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及纾困之道

• 李 静

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重点关注农村地区，重点关爱农村老人群体，重点关照农村养老服务发展。

共同富裕之丰富内涵决定了必须重视农村老人群体。自提出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有学者认为，共同富裕是通过完善的制度安排保障全体人民普享物质与精神双富裕的生活，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
亦有学者认为评判“富裕”可引入人均GNI，重点考察人均可支配收入，并系统考量物质财富、寿命、住房等变量；
还有学者勾勒出在当代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几个关键元素，即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无论如何界定，共同富裕的“三全”特性都无法回避：一是全周期富裕，即涵盖婴幼儿、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富裕；
二是全地域富裕，即囊括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不同地域在内的全空间范围的富裕；
三是全方位富裕，既包含物质层面的衣食无忧，亦涉及精神层面的充实幸福。由上观之，无论何种内涵界定，关注并保障农村老人幸福晚年都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与重点关照。

共同富裕之目标实现决定了必须重视农村养老服务。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意味着多维综合的幸福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但现实却不容客观，我国虽已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但如果用现代化的标准衡量，最大的发展软肋就是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仍属于低收入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9.9%，全国水平的53.9%。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亿，占农村总人口22.3%，这部分劳动能力减弱、营收渠道减少的群体，经济状况必定更为严峻。故而，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多与收入水平低，以及群体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影响大与公共政策话语权小的张力，决定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必须重视农村养老服务、满足养老服务需求，以使其跟上共同富裕之步伐。

（一）需求侧:人数众多+需求多样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达到12138万人、9033万人，占乡村总人口比例分别为23.81%、17.72%，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远高于18.7%、13.5%的全国总体水平。相关学者预测得出，到2035年60岁及以上农村常住人口数将达到1.58亿至1.69亿之间。不仅群体数量庞大，而且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老人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也逐渐彰显。数据显示，农村老人中，患有2种以上慢性病者高达50.6%，43.9%心理感到孤独、经常感到情绪低落，4.3%完全失能，3%严重视力障碍，10%严重听力障碍，9.3%存在尿失禁，22%高龄老人、89%失能老人有生活照料需求。同时，61.3%的农村老人经常有疼痛感，31.6%有严重疼痛，农村老人的视力、听力和牙齿状况均比城镇老人差。诸如此类老人心理上、生理上、生活上的健康需求，均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严峻挑战。

（二）供给侧: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效率低下

不断呈现且增加的养老服务需求亟需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予以满足。然而遗憾的是，农村养老服务多维供给渠道均存在严重缺陷，供需严重脱节。

一是农村空心化与家庭空巢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在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更是一种由农村中青年人口外流带来的经济现象。农村流出人口对农村人口平均年龄增加的贡献从2000-2005年的8.04%上升到2006-2010年的16.91%，典型农村地区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农村家庭空巢化日趋严重，当前在将近一半的农村家庭中，老人没有与中青年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在至少有一位老人的农村家庭中，有12.9%的农村家庭是一位老年人独居，34.3%的农村家庭是多名老人共同居住，这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5.7个百分点、11.9个百分点。农村老人与成年子女无法共同居住，使得传统家庭的照护赡养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二是资源短缺与利用不充分导致机构养老效率低下。在农村老人收入水平、消费意愿、消费能力低下的现实情境下，逐利至上的企业缺少进军农村养老市场的原始动力，敬老院就成为承担农村机构养老重任的主阵地。笔者带领团队于2019年对华东A省972家农村敬老院进行了抽样调研，结果不容乐观。一方面，整体入住率不高，资源短缺与资源闲置并存。全省13市农村敬老院入住率超过50%的仅有四市，全省平均入住率也仅为47%。换言之，在农村养老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敬老院却有超过一半的床位闲置。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人员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身份偏杂、职责偏多等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敬老院从业人员40岁以上的占87%，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占80.6%；
大部分管理者由乡镇工作人员兼任或是退休村干部及其家属亲友，而护理人员多为周边农夫或农妇，专业医护人员稀缺。再加之管理上条块分割、监管上条线分割，严重阻碍敬老院转型升级以有效发挥农村机构养老之功能。

要切实满足农村老人日益多样的养老服务需求，实现包括农村老人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因时因事因地制宜，建立并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一是就地取材，升级改造农村敬老院。受限于目前农村老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加之这一代老人普遍受勤俭节约优良传统影响而付费消费意愿不强，养老服务产业在农村发展举步维艰，企业进入农村养老服务市场的动力不足，苛求企业如同在城镇一般投入巨资兴建养老机构显然不现实。而敬老院是为农村特困人员提供集中供养服务的主要阵地，也是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必须就地取材，充分挖掘并发挥其公共服务功能。一方面，关停撤并地理位置偏远、供养人数较少、服务功能较弱的农村敬老院，将处于村民集中居住区、交通便利或公共资源相对聚集的农村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开展“硬件单元化、环境花园化、服务多样化、管理规范化”改造。另一方面，推进公建民营，改造闲置的敬老院并交予社会资本运营，极大降低其建设运营成本，吸引养老服务企业轻资产入驻，扩大服务对象范围，兜住底线、面向社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以专业化水平为农村老人提供多样化服务。

二是链接资源，实现多元共助。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我国乡村熟人社会特质，推进“老老互助”。目前我国多地都在探索推行互助养老，如以农村幸福院为代表的据点式社区互助养老、“抱团”互助养老、旅居式互助养老等形式。另一方面，要重塑家庭养老服务支持功能，实现从“支持家庭”到“家庭支持”。政府要通过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采取集中培训、送教上门、远程培训等方式，提升与老人同住或邻近居住的家庭成员的照护知识与能力，增强家庭成员对农村老人经济、精神、服务等方面的支持能力。此外，还可在农村大力发展“时间银行”，通过与高校合作，利用大学生“三下乡”及劳动课程、社会实践的机会，推进代际互助。

三是创新机制，推进差异化发展。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农村老人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服务需求亦千差万别，故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也无普遍适用可全国照搬的唯一模式，必须坚持需求导向，针对各地实际，推进差异化发展。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而言，由于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发达的乡镇经济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于个性化、品质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消费意识较为强烈，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故需在推进敬老院公办民营、公建民营以保障特困供养老人服务需求的同时，大力发展民营养老机构，以市场化服务满足农村老人多样化需求。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农村老人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可推进敬老院“一院两制”，既兜底保障特困供养老人，又服务社会老人需求，既坚守民生职责，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照护型床位、开辟失能老人照护单元，拓展居家上门服务、老人能力评估、康复护理、职业培训等功能。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消费能力不强与市场潜力不大，必须政府兜底，建设区域性集中供养机构，满足特困供养老人基本需求；
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氛围营造，大力倡导互助养老与子女尽孝，满足社会老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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