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共振与互涵互摄：“新时代”“新思想”与“基本方略”的内在逻辑理路

王学荣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催生“新思想”，而“新思想”指导“新时代”、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又需要“宏伟蓝图”“行动纲领”“根本遵循”来具体擘画与书写。“基本方略”彰显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使命担当，它顺应了时代潮流，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等鲜明特征，是我们党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宏伟蓝图与行动纲领，亦是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遵循。“新时代”“新思想”与“基本方略”之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同频共振”与“互涵互摄”的内在逻辑理路。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0。那么，究竟何谓“新时代”？或者说，“新时代”的基本意涵到底是什么？对此，可以从“历史发展向度”“现实向度”“国际向度”这三个基本的向度来加以阐释。其一，就“历史发展的向度”而言，我们所讲的“新时代”乃是使中国“强起来”的时代。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主要使命是使中国“站起来”的话，那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主要使命则是使中国“富起来”；
而习近平时代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使中国“由富变强”。由此，我们说这是一个使社会主义中国“强起来”的崭新时代。毋庸讳言，由“富”到“强”，又是一次崭新的巨大飞跃，“这是凤凰在烈火中的再生，这是大海上又一次辉煌灿烂的日出”[2]。其二，从“现实的向度”进行透析，“新时代”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崭新时代。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仍未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存在甚至十分凸显，而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大课题。“二元经济结构在当代中国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呈现出‘多重二元结构’的复杂特点”，这“在当代中国这种‘多重二元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得尤为明显”[3]。就在党的十九大召开的几个月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表明，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5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49元。其中，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275元。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看，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07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0130元。如果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来计算的话，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人之多，其中496.9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可以看出，“我们现实当中的中国社会并没有达到消除城乡差别的程度，城乡‘二元分立’的情形依然十分明显”[5]。客观而论，城乡差异在中国社会场域中依然较大，但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并以城乡融合为重要旨归。而我们亦知道，学术界评价或考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贫富差距状况往往用“基尼系数”来刻画。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在0.4～0.5之间表明收入差距较大，而在0.5以上则表明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0.4是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而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至党的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即从2012年至2016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依次是0.474、0.473、0.469、0.462和0.465[6]。可见，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依然偏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我国现阶段仍然存在，“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11。藉此之故，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问题是新时代的重要使命。其三，就“国际向度”而言，“新时代”是使当代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1]11的时代。如果我们把“世界”比喻成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绝不能处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而是应当积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当前，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五大维度的面貌(即“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10。实际上，这“两个前所未有”亦可标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识”。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的重要意义精辟地概括为“三个意味着”：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其二，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其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有效化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0。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倘若就“世界历史”的宏阔视域而言(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12。

简而言之，“新时代”与“新思想”之间是一种同频共振、互涵互摄的关系：一方面，“新时代呼唤并催生新思想”；
另一方面，“新思想指导并引领新时代”[7]182。如果说“新时代是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话，那么，新思想则是“新时代顺利前行的思想灯塔和行动指南”[7]18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辐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祖国统一、国防与军队建设、国际战略与外交关系等各个领域，涵摄各个层级、各个维度，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缜密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而且他进一步说明，“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在这里，马克思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与鲜活的“社会现实”之间也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生长的；
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鲜活样态，又对我们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中的现实”[9]229，亦可以说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9]229，它鲜明地映射出“强烈的现实感”[9]229。有学者指出：“‘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有两个重要标志，分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且进一步研究了“新思想”与“基本方略”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思想是方略的指引”，“方略是思想的实践”[10]。应当说，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党的十九大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核心内容)精当地归纳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并且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26。

张云飞教授从“逻辑结构和内容构成”的视角出发，将“基本方略”划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基本方略的前三条为“总论部分”，张云飞教授亦将其称为“政治导向部分”；
基本方略的第四至第九条是“主干部分”，张云飞教授亦将其称为“建设事业部分”；
基本方略的后五条(即第十至第十四条)是“推进条件”，张云飞教授亦将其称为“条件保障部分”[11]。笔者认为，张云飞这一逻辑界分是很有新意的。

基本方略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例如，“体现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彰显坚定政治定力和人民立场”，“秉持命运与共理念和博大胸怀”，“蕴含科学思维方法和政治智慧”[12]。基本方略深刻并且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迈向新时代的宏伟蓝图，也是我们党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行动纲领，这一“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显现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等鲜明特征。贯彻落实基本方略，必须“明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承担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坚持新时代的行动指南”，“展现新时代的真理力量”[13]。

首先，这一基本方略并非局限于某个领域抑或向度，而是涵摄国家—社会有机体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向度的统筹兼顾与综合施策，生动书写了全局性的特点，故而是一项系统性的国家治理工程，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1)“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出自清季民初经史学家陈澹然《寐言》卷二《迁都建藩议》。[14]；
“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谋势重于谋子，谋事为上，谋子为下”(2)这是化用杨官璘《弈林新编》中的“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其次，这一基本方略胸怀“两个大局”，科学分析国内外局势，精当研判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新特点，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机遇，深刻剖析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新发展理念的新特征、新发展格局的新使命，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深度诠释了战略性的特点，正所谓“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施”。第三，这一基本方略以更博大胸怀、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生动擘画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彰显了前瞻性的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5]。总之，“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完美地体现了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前瞻性考量的内在通融与有机耦合。

当然，“一分部署”尚需“九分落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落实”比“部署”更具现实性。藉此之故，“宏伟蓝图与行动纲领”的关键环节是落到实处，这就关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实践要求”以保障实施。具体而言，需要“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创新驱动”，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协调推进”，要“潜心真抓实干，力求久久为功”[12]。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26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精辟地指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16]1，12，黑格尔别出心裁地将“哲学”诠释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6]1，12，黑格尔甚至断言“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6]1，12。故而，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3)20世纪，世界范围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灿若星汉，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仅列举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国内外哲学界一般认为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也正好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条路向——现象学路向和分析哲学路向。之一的马丁·海德格尔在《路标》一书中如此这般地评价，“黑格尔以某种方式来规定历史本身，认为历史在其基本特征上必定是哲学的”[17]。毋庸讳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我们这个新时代”。实际上，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后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推进和赓扬了。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8]马克思同时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9]220实际上，诚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20]笔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亦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其实马克思还这样说过：“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9]220毋庸置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世界”中孕育和生发出来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同新时代的现实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丰硕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作为“第二把小提琴”(4)恩格斯本人曾多次以“第二小提琴手”来定位他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实，这只是恩格斯的一种谦虚的说辞。实际的情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因为恩格斯的这一谦虚用语而低估甚至否认其独特的思想贡献和崇高的历史地位。的恩格斯同样也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1]事实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是新时代思维的理论表达和鲜活样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弗·梅林曾经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富有创见地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伟大天才的头脑虚构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22]毋庸置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符合“历史运动规律”的，内摄着丰富的时代意蕴，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崭新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认识规律、持续探索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不仅是对我党理论认识的继承和深化，也是对我国发展实践的凝练和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7]188

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3]这是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写给威·白拉克的书信中的一句名言(5)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当时题为《关于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旨在表达对即将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性意见。同年5月5日，马克思将这一著作连同附信寄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的威·白拉克，马克思正是在这封附信中提出了这句名言。《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将其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写了一篇序言，同时发表的还有与之直接相关的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写给威·白拉克的这封附信。。在鲜活的发展实践中，“十四个坚持”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层级中贯彻落实、化为行动，并且在鲜活实践中得到成功验证。应当说，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基本方略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动写照和鲜活体现，顺应了中国自身发展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和策略，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依循。毋庸置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我们党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凝聚真理力量，根据新时代新的社会现实和实践要求对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维度、各个方面所作出的政策指导和系统性表达，为我们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方法策略和工作遵循。

一言以蔽之，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思想，亦涵摄从新时代的新实践(即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中提炼出的新经验、新方法。该基本方略顺应了新时代的潮流，深刻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自信与担当。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项工作之中全面贯彻落实的方法和策略，必将引领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奋勇前行[24]。

“基本方略”是我们党迈向新时代的宏伟蓝图，也是我们党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行动纲领，这一“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彰显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四个自信”，它准确刻画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敞显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等鲜明特征。基本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战略观在新时代中国场域的鲜活体现与生动写照，契合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和策略，故而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遵循。“新时代”呼唤“新思想”、催生“新思想”；
而“新思想”指导“新时代”、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又需要“宏伟蓝图”“行动纲领”“根本遵循”来具体擘画与书写。“新时代”“新思想”与“基本方略”之间就其根本而言，彰显了一种“同频共振”与“互涵互摄”的内在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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