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发展研究

周釜宇 康晓宇 张立国 梁凯华

摘要：人工智能正在引领教育构筑前所未有的人类与智能机器协同并存的二元实践主体新生态。在重塑教育深层次变革的进程中，人机协同的双主体领导方式客观要求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结构演变，他们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机器的关系，更需要关注师生与机器的关系，进而引领整个组织教育生态的转变。在当前信息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型的关键节点，探讨当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新发展，实则是对人机协同智能教育新生态下中小学校长所应具备领导力的展望。该研究运用未来学研究方法，遵循通用预见过程框架开展研讨活动，采用质性编码分析所搜集的相关资料，构建了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结构：成长型思维是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发展的基础，智能技术认知力、数据决策力和智能教育伦理判断力是校长领导自己实现个人与智能机器有机协同的基础能力，数字化沟通力和赋权增能是校长领导师生与智能机器和谐共生的核心能力，智能教育前瞻力、敏捷行动力和新型组织建设力是校长领导组织构筑智能教育生态的关键能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
智能机器；
人机协同；
中小学校长；
领导力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国家一般课题“互联网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师资城乡一体化流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课题编号：BCA210089）研究成果

一、问题提出

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将人类带入“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共处的世界。ChatGPT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人工智能自我意识出现的曙光，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使其逐渐超越传统工具的范畴与定位，开始以具有自身存在和固有逻辑的自在本体角色融入教育[1]，这将改变人作为教育活动唯一实践主体的样态，构筑出前所未有的人机协同智能教育新生态，人机共学、人機共教、人机共管、人机共评等将成为教育实践新常态[2]。

中小学校长作为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带头人，其领导力水平直接关乎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融合的推进力度。领导力具有时代性，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农业领导力、工业化领导力逐渐转向信息化领导力、智能时代领导力。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教育信息的表征符号和传递方式，触发了教育领导“在哪儿领导”“如何领导”等方面的变化，由此推动教育领导形态的整体性变革，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则由此产生。当下正处于信息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过渡阶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持续推进“在哪儿领导”以及“如何领导”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发“谁来领导”以及“领导谁”的问题，极大地改变了领导者、被领导者及领导情境的形态与关系，推进教育领导生态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的系统性变革。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因应人机协同智能教育的到来而产生了新内涵，是信息化领导力在顺应智能时代新诉求下持续发展和演变的产物。在此领导情境下，中小学校长领导实践活动从单一主体转变为人机协同的双主体领导，他们不仅需要重新审视人与机器的关系，还需要关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3]。因此，有必要加强当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发展研究，以确保中小学校长为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做好充足的准备，有效推进学校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围绕智能教育，学界研究主要聚焦智能时代教育生态的勾画、师生角色的重构、人机协同教与学的实践模式等，还较少关注中小学校长领导力[4][5]。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辨析人工智能在学校教育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如智能技术赋能全面、开放、安全的学校管理[6]；
（2）诠释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校长领导力内涵结构，如校长智能化领导力是技术力和领导力的融合，分为智能引领洞察力、智能发展推进力、智教深融反思力、智能应用规划力、智能应用组织力、智能应用评估力[7]；
（3）探讨校长如何有效推进特定智能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如通过案例分析，凝练校长推进智能机器人在课堂应用的有效领导行为[8]。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奠定了基础，但依然存在着些许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智能教育治理生态的事实性描述凸显了校长的重要性，而缺乏对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在智能教育生态下进阶样态的阐释；
第二，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随着智能技术引入所引起的领导主体、领导对象、领导情景的变化而变化，并不能将其简单的视为传统领导力与技术力的叠加，且规划力、组织力、评估力多为领导行为的描述，还需进一步探究支撑这些领导行为的能力是什么。在当前信息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型的关键节点，领导的性质和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客观要求中小学校长做好充足的准备，快速更新领导知识和技能，成为能够有效与人和人工智能交互的新型领导者。鉴于学界已有研究的不足，亟需从理论层面前瞻性的澄清当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内涵或结构要素应有哪些新的发展，详尽阐明中小学校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领导力才能实现与智能机器的有机协同领导整个学校教育生态变革。

二、研究设计

研究探讨当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新发展，实则是立足当下，对人机协同智能教育场域中中小学校长所应具备领导力的展望。未来学是对未来进行科学预测的综合性学科，鉴于研究问题的性质，本研究参照未来学领域的未来工作坊（Future Workshops）的科学研究流程[9]，组织开展“当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发展专题研讨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系统性梳理和分析所搜集的相关资料，以理性的视角回望过去、审视现在和预见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结构。具体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

（一）研究对象

为确保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课题组按照理论抽样的方式确立了中小学校长遴选标准：（1）学校推进智能教育时间在3年以上，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学校管理、教学、学习方面的整合应用已具成效；
（2）得到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小学，例如学校荣获“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智慧教育示范校”“人工智能教育示范校”等称号；
（3）在课题、论文、教材、校本课程等智能教育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小学。研究团队依托国家级课题，依据便利性原则向遴选出的489所学校中的134所学校校长发出邀请，获得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地6位小学校长、6位初中校长、1位完中校长及5位高中校长回复。

为确保研讨的充分性，邀请2位高校智能教育专家担任工作坊坊主，全面统筹研讨会流程；
4位研究生负责技术支持、资料收集等服务型事务。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研究团队借助腾讯会议建设线上工作坊，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分为上午、下午共4个场次。

（二）研讨过程

整合认可度较高的未来学预见过程模型，Voros结合个人实践提出了“通用预见过程框架”，该框架为特定项目或工作坊开展预测活动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参考模板。“通用预见过程框架”包括输入、预见、输出、战略四个核心阶段[10]。

输入：本阶段主要是收集和扫描重要的数据与信息[11]。在研讨会之前，4位研究生分别收集了18所中小学推进智能教育的愿景规划、理念、机制与路径等相关资料，以及国内外其它的智能教育典型案例，并将相关资料分享给每一位坊员，使其对研讨主题有初步的认识。研讨会第一场次，由两位坊主分别做“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创新”“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专题报告，激发每位坊员深入思考智能时代学校教育走向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战及问题。

预见：本阶段是战略性思维发展的阶段，三个子过程分别回应三个问题。分析，在综合分析“输入”阶段大量信息的基础上深入思考，以回应问题“似乎会发生什么”。解释，回应“真正在发生什么”，从政治、经济、技术以及文化等多个层面批判性、系统性地探讨发生变化的原因。预期，细致审查前两阶段的信息，理性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以此为依据，研讨会第二场次将坊员均分为两组，由坊主担任主持人，引导他们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深入交流讨论“自学校推进智能教育以来，学校教育领导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智能机器为教育可能带来哪些变化？”“人机协同的教育领导生态下，领导过程中校长与智能机器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分别是什么？”等问题。

输出：本阶段主要是从多种选择中遴选出最大的可能性，进一步思考“我们可能需要做些什么？”，明确未来发展目标。研讨会第三场次邀请每位坊员结合学校发展现状及职业规划，探讨“迈向智能时代，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学校领导者？”，以报告形式详细阐述、分享个人的想法与观点。

战略：本阶段指统筹个人、组织和社会，从宏观到微观深入思考，制定明确的战略规划，回应“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如何做？”的问题，确定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具体路向，使上一阶段输出的目标落地。研讨会的第四场次邀请每位坊员综合考虑他人的观点，进一步思考应如何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本环节要求坊员在纸上或电子设备上书写个人发展规划并分享，最后由两位坊主汇总研讨会成果并进行总结性发言。

（三）数据收集与整理

研讨会录像时长192分钟，整理出24份电子文档。由全程参会的4位研究生转录研讨会录音、校验，形成文本4万8千余字，按照发言人提取内容共形成20份文本文档。研究采用Strauss等人提出的编码程序和方法，使用软件NVivo11对文本进行编码。为确保编码的一致性及概念理解的准确性，研究者从编码策略、编码内容等方面对参与编码的两位研究生进行培训。随机抽取10%的文本内容进行试编码，当编码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2之后，两名人员可以进行独立编码。为进一步提高编码信度，将编码分析结果转发给7位与会的中小学校长，邀请他们进一步核对编码分析结果是否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意见与观点。

1.开放编码

在这一过程中，两位研究生多次审查文本资料，对资料进行分割、分析、比较和标记，从而使文本变成更小的片段，并为每一个片段中的观点赋以概念名称，概念名称尽可能涵盖文本原意。冲突意见部分，由研究生与研究者协商决定。除去重复、交叠的编码概念，最终提取概念约84个，形成基本范畴23个。

2.主轴编码

这一阶段是对开放编码的深入整合和提炼，研究者提炼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构成要素，合并、分类、归纳出9個主范畴，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3.选择性编码

领导力是领导者、追随者和领导情景三者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12]，研究以此为支撑，梳理资料的故事线，围绕上表的主范畴内容进行论述。

4.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两位研究生完成16份文本编码后，继续编码未能发现新的概念或范畴。为进一步检验理论饱和度，从剩余的文档中随机抽取2份进行编码分析，也未发现新的概念。这表明，类属分析得到的中小学校长领导力要素已经饱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智能时代校长领导力的构成。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当前，在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背景下，智能技术正在与教育深度融合，这一进程实际上是对传统教育生态的再次重构。领导力是在其他能力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综合体，在智能教育生态重构过程中，由于智能技术扮演了人的部分角色，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原有要素的平衡随之发生变化，新的领导能力要素将进一步融入，部分关键能力要素将得以强化或弱化。专注于领导力发展的美国权威研究组织——创新领导力中心，将领导力分为三个维度：领导自己的能力——反映一个人是怎样管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领导他人的能力——反映一个人如何在社会系统中与他人共事、吸引和影响他人，领导组织的能力——反映一个人是怎样促进组织目标完成的[13]。由此，当代中小学校长不仅要领导自己以实现个人与智能机器的有机协同，更重要的在于校长与机器的有机协同可以有效领导师生与智能机器和谐共生，最终领导组织构筑人机协同的智能教育生态，三者层次递进，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实现的目标。智能教育视域下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模型如图2所示。

（一）领导自己的能力

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非常有限，与会的中小学校长均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将以三种角色影响领导过程：人工智能将成为战略顾问、虚拟助手以及结构化任务的执行者。而成长型思维是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发展的基础[14]，智能技术认知力、数据决策力以及智能教育伦理判断力等新的领导能力要素将成为中小学校长以高效且有意义的方式与智能机器协同领导的核心能力。

1.成长型思维

思维模式（Mindset）是人们对智力、能力、性格等个人特质可塑性的看法，它为认识人们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底层的心理框架，可分为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两种类型[15]。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一定的天赋、智力、特性，这些是持久且不可改变的。与之对比，成长型思维的人认为智力、能力、性格等是可塑的，他们将成功更多的归因于个人的努力，持续的学习和努力被认为是提高绩效的途径[16]。

人工智能与学校教育融合的征程充满了诸多未知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凸显校长思维模式的重要性。亦如研讨会中提到的：“一个固步自封的校长是不可能带领学校走向成功的”。与固定型思维相比，成长型思维的中小学校长在智能时代的表现更为优异：成长型思维促使校长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智能机器作为新的“成员”，批判性的看待随之而来的变化与挑战；
成长型思维的校长保持谦逊的态度，促使他们内省个人知识或经验储备与智能时代的差距，进而利用和创造有价值的领导力发展机会；
成长型思维会促使校长敢于创新，乐于、勇敢地尝试新策略以提高学校绩效[17]。

2.智能技术认知力

学校教育系统性变革过程的机遇与挑战，智能技术引入的利弊，如何与智能机器高效协同等诸多问题都要求校长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有正确的认知。然而，中小学校长作为数字移民，他们已有的知识、经验、思维习惯可能会成为其推进学校教育变革的阻碍，因此，中小学校长应提高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力、更新原有的经验，才能更高效地与机器协同、更好地为师生提供服务[18]。

一方面，校长如何认识智能技术、如何理解其性质与价值，是否能意识到智能技术之于教学创新、个性化教育服务供给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这将直接影响校长是否推进智能教育以及推进力度。

另一方面，技术与教育相互交融的历史证明，并非所有的智能技术都适用于教育。尽管可以借鉴人工智能专家的建议与指导，但与会的中小学校长表示，遴选与学校特色发展相匹配的智能技术，哪些技术可以分别有效地应用于教、学、研、管、评，智能机器与教师的职责厘定，如何建设智能教育文化以创生其附加价值等诸多问题，均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智能技术认知力。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校长一定要成为程序员、工程师等专业人员，而是说他们需对未来常用的智能技术有基本的认知和了解，才有可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3.数据决策力

数据正在以不可预见的速度爆炸式增长，进一步催生人工智能走向成熟。基于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并产生价值的能力是校长与人工智能有机协同领导的核心能力[19]。

现实情境中，中小学校长所做出的决策多数来自于直觉领域的潜意识，是个体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能力所做出的反应或决定[20]。然而，个人经验及认知能力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或盲区，人工智能是处理复杂信息的高手，可以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的信息提高校长的分析和决策能力。

目前人工智能主要是通过感知外界环境获取大量数据，而后经过算法从数据中自动获得规律并利用规律对未知的数据进行预测。但它所提供的并不是最终答案，而是参考答案：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对特定任务的被动响应，缺乏系统性的考量，它并不能意识到自身运行内容的意义[21]；
另一方面，数据本身并不会导致更好的决策，甚至会产生信息过载的情况。学校并非是以純粹理性的规则运行的组织，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决定其需要在人类的监督下训练，所提供的结果需基于人类价值观进一步解读。校长需要关注的不再是处理和分析海量的可用数据，而是关注哪些数据有价值，利用数据做什么以及怎么利用数据科学决策[22]。

4.智能教育伦理判断力

人工智能的类人属性引发了包括类人的伦理、新的人与人行为准则的调整以及智能教育场等智能教育伦理问题[23]。智能教育伦理意识、识别力、决策力对于从事伦理分析和领导行为决策至关重要[24]。

人工智能决策会给人产生一种客观、公正的错觉，但它依然存在潜在的偏见和歧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来建构模式，而培训数据实际上是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反映，社会中原有的偏见会映射到数据中。譬如，利用现有的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简历来构建人工智能程序进行招聘，那么所筛选出来的推荐者将附有种族和性别偏见，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大多数教师和领导者是白人[25]。这些带有偏见的决策如未得到及时的纠正，将会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形成恶性循环。

除了潜在的偏见，人工智能还存在另一个限制即伦理道德的缺乏。困囿于技术的不足以及伦理的复杂性，目前人工智能并不能感知兴奋、同情、感激、内疚等人类复杂的情感。教育本质上是人为驱动的，学校育人目标需要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充满“人情味”的决策，而这些多数时候并不能简化为数据。因此，中小学校长应提高智能教育伦理判断力，谨防新的教育伦理问题引发新的不平等、背离人工智能促进个性化学习的初衷、危害学生的健康发展。此外，学校校长还需关注数据的安全和隐私，谨防其对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造成额外伤害。

（二）领导他人的能力

领导是社会性的过程，与成员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并使其高效协同是领导者的基本能力[26]。智能教育情境下，领导者要促进人与人、人与“机”的高效协同。中小学校长需提高数字化沟通能力，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促进集体价值观的产生[27]。另外，校长还需赋权智能机器和教师、为教师增能，消弥算法厌恶、提高团队的整体能力，才能更好面对诸多新挑战。

1.数字化沟通力

当教师不知道哪些数据可用及如何使用、不明白決策背后的原因时，会降低教师对校长和人工智能的信任。这意味着中小学校长需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建立高质量的关系，他们不仅要提高真实教育场的沟通能力，还需具备虚拟教育场的数字化沟通力。参考传播学对数字化沟通力的认识[28]，中小学校长的数字化沟通力可理解为合理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平台和智能化的技术，全方位数字化传播以及与师生、家长、企业、上级领导等深入沟通的能力。

数字化沟通能力蕴含两个方面，一是善于倾听，二是善于沟通。智能教育场域下，文字、语音线索在信息交流中的占比大幅提高，个体在给定的时间内接收到的信息将远超所需，这就要求校长不仅能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遴选出有效信息，还能有效识别他人希望实现什么及实现原因。一旦信息被收集起来，沟通就开始了。人工智能通过观察人类行为并对其进行分析，构建行为模式的规则，并以此发展出一套应对多数情况的行为清单，可随时随地的与人类进行互动，有效增强人们交互的获得感。然而，人工智能还未能摆脱“无情感的机器”的命运，尚不能理解隐藏在可观察行为之下的情感。因此，中小学校长应强化数字化思维与数字化沟通意识，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清晰地宣扬智能时代学校的发展方向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同时还能感知、理解他人的情感，关照师生与人工智能共处的动态情绪，以最优的方式和渠道与他人进行持续有意义的沟通，进而吸引和激励师生及利益相关者向同一方向共同努力。

2.赋权增能

人类对智能机器的信任是人机协同的基础，只有教师接受智能机器成为“新同事”，才有可能与智能机器共创价值。然而，多数校长提出：“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更大阻力来自于教师对新兴技术的怀疑态度和教师智能素养的不足”。学界将人们对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产品不信任的倾向称为算法厌恶[29]。产生算法厌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类对人工智能缺少情感信任。虽然人工智能在确定可用的最优决策方面已经表现出优势，但我们很难相信一个非人类会做出对人类利益有正向影响的决策。其二，人类本能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人工智能的侵入使人类产生“领地”控制权受到威胁的感觉，基于本能人类会远离该事物。其三，人类对人工智能缺少认知信任。人工智能通常通过不透明的过程得出结论并呈现结果，缺乏透明度使它变成了人类难以信任的“黑箱”。赋权增能，可以消弥算法厌恶，促进教师与机器的有机协同。有别于传统领导力下的赋权增能，一方面，厘定角色职能，赋权智能机器；
另一方面，赋权增能教师，提升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培育创新土壤。

中小学校长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让人工智能发挥作用：即给智能机器分配任务，只有这样，智能机器才有可能逐步融入教育教学中。面对规则明确、定义清晰、结构良好等“有定法”的教育实践活动时[30]，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记忆力、准确的执行力和快速的信息处理及推理能力占据优势。赋权智能机器目的不是取代教师，而是增强教师的能力，是为了把他们从繁琐、重复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使教师专注于更复杂、创新性的任务。因此，中小学校长需要厘清人类与机器的职责，决定哪些任务、以何种形式委派给智能机器。

适应智能时代的高素养教师是高质量育人的基石[31]。为教师增能、培养教师的智能教育素养可以有效消除教师对人工智能的陌生感、错误预期及偏见，确保教师胜任“AI+教师”的“双师”教学活动。具体而言，中小学校长应建立教师需求表达及反馈机制，系统性评估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结合人工智能对教师的“画像”，在区域一般性的师资培训机会的基础上，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为教师提供“按需供给”的智能教育素养发展机会。此外，实践共同体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社会关系结构。校长鼓励教师组建专业实践共同体，支持他们持续的沟通与交流，并协作反思教育教学实践，进而提升其智能教育素养。

研讨过程中，两位人工智能专家着重指出“教学创新需要有创新的土壤和养分，需要一定的自由权”，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小学校长广泛的认可。中小学校长适当赋权教师以形成共享领导力，增强他们的自尊、自信和对工作执行的控制感，有效提高教师的心理资本、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32]。

（三）领导组织的能力

前瞻力和敏捷行动力一直是领导力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描述时间尺度两端的两种能力，一个着眼未来，一个着眼当下，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敏捷行动力是着眼解决短期突发问题的关键能力，但并非意味着舍弃了战略思考。越复杂、越多变，越能体现前瞻力的重要性，快速做出决策、迅速创新解决方法均需明确且稳定的长期愿景为导向。此外，智能教育愿景地落地还需要与之匹配的智能化、服务型及包容性的新型组织管理团队。

1.智能教育前瞻力

前瞻力是预见行为的内在能力，其本质是一种着眼未来、预测未来和把握未来的能力[33]。智能教育前瞻力是中小学校长规划学校未来智能教育发展的能力，具体包括洞察现状能力及愿景规划能力。

人机协同共筑智能教育生态是一项创新性事业。当从事创新性实践探索活动时，人们的本能反应可能是潜意识的抵制和抗拒，原因在于他们对变革的方向及其可能带来的收益是未知或模糊的。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智能教育愿景，可以有效消除教师及利益相关者的顾虑，并激励成员为之共同奋斗。而制定清晰的智能教育愿景建立在系统性审查学校内外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中小学校长需持续扫描国家、区域人工智能教育的政策环境，准确把握和整合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及利益诉求，研判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倾听来自于上级领导、人工智能专家、教师等不同的声音，设计服务于组织集体利益的创造性、前瞻性的智能教育愿景。愿景只有得到教师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支持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中小学校长需清晰地传递未来的愿景意味着什么、如何实现以及在实现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最为核心的是分享愿景会为各利益主体带来具体的价值与收益，动机和信任将由此激发。

2.敏捷行动力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着人类社会，敏捷性将成为智能时代领导者所应具备的核心特质[34]。敏捷行动力指校长能够快速分析形势、制定并及时实施应对策略的能力。为能够快速应对智能教育变革过程中所无法预见的挑战、威胁或机遇，中小学校长需具有敏捷行动力。与会者表示：“信息技术正在进一步消除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边界，诸如隐私泄露、电信诈骗、网络暴力等诸多问题不断冲击学校安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元宇宙等带来的挑战将更加复杂多变，这就要求学校管理层必须为此好足充分准备，及时更新或变革领导思维、领导行为、领导语言、领导知识、领导关系等[35]，能够正确、迅速应对各种突发问题和威胁，创新制定出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

3.新型组织建设力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构建智能教育生态，还需要运行有效的新型组织体系以维持规划的有效实施。如果缺少组织层面的系统性变革，智能技术极有可能停留在应用层面。组织变革需要突破固有的组织心智，建设智能化、服务型、包容性的新型组织体系。智能时代的组织结构将呈现出智能化、自适应和扁平化等典型特征，数据、算法、算力将成为重要的资源。中小学校长需完善智能教、研、训、管一体化体制机制，致力于建设全新的“人机共治”的智能化组织。

与会者指出：“人力、物力、财力、评价等方面的倾斜以及领导团队的守护可以有效缓解教师面对挑战性任务的焦虑，助力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生成”。由此，中小学校长应推进学校管理型组织转向服务型领导团队，即以校长为核心的领导团队把学生和教师视为服务的对象，成为扫清智能教育障碍的“清道夫”，保护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不受与教学无关变量的影响，使教师聚焦于“AI+教师”的转变，为教学创新保驾护航。

创新的历程必然伴随着持续的尝试。中小学校长作为带头人，要努力建设一个包容性组织，即鼓励教师采用不同方法创新人机协同教学，视“失败”为进步，且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以有效应对“失败”的出现。当信任、包容性文化存在时，中小学校长自然能够以协作精神把所有的行为体（包括智能机器）凝练在一起并使其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

四、结语

当前，教育正在经受新技术革命的洗礼，而这场革命是由人工智能主导的，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智能机器逐步取代人类独有的身体能力和基本认知能力，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教育生态。这一全新生态客观要求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持续演变，如果说信息技术改变领导情景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催生了校长信息化领导力，那么智能技术的引入改变了领导主体，其所带来的系列变化激发信息化领导力向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发展。研究建立未来工作坊，从人机协同智能教育生态建构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新的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发展的能力模型，理性预见了智能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自己、领导他人、领导组织所应具备的关键领导能力，为当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提升提供导向。面临智能时代挑战，应以新的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模型为导向主动求变应变，一方面，关注校长领导力实际发展水平，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势为中小学校长提供按需供给的精准培训；
另一方面，中小学校长需培养成长型思维及持续学习的心态，把个人领导经历与背景、实际发展水平与理想状态的差异整合起来，从培训中学习，在实践中反思，走向外部驱动与自我发展统一的路向，成为领导力“自我发展者”，以有效引领智能时代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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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釜宇：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康晓宇：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远程教育。

张立国：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网络教育。

梁凯华：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智慧教育。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Leadership in Contemporary

Zhou Fuyu1， Kang Xiaoyu2， Zhang Liguo1， Liang Kaihua1

（1.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062， Shaanxi；

2.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1）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leading education to build an unprecedented binary practice ecology of human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co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deep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dual-subject leadership mode of 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requi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 structur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They not only need to re-examin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achines， but also need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machines， and thus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ire organizational education ecology.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intelligent age， explo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f principals leadership is a vision of the leadership required of principals in the new ecology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t education. The study uses future research methods， follows the general foresight process framework to conduct discussions， and uses qualitative coding analysis to collect relevant data， constructing the leadership structur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growth mindset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machines cognitive ability， data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 ethical judgment ability are the basic abilities for principals to achieve organ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Digit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empowerment are the core abilities for principals to lead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harmoniously coexist with intelligent machines. Intelligent education foresight ability， agile action ability， and new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bility are the key abilities for principals to construct intelligent education ecology in the organiz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machine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leadership

責任编辑：李雅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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