们都见不到任何确实的证据,肯定《域外小说集》所收录翻译的作品是由鲁迅挑选的。因此,任何有关的说法,都只不过是凭空的臆想。”②王宏志:《“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范若恩、戴从容编:《复旦谈译录》(第1 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321 页,第308 页。崔文东则认为,鲁迅“选定《域外小说集》近半数篇目”,该小说集“主要出自鲁迅的构想”③崔文东:《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 年第6 期。。宋炳辉也认为,鲁迅发挥“总体的主导作用”④宋炳辉:《中东欧文学中译的滥觞——晚清民初的译介历史及其特点》,《中国比较文学》,2016 年第4 期。。王宏志文章聚焦《域外小说集》与周作人《哀弦篇》的思想关系,崔文东文章属外部研究,侧重小说集材源考察,宋炳辉文章只一笔带过提及。三位学者皆未逐一揭示《域外小说集》每篇作品的思想内涵与鲁迅留日后期论文⑤留日后期论文指1907—1908 年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这些论文被周作人统称《新生》之“甲编”(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279 页)。思想有何关系,也未联系文体,而其他细读作品的研究⑥近年成果例如:王家平:《〈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侯桂新:《〈域外小说集〉与周氏兄弟“儿童的发现”》,《东岳论丛》2022 年第1 期。既未论周氏兄弟思想贡献关系,也未联系文体。因此,《域外小说集》16 篇译作的整体思想内涵有何内在结构,古奥朴讷文体是否都反映上述意图,主要又是谁的意图,这些问题仍有必要细究。惟此,我们才能完整、充分把握该小说集奇特文体的初心和使命。

解读译作,尤其解读译者看待译作的视角,常可借助译者序。更何况,《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下称初序)颇“自负”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6 页,第279 页。,序首还刻意彰显文体。故,解读初版《域外小说集》文体背后的译者意图,不妨从初序着手。事实上,该序不少能指值得玩味,所指虽隐匿,却有“痕迹”(trace)可循: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⑧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2 页。“莫”通“暮”。

序首句虽重要,却只是引子,主要引向“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最终目的是“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这几句话,交代形式、内容、宗旨,勾勒作序译者鲁迅主要思路:希冀读者品读古奥朴讷文字,体味其中“心声”“神思”,养成“性解思惟”——养成“天才”般卓特思想——从而破除中国译界之“迟莫”。

“心声”“神思”表面上蕴于读者“籀读”的译作,而译作既然“弗失文情”,是说其乃来自原作。但原作属外语,“心声”“神思”便依靠作序译者鲁迅跨文化阐释而得。作为跨文化阐释者,鲁迅除主张“弗失文情”,此前还在与《域外小说集》(作为“乙编”)相呼应的《新生》“甲编”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6 页,第279 页。系列论文之《摩罗诗力说》中说“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⑩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2 页。“莫”通“暮”。,借此抒发其启蒙文学愿景,又在《文化偏至论》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①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9 页,第144 页,第146 页,第100-101页。。明确其“个性张”的启蒙目标,也明确“外之取今求新”“内之复古苏古”的启蒙路径,那么,此时他初序说“审慎”择取域外文术新宗,还用先秦古字来译,说要养成读者天才般的卓特思想,其实是在践行此前构思的启蒙目标和路径。“弗失文情”也就不仅忠于原文,而是紧扣鲁迅此前的启蒙构思,植入其译者主体性追求——即,作序译者鲁迅阐释原作“文情”,是其“主体身份建构和他者文本的意义互相作用的过程”②周宪:《关于跨文化研究中的理解与解释》,《外国文学研究》,2014 年第5 期。,植入其启蒙国人之目标。反过来说,鲁迅高度主体性的启蒙目标,决定了他的阐释前见,塑造了他对原作“文情”的使用宗旨及相应解读方式。因而,“性解思惟”可谓紧扣鲁迅此前的“个性张”启蒙目标,“心声”“神思”也不只被动反映原作“文情”,而是译者与原作互动的产物,折射鲁迅的阐释前见,反映鲁迅自身追求。所以说,初序“心声”“神思”“性解思惟”都勾连鲁迅留日后期论文思想,是《域外小说集》作为《新生》“乙编”与《新生》“甲编”的思想联结点,暗表《域外小说集》选材意旨和文体用意。

“心声”“神思”本为古代文论用语,但鲁迅根据时代需要和自身跨文化视界,赋予新用法。“心声者,离伪诈者也”③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9 页,第144 页,第146 页,第100-101页。。所谓“离伪诈”,鲁迅推崇评隲之士,称其“洞瞩幽隐”“独具我见”,且“评隲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即便有人嘲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④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9 页,第144 页,第146 页,第100-101页。。可见,“离伪诈”指独立见识和批判精神。“心声”之“离伪诈”,指见识卓特,敢于拒庸祛俗、斥伪抗诈之精神。

“神思”之意可参考“神思之人”修黎(雪莱)精神品格。鲁迅称其“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且“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他还称赞,修黎极同情“前此压制抗拒之陈迹”和“破屋中贫人啼饥号寒之状”,“其神思之澡雪,既至异于常人”⑤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9 页,第144 页,第146 页,第100-101页。。“求索”“猛进”表明,“神思”的确含“强力意志”和“主观战斗精神”⑥乐黛云把“神思”解读为“强力意志、创造性想象力和主观战斗精神等涵义”(见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 年第3 期)。独立意志是前提,创造性想象力是手段,主观战斗精神是目的。郜元宝还指出,“神思”广义指一切非科学或超科学的精神活动,狭义指文艺创作思维(见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27 页)。综合两意见,鲁迅挪用《文心雕龙》传统文论术语“神思”,揉入西方哲学意涵,再面向清末中国语境,注入自身革命主张。就《域外小说集》而言,作为文艺创作思维或想象力的“神思”,是作者主观意志的手段,作者的主观意志是为了突出同情、呼喊反抗,故《域外小说集》之“神思”兼两义,指作者运用艺术创作思维,表达反抗精神。为了分析简明,本文搁置作者“艺术创作思维”之义,单论作者创作中寄寓的同情被压迫者和呼喊其反抗之义。基于这一特殊含义,鲁迅后来才续用“神思”译“神思新宗”,指其“张皇意力,匡纠流俗”[见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第136 页]的精神品格。,而修黎对“未觉”和“贫人”的态度说明,“神思”还含价值立场,即同情蒙昧者和被压迫者,欲激发这类人觉醒和反抗。周作人《哀弦篇》意思相近:“波兰诗人之所言,莫非民心之所蕴,……其所为诗即所以达民情、振民气,用尽其先觉之任。”⑦独应:《哀弦篇》,《河南》,1908 年第9 期。可见,极具“神思”的摩罗诗人之声,乃为底层民众发声、振民众精神⑧有论者一笔带过提到,“‘心声’也是‘民声’”(见李乐乐:《〈域外小说集〉:作为方法的“东西瓯脱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第12 期),此论是把“心声”和“神思”糅合起来。。

综上,初序“心声”“神思”皆指独立意志,只是“心声”侧重批判精神,“神思”侧重站在被压迫者立场上的反抗精神。二者契合鲁迅回忆:“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⑨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3 页。,即为民叫喊、振民反抗。“叫喊和反抗”实质指批判和反抗精神。

至于“性解”,《摩罗诗力说》注“Genius”①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韩之友指出:“《破恶声论》中‘性解’一词的出处。原注[17]指‘这个词来自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但是,查遍《天演论》并无此词,可知原注有误。‘性解’一词究从何出? 查严复早期几部重要译著,无所得;查与《破恶声论》同时期介绍进化论的论文、时论,也无结果。不得已,只好以鲁迅自己的说法作注:‘作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曾用英语Genius 注释此词,即天才。’”(见韩之友:《〈鲁迅全集〉第八卷修订述要(下)》,《上海鲁迅研究》(2008 年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8页。),特指“得撄”或“能撄”之人,即自身或能使人“美伟强力”之人②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如:“怼世俗之浑浊”的灵均(屈原)③鲁迅:《鲁迅全 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渎圣害俗”之裴伦(拜伦)④鲁迅:《鲁迅全 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拒庸愚”之伊孛生(易卜生)⑤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抗伪俗弊习以成诗”之修黎(雪莱)⑥鲁迅:《鲁迅全 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奋战力拒”之来尔猛多夫(莱蒙托夫)⑦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等。可见,“性解”指个性特立独行、敢拒却庸俗、抗拒伪俗、反抗压迫之人,“性解思惟”即“性解”的独立思想和反抗精神,呼应“心声”“神思”。初序呼吁读者籀读作品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批判,希望读者领会作者同情被压迫者、呼唤被压迫者反抗的意图,从中受撄,养成拒庸愚、反伪俗、抗压迫之“性解思惟”。

所以说,初序“心声”“神思”“性解思惟”等暗藏鲁迅留日后期论文思想,暗表《域外小说集》翻译意图。其中,“心声”“神思”只是手段,“性解思惟”是根本目的。进一步明确“性解思惟”完整历史内涵,有助理解鲁迅设计整部小说集的主要思路,进而把握他赋予古奥朴讷文体何种象征用意。

既然“性解”指个性独立、敢拒庸抗伪反压迫之人,不妨结合其“立人”思想考察“性解思惟”历史内涵。鲁迅留日后期“立人”思想虽受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等启发,却非简单照搬西哲主张,也非抽象思考“人”的本质,而是面向清末中国境况,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紧张搏斗的时代”,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只“不过他注视的领域更多的是集中于‘人’的精神”⑧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28 页。。他旨在诊断民族危机根源和国民性弊病⑨许寿裳忆鲁迅经典三问:“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 页)。归国后鲁迅对国民性有进一步思考(见曹振华:《中日国民性话题史上的〈国民性十论〉》,《东岳论丛》,2018 年第10 期)。。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是因国人精神麻颓,麻颓又因社会文化积弊。因而,他借鉴西哲对人的精神之张大,主张救国首在“立人”,“立人”首重觉民,觉民先要评骘。他希望通过批判旧社会文化,“揭示生活在中国道德传统中的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和人性状态”⑩张松:《尼采思想的基本形而上学问题与鲁迅对中国道德传统的批判》,《东岳论丛》,2020 年第11 期。使国人觉察、反抗、摆脱伪俗弊习和思想压迫,改变“过时的中国人生存的根本观念”⑪王得后:《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鲁迅研究月刊》,1998 年第1 期。,使国人思想振作,勇毅有为,使民族摆脱贫弱。

只是,“人”字在鲁迅笔下虽有积极义,如“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⑫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但也有中性义,如“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⑬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或因此,鲁迅觉得单用“人”字不足以表达自身意图,便还用其它表述,包括:“野人”“摩罗”“古民”“性解”“伟人”“壮士”“战士”“神思之人”“勇士”“天才”“大士”“卓尔不群之士”“明哲”“英哲”“独具我见之士”“硕士”“超人”等。其中,“古民”“士”“性解”/“天才”等使用频率特高。“古民”“士”一类代表鲁迅对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想象,说明鲁迅想借鉴古代理想人格来启迪国人;“性解”/“天才”一类代表鲁迅推崇的19 世纪西哲的人格主张,表明鲁迅也想借西哲主张来启发国人。鲁迅认为,两类虽来源有别,但精神本质相同,都指意志独立、精神振作敢为者,故都可拿来为其所用、相互融合,以启迪国人,是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⑭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5 页,第90页,第95 页,第100 页,第106 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139 页。。可见,“性解”是鲁迅受西哲启发对理想之“人”的典型画像。由于《域外小说集》旨在绍介西方作品,他初序便用“性解思惟”描述他眼中西方作者的理想人格想象,用“性解思惟,实寓于此”表达“立人”之愿。因此,历史、全面地理解鲁迅留日后期为救亡提出的“立人”思想,有助于完整把握“性解思惟”历史内涵。

首先,“立人”旨在救亡。面对国家忧患,鲁迅对《波兰衰亡战史》等“亡国史鉴”①宋炳辉:《中东欧文学中译的滥觞——晚清民初的译介历史及其特点》,《中国比较文学》,2016 年第4 期。书籍感触极深,担忧中国亡国亡种,同时,他批评幻灯片中的国人只麻木地做民族苦难的“看客”②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313 页。,故极针对性地提出,“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他相信,“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③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9 页。另外,青年鲁迅“民族”“邦”“国”皆用。《摩罗诗力说》中,“民族”出现3 次(两次德意志民族,一次斯拉夫民族),似指种族血缘;“邦”22 次,指政治实体;“国”110 次,兼具文化和政治意涵。青年鲁迅有时“邦国”连用,也兼具文化和政治意涵,《文化偏至论》就主要探寻“邦国之兴”的历史规律。其实,他的排满并非种族主义情绪,而是从“邦国之兴”角度,反抗(满清)封建统治,即爱国主义。《域外小说集》初序用“邦国”。本文的“民族救亡”指鲁迅的“邦国”情怀。相应的,“国民”指有“邦国”身份之人。他认为,民族救亡首在“立人”,“立人”关键在尊重个体独特个性天赋,发挥其精神力量。反言之,尊重个体个性天赋和发挥个体精神力量,首先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民族救亡,具有爱国主义本质。《哀弦篇》表达尤其明确:“群己之间不存阻阂,性解者即爱国者也”④“性解者即爱国者也”虽出自《哀弦篇》,笔者疑为鲁迅添改,因为全句是:“波兰诗人之所言,莫非民心之所蕴,是故民以诗人为导师,诗人亦视民如一体,群己之间不存阻阂,性解者即爱国者也。其所为诗即所以达民情、振民气,用尽其先觉之任而已。”(见独应:《哀弦篇》,《河南》,1908 年第9 期)。“性解者即爱国者”在上下文中显得突兀,《哀弦篇》全文也仅此处出现“性解”,而鲁迅文章则多次使用。二人当时文章,周作人擅述史,鲁迅擅政论,故笔者疑上述语句为鲁迅添改。兄弟决裂前,鲁迅就常替周作人修改文章,如,周作人回忆,《古诗今译·题记》的“如果……真翻译”句,便由鲁迅“添改”(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425 页)。。所以说,鲁迅“立人”是将个性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把张扬个体精神力量导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性解”含爱国者之意。他呼唤“性解思惟”,是想唤醒国人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

其次,“立人”旨在扫除封建⑤有认为“封建”异于feudalism,本文搁置此论,主要基于鲁迅笔下“封建”含义。尽管留日后期鲁迅未用“封建”一词,而是“帝”“伪俗弊习”“社会”等,但这些词指向的就是后来说的封建礼教、封建统治和封建社会。鲁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文章常用“封建”二字,如“封建势力”“封建思想”“封建社会”。这些词与他转向苏俄文艺理论几同步,且“封建”二字含义与今义同(见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6 卷,第80 页,及第7 卷,第263 页)。思想障碍。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利益,除武力打压,还利用各种学说蒙蔽国人——如,用老子“不撄人心”之术和“无为”之治蒙哄人们,抑制人们需求,又用儒家“持人性情”学说约束人们活力⑥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84 页,第84 页,第85 页,第84 页,第84 页。。縻系日久,国人变麻木卑懦,民族缩朒槁死。针对封建思想压迫,鲁迅以隐喻揭露,“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⑦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84 页,第84 页,第85 页,第84 页,第84 页。。在此,“帝”是封建统治者最高代表,“性解”作为个性独立、敢拒庸抗伪反压迫之人,被“帝”竭力扼杀。长期扼杀下,国人思想愈发萎靡,精神不张,“性解”难存。对此,鲁迅希望用摩罗文学撄动国人,“移人性情”,使之变成“强力敢为”⑧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84 页,第84 页,第85 页,第84 页,第84 页。之人,挣脱封建儒道枷锁,打破封建思想压迫。所以说,鲁迅“立人”思想也含对封建思想的批判。他呼唤“性解思惟”,是想呼唤国人奋起反抗,挣脱封建思想羁縻。

再者,“立人”也旨在破除国人庸懦苟安思想。封建最高统治者维持封建统治,离不开其他人协助或配合。鲁迅揭露,“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⑨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84 页,第84 页,第85 页,第84 页,第84 页。。这种居“天帝”(皇帝)与“舆台”(被压迫者)之间,既能“安生”又能对人“设范以囚”“鞭策羁縻”⑩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3-84 页,第84 页,第85 页,第84 页,第84 页。的“民”,首先指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为求苟安,极力打压妨碍苟安之“性解”。地主阶级文化代言人还著书立说,向其他“民”——即被压迫民众(“舆台”)——灌输苟安思想,使之耽于无为之社会、溺于无邪之性情、营营于治身之实利,使之变得庸愚懦弱。庸懦民众又“夭阏”(使夭亡)“性解”①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观念与社会恶性循环,国家苓落。对此,鲁迅向国人揭示,“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②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他告诫,“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③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他告诫,老子的“安弱守雌”其实“无以争存于天下”④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鲁迅是在呼唤国人摆脱庸懦苟安思想,做进取有为之人。因此,其“立人”思想含对庸懦的批评。但,他对庸众缺乏信心,故主张“置众人而希英哲”⑤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他希望先唤醒“性解”,使之超越庸众,成为先觉者,然后再“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援吾人出于荒寒”⑥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周作人也说,“一国时遇浇季,民气虽漓,亦必有少数明哲排众独起,为国人指导强之改进。”⑦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历来文章之失》,《河南》,1908 年第5 期。二人都寄望英哲先行觉醒,再领导民众去除庸懦。可见,“性解”又指超越庸众、敢于斗争、同情和领导民众的精英;鲁迅呼唤“性解思惟”,是在呼唤这些精英人士率先觉醒,希望他们领导民众摆脱庸懦。

复次,“立人”旨在反驳维新派“国民主义”论调⑧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97 页。。鲁迅批评维新派的“国民主义”名义上启民智,实则“以众虐独”,乃“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⑨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他认为维新派学说既未真正尊重个体的“人”,也难真正释放国人精神力量。他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⑩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并呼吁维新派,“不若伏藏其论议,荡涤秽恶,俾众清明,容性解之竺生,以起人之内曜。如是而后,人生之意义庶几明,而个性亦不至沉沦于浊水。”⑪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可见,“性解”又暗指被维新派“众治”学说排斥或抑制的对象。鲁迅推崇“性解”,意在抵制维新派“众治”说,批判维新派启蒙路径——只把“人”当作国家富强手段。他呼唤“性解思惟”,是在呼吁国人认清维新派学说之庸俗不足,呼吁国人认识到人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要敢于坚持自身独立意志和独特价值。

最后,“立人”超越狭隘种族主义和斗争戾气。鲁迅虽赞同民族民主革命,但也批判兽性爱国,批判“攻小弱以逞欲”,他提醒国人,强兵只为自卫,不能艳羡强暴“残食世之小弱”⑫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他主张:“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眈眈皙种,失其臣奴”⑬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 页,第82 页,第85-86 页,第138 页,第135 页,第115 页,第147 页,第129 页,第148 页,第153 页,第155 页。。鲁迅希望国人养成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反庸懦、反资本主义改良等本质相通,皆同情弱小,追求各人各族的平等自由。即是说,鲁迅“立人”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乃基于仁者之心和平等自由观念,非狭隘“复仇”意识⑭北冈正子“复仇”一词不精当。“复仇”主要是恨,鲁迅的反抗是弱者的自卫和对弱者的同情,有仁者爱人之心。参见[日]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79 页。。

以上表明,无论称“立人”还是“性解思惟,实寓于此”,鲁迅其实是在批判不合理现实和批评国人观念的过程中,构想切合民族时代要求的“人”——国民精神。故,面对鲁迅欲立之“人”/“性解”,须注重其“思想的实践性与民间性”⑮国家玮:《从传统之“士”到现代“知识分子”:也谈鲁迅的“立人”》,《东岳论丛》,2018 年第2 期。,结合其所批判,从“非人”、从“破”的角度把握。他心中理想之“人”以“非人”为对照,“立”以“破”为标杆,论述“立”的同时也在“破”。“立人”内含“人”“立”“破”的认识互动:理想的“人”与其说提供现成模仿对象,毋宁说构成启迪动能,鲁迅借助理想的“人”之构想来打破国人的蒙昧混沌,激活“立”与“破”的张力互动,由此生成鲁迅追求的“人”的历史内涵。在张力互动中,“立”指向理想王国,“破”将理想锚定于现实国度,二者相反相成——鲁迅对理想的国民生活和国民精神的憧憬激发其对现实国民境况和国民性的不满,不满反过来既强化他对理想的憧憬,还促使他强烈主张张扬国人精神力量,破除不合理的国内外现实和观念。此间,“立”细分为二——作为手段的“立”和作为目的的“立”:作为手段的“立”直接指向“破”,最终指向作为目的的“立”。“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能动力量,也是发挥能动力量的根本价值旨归。扼言,“立”中有“破”,且“立人”含双重含义:一指发挥国人能动性,破除当时旧的社会关系和国人观念,塑造新的更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国人观念;二指确立真正的大写的“人”,使国人体验“人”自身的独特价值,使国人成为目的。“立人”是“破”与“立”的统一,蕴含发挥能动性和确立价值性的统一。同理,撄动“性解思惟”也暗含“破”与“立”的统一,暗含能动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而且,鲁迅强调“人”的价值性和能动性相统一时,兼指个体和群体,重视个群互动:个体与族群命运与共,个体须与同族群其他个体协作,须尊重族群中其他个体乃至尊重其他族群,反过来,族群须尊重个体的价值,张扬个体的力量。所以说,鲁迅“立人”思想不仅重视个体的幸福自由,也重视整个族群及其中不同个体的幸福自由,还重视其他族群及其个体的幸福自由。由此言,“立人”(及其包含的立“性解”)除了主张自由还主张平等——二者同样重要、相互约束,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平等是自由的平等。所谓“叫喊和反抗”,指批判和反抗个体和族群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呼唤各个体各族群的自由和平等。

总之,“立人”“性解思惟,实寓于此”“叫喊和反抗”存在内在思想关联。把握这点,有助走进译者鲁迅的精神世界,理解初版《域外小说集》整体设计思路,理解鲁迅使用作品的视角,理解《域外小说集》作为译作的思想内容,进而把握文体意图。

综上,鲁迅“立”中有“破”。他要“破”的是束缚、误导人的诸多新旧恶声——同文字弃祖国之声,儒士和老子温驯之声,平和苟安之声,群学众治之声,兽性爱国之声等。他要“立”的是激发国人追求独立刚健自由平等之雄声。“立人”须破恶声、发雄声。在口为声,落笔为文,故破恶声须破旧文,发雄声须觅新文。

因此,鲁迅检视过往主流文学。他觉得本土作品或“颂祝主人”、或“心应虫鸟”、或“悲慨世事”,皆空洞无物,“可有可无”①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85 页,第154 页,第85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81 页。,难发雄声,所以决定向异邦别求新声,寻找能撄人的新题材。域外作品要撄动国人,其刻画境况须与本族相似,主题关涉“立人”——富含批判和反抗不自由不平等之精神,所以他目光主要投向被压迫民族,如波兰印度等“同病之邦”②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85 页,第154 页,第85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81 页。。他尤其关注被压迫者“叫喊和反抗”之作,旨在引为“同调”③《鲁迅全集(编年版)》(第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2 页。,引起国人共鸣。同时,鲁迅开始重视和评估文体的认识功用。他批评“韵语”乃“无形之囹圄”,批评屈原芳菲之音“为力非强”,批评刘彦和文体论,“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④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85 页,第154 页,第85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81 页。。他认为过往封建文体不能破恶声发雄声,不能撄心立人;留日后期他也批评梁的文学更像“直接的教训”⑤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1-142 页。。他言下之意,文艺“立人”也须另寻能震人耳鼓、撄动人心之文体。

对此,鲁迅受“古学复兴”启发,觉得“古”可“新”用,涤“古”出“新”,故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⑥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85 页,第154 页,第85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81 页。。他主张翕合域外现代思想与本土古代精神,构建新思想,破除腐朽旧思想,促进“立人”。他还怀着对古民“道其能道,爰为诗歌”⑦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85 页,第154 页,第85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81 页。的想象,推崇古民“心声手泽”⑧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85 页,第154 页,第85页,第139 页,第79 页,第81 页。,故寻求域外新作时,又把文体变革目光投向古代,用古民文字作译文载体。

扼言,留日后期鲁迅心中,“立人”之愿、题材革新、文体变革,环环相扣。他先用论文阐述“立人”纲领及其文艺实施路径,后付诸文学翻译。《域外小说集》遂诞生。此中,他精选16 篇域外现代新作,刻意突显作品“心声”“神思”——批判和反抗不自由不平等之精神,并且用古奥朴讷文体呈现,旨在培养“性解思惟”,践行文艺“立人”。易言之,鲁迅对“性解思惟”的想象,对域外“心声”“神思”作品的解读视角,对古奥朴讷文体的象征赋意,三者相呼应,需整体把握,这是理解《域外小说集》之关键。

首先,初序末句饱含爱国主义。不仅“性解”指爱国者,“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①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亦有深意。《摩罗诗力说》说,古文明国之人丧失古民进取精神,致国家“暮气”②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可见,“迟莫”不单指“译界”,而暗指整个国家。针对“暮气”,鲁迅相信文学之用,相信“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③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他希望译作新声有所“教示”,唤醒读者爱国精神,使之勇猛精进;他还希望“教示”由“译界”始,积“微沤”成“大涛”④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破除国家暮气。与此配合,鲁迅选入《灯台守》:波兰老人几经颠沛,觅得灯台守之职,生活归于平静,不料忽收故国诗集,诗歌炽烈的爱国主义撄动老人爱国之情,使其“心事波起不能自制”⑤周树人(译):《域外小说集》(二),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 年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版,第64 页,第107 页,第33 页。,遂去职归国。

先秦古字也配合爱国主义,以唤醒国人爱国情怀。鲁迅视古字为民族文化血脉,批评“同文字”“弃祖国”⑥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的“世界人”论调。周作人忆《域外小说集》也说,当时他们觉得“中国文字即使难懂,但既然生而为中国国民,便有必须学习这难懂的文字的义务”⑦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22 页。。

其次,不少译作表达反封建思想。不仅《月夜》刻画禁欲者神父凡心萌动,暗讽“存天理,灭人欲”的宋理学⑧彭勇穗:《〈域外小说集〉:复古作启蒙》,《文学评论》,2020 年第6 期。,余作寓意亦深。《邂逅》批判陈腐封建道德扼杀爱情、摧残生命。《乐人扬珂》批判艺文之国不容艺文之童,封建庄主还宣扬“艺文之民”,宣称“得于其地索求才技而保持之,斯幸福耳”⑨周树人(译):《域外小说集》(一),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 年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版,第9-10 页。《乐人扬珂》引文在初版中为外语,译文参考再版之中文夹注(见鲁迅、周作人(译),止庵(编):《域外小说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3 页)。,极其虚伪。《天使》题名讽刺冷血封建统治者欺诈遗孤,致其命丧冬夜荒林。《塞外》借作中人之口,批判绥蒙老人之无需无欲乃泯灭人性、如“兽”如“石”“天生为奴鬼”⑩周树人(译):《域外小说集》(一),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 年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5-36 页。,呼应《摩罗诗力说》批判老子无为无欲思想。《月夜》《塞外》两种禁欲论调,既指向法国、俄国,也影射当时中国封建儒道学说,含跨文化双重暗喻。《不辰》揭示女子受封建思想毒害,责其愚昧,呼应《摩罗诗力说》之批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⑪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默》(安特莱夫)告诫国人,沉默即自杀,呼应《摩罗诗力说》之批判“口舌一结,众语俱沦”⑫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一文钱》讲述被压迫者以远遁深林的方式反抗压迫,文末呼吁:“使凡良民能少加智慧,各知自卫,能有为者,则世界人人皆可平安丰富,终其一世,更无须飘忽潜遯,匿迹山林。”⑬周树 人(译):《域外 小说 集》(二),东 京:神田 印刷 所1909 年 版/北京:中 央编 译出 版社,2014 年 版,第64 页,第107 页,第33 页。《摩诃末翁》结局意味悠远:地主摩诃末翁死去,御赐世袭烟斗坠溪,“止少年足下,遂碎,世间更无他人得用此斗者”⑭周树人(译):《域外小说集》(二),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 年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版,第64 页,第107 页,第33 页。,暗喻封建统治者末日不远,而摩翁第七妇转忧为笑,暗喻被压迫民众幸福可期。以上诸作,原作者意在揭露批判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虚伪,呼唤被压迫者觉醒反抗。鲁迅挑选这些作品,也旨在批判本国封建统治,呼唤被压迫者觉醒、反抗。

初序“朴”定性译文语言价值立场,暗藏反封建精神。“朴”虽让人想起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⑮老子:《帛书老子校注》(下),高明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版,第446-447 页。另外,《道德经》三十七章也类似:“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见老子:《帛书老子校注》(下),第596-597 页)。,但老子之“朴”主静、主无为,而鲁迅对此极为反对,正因此,《摩罗诗力说》便用“野”补注“朴”,使“朴”释出新的精神意涵。“野”,首先指“古民之朴野”⑯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暗指古民“武健勇烈”⑰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精神,又指尼采的“野人”之“新力”⑱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0 页,第88 页,第159 页,第147 页,第95 页,第82 页,第85 页,第83 页,第80 页。,“朴野”为神,质朴为形。“野”还暗指“在野”,即被压迫者。因而,“朴野”之词暗指在野“野人”之“朴野”言词,是代被压迫者呐喊。鲁迅1934 年《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①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306 页。,此后来之论侧面反映,鲁迅洞察封建统治阶级常用主流封建文体篡改抹杀民间心声。而《域外小说集》翻译时,译界主流文体“不脱八股文习气”②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82 页,第83 页。,浸透封建科举文化积习,鲁迅用“朴野”之词抵抗译界“八股”文体,就是不想原作反抗之声被主流封建文体驯化抹杀,以便译作能去除译界“迟莫之感”。因此,文体抵抗可谓象征译作对本土封建体制的反抗。

再者,初序“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③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5 页,第136 页,第58 页,第153 页。含反庸懦思想。“士”,“事也”,“能办事”“能治事”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3 页。之人。此句暗吁读者摆脱常俗、振作有为。不仅鲁迅笔译的三篇体现“反平庸”⑤孙郁:《译介之魂》,《中国图书评论》,2006 年第4 期。思想,周作人主译作品亦然。初版《安乐王子》真正用意是批判庸众“惜其无用”⑥周树人(译):《域外小说集》(一),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 年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版,第93 页。之实用主义,衬托王子援国人出荒寒的卓特品格。此篇呼应《摩罗诗力说》之批判“实利”⑦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5 页,第136 页,第58 页,第153 页。,及《文化偏至论》之批判“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⑧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5 页,第136 页,第58 页,第153 页。。《默》(爱伦坡)暗喻庸众沉默可扼杀“性解”。《先驱》讲述牧师家仆婢冀得自由,故欲辟荒林,别立家室,“村人闻之,咸来劝沮”,二人决意,虽最终病累而死,作品却讴歌其先驱精神:“第一先驱者已尽其职……必有第二人继之兴起……又取前人耕地,播而种之……异日必为饶富之田家……渐成村落……芬兰之林,正以如是资斧,辟为田畴。”⑨周树人(译):《域外小说集》(二),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 年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版,第5-6 页。此篇评呼应《摩罗诗力说》《哀弦篇》之期待“先觉”,意在激励国人效法先驱,敢于开拓,勇于追求幸福自由,而非像“村人”一样庸懦苟安。至于《谩》,讲述被骗者反抗欺骗者,初版挪用效果略为牵强——再版对《谩》的介绍才更贴近原作本意。

鲁迅竭力使文字深奥,将读者群限定于精英读者。留日前期,他翻译曾文白相杂,意在“导中国人群以进行”⑩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5 页,第136 页,第58 页,第153 页。,但“幻灯片事件”后,他对庸众失去信心,故将启蒙对象从“人群”转向“卓特之士”。朴野深奥文字旨在锁定在野精英。以“陌生化”概念论,深奥文字是陌生化于此前的文白相杂,是鲁迅自身历时维度的陌生化。

复次,大辩犹讷。《新生》旨在补足同盟会文艺宣传“缺陷”⑪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82 页,第83 页。,配合反驳维新派,那《域外小说集》作为《新生》乙编也有反驳之意。故而,鲁迅题材上用《戚施》嘲讽维新派,文体上强调“讷涩”,以对抗“流畅锐达”之“新民体”⑫彭勇穗:《〈域外小说集〉:复古作启蒙》,《文学评论》,2020 年第6 期。。

最后,《四日》主题是反战,契合鲁迅人道主义思想。这点在文体上似无明显体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批评国人盲信“平和”,但同时也称赞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说中华“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⑬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9 页,第85 页,第136 页,第58 页,第153 页。,他相信中华文化具有人道主义优秀基因。他的先秦古字或许也多少寄寓一些古文化自豪感,他虽力主评骘,但仍以辩证态度对待民族文化。

存在决定意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内容、反作用于存在。这在文学翻译便是,译者基于译入语社会背景,发挥主体性,挑选、阐释原作;译者主体性与原作结合,生成译文思想内容,承载自身意图,译文文体便服务其思想内容,以实现译者本土翻译意图。因而,译文文体不可与社会背景和译者翻译意图割裂开来,只有把握翻译的社会背景和译者的主体性意图,才能解读译文思想意涵,进而理解文体用意。

初版《域外小说集》背景是清末中国之“迟莫”。为了改变此局面,鲁迅通过论文建构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文艺纲领——他希望用文艺唤醒国人批判和反抗不自由不平等境况之主体性精神。“性解思惟”形象地表达他心中理想的主体性精神;撄动“性解思惟”是“立人”的特殊形象表述。“文学不过是他‘撄人心’的工具”①董炳月:《撄心者说,说撄心者》,《读书》2021 年第11 期。《域外小说集》是他用于撄动国人“性解思惟”的启蒙文艺翻译实践。该译精选的16篇作品皆紧扣此旨。其古奥朴讷文字,意在标示陌生化的文体抵抗,既象征原作批判和反抗精神,又通过先秦、朴野、深奥、讷涩等特征来配合表征爱国、反封建、反庸懦、反资本主义改良等寓意,以期使国人养成爱国、反封建、超越庸众又关心弱者、反对资本主义改良之“性解思惟”。

总之,初版《域外小说集》是青年鲁迅施展文艺觉民救国抱负的实践,鲁迅在其中确实发挥主导作用。本文开篇所引论文说古奥朴讷文体旨在批判“文化帝国主义、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改良思想”,意见大体得当,只是还可补充“超越庸众又关心弱者”。至于“周作人的贡献比鲁迅更大”②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鲁迅研究月刊》,1995 年第3 期。“几乎完全听不到‘叫喊和反抗’的声音”③王宏志:《“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范若恩、戴从容编:《复旦谈译录》(第1 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321 页,第301 页。“认定《域外小说集》是鲁迅的翻译杰作”是“虚构的论述”④王宏志:《“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范若恩、戴从容编:《复旦谈译录》(第1 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321 页,第301 页。等断语,恐难称切当。

这并非完全抹煞周作人的贡献。《哀弦篇》显示,周作人了解有关作家,这有助鲁迅挑选作品。《哀弦篇》部分思想也呼应、补充鲁迅留日后期论文。但总体上,此时“周作人的性格是温顺、随和的,尽管偶有反抗,他仍然是服从于长兄,把自己的活动纳入到鲁迅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中”,他“中心意识仍然是鲁迅的。鲁迅的‘立人’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这一时期鲁迅、周作人(以及许寿裳)的文章中”⑤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7-108 页。。此判断亦适用于初版《域外小说集》。只是,虽然鲁迅主导初版,周作人当时翻译实践纳入鲁迅启蒙文艺事业,但这不意味着周作人对作品完全没有自身理解。文学阐释可多元,与读者的精神气质和思想视阈相关,跨文化语境尤然。鲁迅认为作品表达叫喊和反抗,周作人或就认为表达哀伤。由此而言,王宏志文章从《哀弦篇》切入,亦有其(翻译)思想史研究意义和独特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只是,兄弟二人角色于初版主次有别,鲁迅构想呈现于初序,处主导地位。

不过,正如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翻译文学作品中形式与内容之间并无先天本质联系,而是取决于译者赋予形式何种意义,但译者对形式的赋意,又往往和译者与同时代人的思想对话有关,当时代话语氛围转变,译者思想可能也转变,译者对原来形式的赋意便可能会变,其对原来形式与内容之结合体的态度也可能随之改变。所以,《域外小说集》再版序言将形式与内容分论,强调作品“本质”的同时又贬抑其古奥朴讷文体,也就可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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