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与外智:谁更能促进我国的自主创新？——基于技术溢出的知识生产函数实证检验

□ 朱金生 徐以玮 韩明丹

（1.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武汉理工大学 创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本国的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投资等引起的内生技术进步。十九大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从外延式要素导向型向内涵式技术导向型转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日益高涨，与过去相比, 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取得较大成绩并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在科技创新投入的结构和效用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高技术核心领域方面的研发创新能力尚未取得质的突破。此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贸易战以及“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事件的兴起，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遏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表现。因此从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我国自身发展现状来看，如何通过吸引和有效利用多种渠道来提高我国核心研发能力与技术进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大的渠道来看不外乎内源和外源，内源依靠我国自身的本土技术创新，外源则主要依靠“引进外资”和“引进外智”等技术溢出途径来实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引进来”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本土的自主研发创新。但由于国内生产、人力、土地成本快速攀升以及环境约束等因素，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将资本撤离中国，并在其他国家开展新的生产布局[1]。同时，部分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对核心技术的控制，限制技术外溢，逼迫其跨国公司调整对华投资战略。面对新形势，一味沿用之前单纯的引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发掘新的国际知识溢出途径则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在国内良好投资机会和招才政策的吸引下，大量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新态势。那么，在当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下，海外智力回流作为国际知识溢出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否比引进外资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引进外资与外智是否可以同时兼得，二者的共同作用又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其对引资和引智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有所差别，那么外资与外智对我国不同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回答这些问题对我国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合理地吸引和利用知识溢出，促进自主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外资与外智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比较

我国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除了依靠国内R&D 投入外，外部的渠道有进出口贸易、FDI、国际人才流动和专利技术等途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和海归智力回流。引进外资和引进外智对自主创新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的表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通过示范模仿机制和竞争机制对所在国产生非自愿性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模仿机制体现在无论是海归人才回流还是外商直接投资，二者都具备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管理理念，在对所在国进行投资和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传播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方式，从而使得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实现技术的进步。竞争机制体现在，本土的人才和市场会随着外资和外智进入受到打击，从而产生对国内原有技术和职位的“挤出效应”，使得在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技术水平下从事生产的本土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此情况下，就会倒逼我国本土企业不断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迫使国内企业和劳动力通过学习和吸收外资外智的技术和知识来提升自身的能力。

海归回流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与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存在诸多不同。第一，从要素禀赋角度来看，海归带来的更多的是人力资本投资，Kapur 和McHale[2]指出海归在国外接受了先进的教育并拥有较高水平的工作技能，作为高层次人才回流提升了本土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结构；
而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则是进行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投资，黄凌云和吴维琼[3]研究表明当本土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外资企业对自身核心技术保护力度就会越大，这种现象不利于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从技术研发投入的角度来看，海归在回流至母国进行创业时能够带来大量的核心研发投入，建立新的研发基地和产品测试中心，是母国自主创新并赶超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重要驱动力。而外商直接投资的研发地大部分集中于母国，只是将制造和销售环节放在东道国。其所拥有的前沿技术由于具有时滞性也很难快速扩散到东道国[4]，且外资企业往往会在行业内设置较高的技术壁垒阻碍本土高技术企业的进入[5]，因此外资研发投入的强度和对产业技术水平的带动作用可能要弱于海归；
第三，从社会网络来看，Jonkers 和Tijssen[6]认为海归基于其自身同母国人员的亲情、友情纽带等，会形成特有的独特而复杂的社交、科技以及商务网络效应，而这种效应会使回流国通过海归的创新创业活动等渠道获得比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技术溢出。因此，综合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假设1：相较于外资，外智对我国自主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外资和外智的共同作用对自主创新的影响

外资和外智二者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外资在产生技术溢出的过程中离不开海归人力资本的作用。Borensztein 等[7]指出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企业间的人员流动是知识技术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海归型人力资本则成为外资企业用人选择的重点。Fosfuri 等[8]研究认为，外资企业会倾向于流向拥有充裕国际化人才的国家，并通过人员国际化流动产生技术溢出。汪泉和俞立平[9]认为回流海归拥有丰富的海外经验和本土优势，对母国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惯例更为熟悉，从而在吸引外资、利用外资、参与跨国公司管理等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引进外智在对我国和投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Kugler 和Rapoport[10]的研究表明由海外学子组成的智力回流能够促进流入国和流出国之间的FDI 和进出口贸易，而FDI 和进出口贸易的过程可以产生知识技术的传播转移，该渠道积累的知识技术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促进FDI 和进出口贸易。Javorcik 等[11]在以美国学习移民为对象研究中，发现这些人员所在的母国能够吸引来自美国的投资，且获取投资的比例伴随留美人员的比例水涨船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外资和外智的共同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的自主创新。

（三）外资与外智及其共同作用对中国自主创新影响的地区差异

外资和外智通过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与不同地区的吸收能力有关，而这种吸收能力又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外开放度的差异表现出地区异质性特征。海归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性，杨河清和陈怡安[12]认为不同区域海归溢出能力效应大小取决于该地区本土人力资本吸收能力的强弱，这种吸收能力对海归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和地区异质性。本土的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又与地区的发展水平分不开，吕文晶等[13]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归学术人才回流分布情况调研发现，大部分海归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选择了更发达的江浙沪一带进行就业，进一步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发展水平。陈怡安[14]通过实证检验了以产权保护、政策开放度等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对海归研发溢出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并存在地区省市之间的异质性差异。外资的技术溢出同样也与地区的吸收能力有关，赖明勇等[15]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开放度影响了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徐磊等[16]认为FDI 溢出对创新产生的带动作用除了受制于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外，也与各地区能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相关。朱正[17]实证分析了地区对外开放度影响了地区技术吸收能力，并与区域FDI 技术外溢效率成正相关。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外开放度等表现出不同层次差异，引资与引智的共同作用对东中西部自主创新的影响呈梯度递减特征。

（一）模型设定

本文在综合知识生产活动中各知识要素投入与创新产出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在Griliches-Jaffe 知识生产函数基础上借鉴刘和东的扩展模型，将技术溢出（spill）进一步细化为由外商直接投资（）与海归人才回流（）所带来的外部技术溢出。考虑到传统静态模型对创新技术溢出的解释能力有限，因此本文通过引入自主创新的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别衡量引资和引智以及二者的共同作用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外资对自主创新的溢出：

外智对自主创新的溢出：

外资与外智综合溢出模型：

引入二者的交叉项探讨外资与外智的交互作用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自主创新产出（INNOit）

对于创新活动的产出，学术上一般采用新产品的销售数量、销售收入或专利申请数等指标加以衡量。但新产品销售数量与收入会受到来自市场环境、企业策略及国家政策扶植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测量误差，且该指标更侧重衡量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并不能很好的代表技术创新或新知识的创造。而专利申请数量中的发明专利数量侧重于技术与研发活动的突破性创新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技术实力，能够更加准确的衡量现阶段我国自主创新水平和能力。因此，本文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各地区不同时间内自主创新水平的高低,并取对数加以检验。

2.解释变量：

（4）研发人员投入（L it）：用 R&D 人员全时当量/R&D 人员数来衡量我国及各地区的研发人员投入量。

3. 控制变量Zit：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GDPit）、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Pit）和地区开放度（OPit）作为控制变量，并分别用人均GDP、Ginarte-Park（G-P）指数、和三资企业总资产占比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1-2019 年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OECD 官方网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等。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取对数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其中外资和外智的均值分别为19.369 和21.259，高于其他变量，说明外资进入和海归回流的溢出效应总体较高，且海归的均值更高一些。研发资本投入的均值要远高于研发人员投入值，说明资本的投入较为成熟，仍需加强对科研人员的投入强度。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引资和引智及其相互作用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分析

为了避免由于滞后项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 方法分别对外资、外智溢出及相互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如表2 所示，四个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nINNOit的滞后项均在10% 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上一期的自主创新对当期的自主创新水平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从整体上看，外资和外智的溢出作用在四个模型中均对自主创新产生了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模型1、2中，外资和外智的单独溢出作用均较为显著，将二者放在同一个方程中后，通过模型3 可以看出海归溢出的系数要高于FDI 系数，说明海归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所发挥的溢出效应要强于FDI 的溢出效果。在模型4 中，加入外资和外智溢出的交互项后，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且要大于外资和外智的系数，因此可以看出，通过引入外资和外智的共同作用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相较于单一的外资和外智来说，其影响更为突出。至此，假设1.2 得到验证。

表2 系统GMM 数据回归结果

（三）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传统的做法，按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以进一步比较考察模型 4 中外资和外智的共同作用对不同地区自主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东部地区海归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0.482）高于外商投资的影响系数（0.299），且东部地区的海归和外资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外智对自主创新的系数（0.265）也同样高于引资对自主创新的系数（0.234）。但西部地区则相反，西部地区的外资溢出水平的系数（0.215）则要高于海归溢出系数（0.187）。同时，东中西部外资和外智的共同作用的影响系数均高于外资和外智单独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系数，从东中西部对自主创新的系数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外资与外智及其共同作用对地区自主创新效应呈现依次递减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效应最高，西部地区效应较低。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知识产权水平还是地区开放度等控制变量在东部地区均具有较高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外资和外智及其相互作用对自主创新的外溢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呈梯度递减特征。假设3 得到验证。

表3 引智和引资的共同作用对地区差异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三种方式对外资与外智的交互作用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1）使用差分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
（2）用专利申请总量代替发明专利量作为自主创新产出的替代变量；
（3）通过剔除样本中的异常值，将研发和人员投入指标过低的样本排除，进一步精确化数据。结果如下表4 所示，主要解释变量外资、外智及其交互作用的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且依然显著。因此，通过变换检验方法、替换变量和剔除异常极值并未使研究结果产生实质性改变，这表明本文的回归的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一）结论

本文以引进外资与引进外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差异比较为主要研究目标，探讨了二者及其共同作用对我国及区域自主创新所产生的不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资和外智都对我国自主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以海归为代表的外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突出；
在引入外资和外智的交互项之后，研究发现二者的共同作用比各自单独作用更为明显；
外资和外智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自主创新的技术溢出贡献度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出一定的梯度递减特征。

（二）建议

1. 我国应制定相关政策继续加大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使外智更好的发挥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带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各地区在大力招揽海归回国创业的同时，应加强海归创业与地方民营企业的对接合作，通过举办专业活动与论坛，促进海归企业和本土民营企业之间的协作互补，促进本土企业对海归回流溢出效应的消化吸收、利用和创新。对于东中西不同地区而言，应根据区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进行海归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充分利用。

2. 合理引进外资，带动内资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要注重对外资质量的提升，有针对性的引进高水平、高质量外资，以使国内企业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到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在引进外资企业之后应警惕其对我国市场所形成的市场垄断，避免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产生不正当的挤压和竞争，造成本土企业无法有效吸收FDI 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从区域来说，东部地区拥有相对较高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应着重加强对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的吸引，同时通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联动，形成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城市群，增强其区域的整体吸引力。而中西部地区应根据区域分工和要素禀赋优势，重点引进能带动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转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促进区域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3. 注重引资和引智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在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的同时积极引进高素质、具有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海归人才；
同样，在引进海外回流人才的同时也应注重完善配套的资金和基础设施，促进外资与外智的协同发展及其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外溢和我国自主创新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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