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杨雨彤 苏宁
关键词：健康焦虑；
信息焦虑；
错失焦虑；
大学生
DOI：10.3969/j.issn.1008 -0821.2023.07.007
[中图分类号] R395.1；
C2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 （2023）07-0064-1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互联网已广泛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中，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在线医疗的用户规模占总体网民的28.5%，仅2022年上半年就增长了196万在线医疗用户，已成为增长最快的用户群体之一，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越来越普遍。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公众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强，健康信息需求显著增加。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和分享健康信息，来满足他们的健康信息需求。然而，与对自身健康高度关注相伴的是公众健康焦虑感明显增强，2021年《国民运动健康洞察报告》指出，公众对自身健康状况愈发焦虑，焦虑感正向不同年龄阶段蔓延，成年人中年纪越轻，健康焦虑感越强，其中健康条件最为良好的00后和90后已成为健康焦虑感最强的群体。健康焦虑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交往和身体健康，还会增加患者的就诊负担和医生的工作压力，造成社会医疗资源浪费。
在以往针对情绪障碍的研究中发现，大约40%～50%的高焦虑患者会至少同时对两种以上的特定刺激表现出焦虑和担忧。这种焦虑情绪之间的关联机制可能在特殊的健康焦虑中同样存在。与健康焦虑密切相关的两种焦虑是信息焦虑与错失焦虑。一方面，用户面对海量的健康信息无法辨别、吸收、利用，对自身健康产生误解、不安、害怕、担忧等负面情绪，形成信息焦虑；
另一方面，移动社交媒体的大量普及，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使用户担心自己了解的健康信息不全面，害怕落后于他人和时代潮流，产生没有掌握即时信息所导致的错失焦虑。这两种焦虑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是近些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图书情报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在信息焦虑、健康焦虑和错失焦虑3个独立领域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尚未有研究对三者关系做深入探讨，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机制尚不明确。移动互联环境下，大学生是最活跃的用户群体之一，同时也是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高发的用户群体，大学生健康焦虑水平比例也存在偏高状况。因此，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健康焦虑、信息焦虑、错失焦虑三者间的关联机制，以期进一步探明解决大学生健康焦虑问题的方法，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1文献综述
1.1健康焦虑
健康焦虑（Health Anxiety）是指因错误解释自己的身体感觉，而极端或过度地害怕自己患病的心理状态。Owens K M B等将其定义为身体状况良好、无需接受治疗的个体由于对身体症状的错误解读而产生的对疾病的恐惧状态。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指出，严重的健康焦虑是指基于感知到的健康威胁和对身体症状的误解而产生的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担忧，即使个体经过正规的医疗检查并确认健康状况良好后，仍持续恐惧自己可能患有某种严重疾病。其作为一种临床症状，表现为从“轻微关注躯体感觉”到“产生持续强烈的与健康相关的恐惧和先占观念”的连续型症状谱。由于对健康的担忧以及对自己可能患有的某种健康问题的过度恐慌和不安，健康焦虑较高的人会夸大和过度解释个人身体感受，出现频繁问诊、反复就医、医患关系恶化的情况。随着用户医疗环境和获取健康信息方式的发展变化，健康焦虑群体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行为特点，学界将数字时代下这类独特的健康焦虑状况称为“网络健康焦虑”（Online Health Anxiety）或“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指用户由于频繁在线搜索健康信息引发的健康焦虑。
依据健康焦虑的认知行为理论模型，负面的健康信息激活了用户不合理的健康信念，促使人们过度关注自身的躯体感受，并将某些身体信号曲解为疾病，引发了对自身健康的焦虑与恐慌。人们为了缓解焦虑情绪而再次投入到搜集相关健康信息中，期望能够获取健康安全保证。以上对于健康焦虑的研究都集中于主动搜寻情境的讨论，缺少对于跨情境的其他焦虑体验迁移泛化导致健康焦虑加剧的讨论。
1.2信息焦虑
信息焦虑（Information Anxiety）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1989年Richard Saul Wurman发表的同名著作中，他将信息焦虑形象地比喻为“数据与知识间的黑洞”。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信息数量指数增长，获取信息的能力无法跟上信息增长的速度；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信息素养的不足，无法搜寻到和识别、理解有效信息，从而产生不安、自卑、焦躁等不良情绪。信息焦虑不仅是心理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同时也是图书情报学领域关注的热点。文献[12]从内外因两方面将信息焦虑定义为在信息获取和利用过程中由于信息质量、检索质量、客观环境等外因和信息素养、人格特点、对信息的态度等内因而引发的一系列诸如紧张、焦急、忧虑、担心、恐惧、不安等心理反应的复杂情绪状态。笔者总结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公职人员、教师和医生等职业是信息焦虑的高发群体。信息焦虑的发生发展因素主要包括：在信息搜寻阶段的信息饥渴、信息中断、信息超载以及用户自身的信息素养等因素；
在信息处理阶段的信息不确定性、信息期望过高、信息消化不良等因素。同时，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质量、手机依赖、网络成瘾也是产生信息焦虑的重要原因。此外，信息焦虑高的群体通常还会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社交焦虑与孤独感。因此，综合前人研究发现，信息焦虑高的个体在社交媒体情境下或搜索情境下都会对特定信息感到焦虑和不安。
现有研究表明，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可以对健康焦虑产生正向预测作用。信息行为中出现的信息来源差异、信息超载、信息模糊、信息沖突、信息窄化和信息误导与健康焦虑的产生密切相关。余贝迪等研究认为，用户在健康信息搜寻中产生的消极认知是导致健康焦虑加剧的重要因素。王文涛等指出，不确定性容忍度较高和消极的认知偏向等因素更易触发用户的健康焦虑。对于老年人健康焦虑的研究发现，对现代智能媒体的数字技术焦虑可能会影响用户获取与利用健康信息，加剧健康焦虑。可见在移动互联环境下，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具有大量重合的影响因素。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模型，用户在处理健康信息的时候，个体受到个性、信息处理能力、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等内因，健康信息质量、信息检索系统、信息利用环境等外因的刺激，会感知到潜在信息风险，产生消极的健康风险认知态度，很容易陷入信息焦虑负面情绪中，继而引发对自身健康的紧张和担忧，从而产生健康焦虑。本文据此提出假设：
H1：信息焦虑对健康焦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错失焦虑
错失焦虑（Fear of Missing Out，FOMO）概念在2010年左右开始见诸于媒体。随着查看社交网站方式的拓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用户很容易意识到可能会错过一些有潜在价值和意义的体验，与之相伴的即是一种焦虑唤起（Anxiety-pro-vokng）的构念。由于译法不同，错失焦虑也称错失恐惧。Wortham J认为错失焦虑是指害怕错过社交、新体验、投资或其他对自己有益的积极活动。错失焦虑引入心理学领域后，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Przybylski A K等将错失焦虑界定为一种由于担心自己错过他人可能拥有的有益经历而产生一种持续性的焦虑不安状态，渴望与他人在社交网络上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赵宇翔等从技术依赖和环境催化角度将移动互联环境下的错失焦虑定义为当人们无法借助移动智能终端满足自身与虚拟网络世界的即时连接时，而产生不适、不安、烦躁或恐慌等焦虑情绪。Chai H Y等则认为错失焦虑是一种与社交内容相关的弥散性焦虑情绪，个体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积极性事件；
外在表现为不断查看信息、持续参加社交活动，内在认知表现为对他人所做之事的强烈期待和好奇。错失焦虑作为一种与焦虑相关的负性情绪体验，会对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笔者梳理近些年的研究发現，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网络使用和社交媒体依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多被用作中介变量探究其中介作用，柳慧萍等指出，错失焦虑在社交媒体依赖倾向对睡眠障碍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当下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大学生日常生活，不管是居家网课或是返校后常态化封闭式管理，孤独感增强的现象逐渐显露，文献发现，错失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存在于孤独感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在自尊一社交焦虑一错失焦虑一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链式中介模型中，社交焦虑可以正向预测错失焦虑，随着错失焦虑的增强，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风险升高。Elhai J D等认为，错失焦虑是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最为相关的变量之一，其作为一种外向性路径可区分个体有无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问题，高错失焦虑者可能会过度使用智能手机来满足保持联系的需要。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发现信息焦虑与问题性网络使用、社交媒体依赖也存在正向的关联。可见，错失焦虑与信息焦虑都是诱发相同不良网络信息行为的主要因素，两者可能有内在的联系。
在当前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逐渐由个体现象转变为普遍的社会症候群而广泛存在。社交媒体的自媒体属性加剧了用户的信息强迫心理与行为，造成用户的错失焦虑。袁静等认为在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由于个体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出现社交媒体强迫使用的行为，进而造成错失焦虑。马家伟等提出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组成了信息生态，受信息生态因子的刺激，错失焦虑情绪会不断被唤醒，这些生态因子也正是引起信息焦虑的关键因素。由此推断，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信息焦虑可能对错失焦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错失焦虑导致用户的信息搜索频率和时长增加，网上搜索健康信息的频率与健康焦虑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患有健康焦虑的用户会在搜寻健康信息上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长时间对自身健康信息的搜索又会导致健康焦虑的恶化。错失焦虑会正向预测健康焦虑。本文据此提出假设：
H2：错失焦虑在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2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2.1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问卷由怀特利指数量表（Whiteley In-dex，WI）、信息焦虑量表和错失焦虑量表（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FOMOs）3部分组成。怀特利指数量表是全球范围内首个用来测量健康焦虑程度的量表，苏雪等对怀特利指数量表进行了汉化并考察了信度和效度，研究结果显示，中文版量表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具有适用性。本研究直接采用这一汉化后的怀特利指数量表，量表共8个项目，对“是否担心身体存在问题”“是否担心会感到浑身疼痛”“是否会持续性担忧”等问题进行提问，采用5点计分法计分，从1～5，数字越大代表强度越高，量表总分越高表示健康焦虑程度越严重。信息焦虑量表采用文献中的信息焦虑量表，共21个项目，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维度，内在维度包括信息素养和个人认知，外在维度包括信息质量、信息利用环境和检索系统质量。根据本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微调。采用5点计分法，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取得分数越高代表信息焦虑程度越严重。本研究采用Przybylski A K等编制的错失焦虑量表来测量个体是否存在错失焦虑，包括“担心别人有更多有益的经历”“认为自己花了太多时间来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认为把自己的经历详细分享到网上很重要”等题，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错失焦虑水平越严重。
2.2数据收集
笔者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问卷数据收集。考虑到问卷发放的便捷性，通过问卷星平台于2021年6月在上海、天津、内蒙古三地的5所大学开展数据收集工作，发放问卷292份，筛除待业、健康焦虑水平低和未能完成问卷等特殊情况的无效问卷24份，回收有效问卷268份，有效回收率为91.78%。其中性别方面，男性67人（占比25%），女性201人（占比75%），年龄为18～25岁（Mage=20.68，SD=1.62）；
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下79人（占比29.5%），研究生189人（占比70. 5%）；
月消费水平以2000元和5 000元为界，分为低、中、高月消费水平，分别占49. 6%、42.5%和7.8%。研究参与者均为自愿参与问卷调查研究。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得到三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33、0.957和0.916，整体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60，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为检验问卷对各变量测量的准确程度，进行了效度检验，得到三量表的KMO统计量分别为0.919、0.956和0.892，总体KMO=0.948，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p<0.05，结果显著，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且适合因子分析。
3研究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防止因相同的问卷评分参与者、数据来源、试题语境及自身特征和测量所处地域环境等因素所造成的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造成结果的不稳定性，应对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Harmman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5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能解释38. 76%的变异，未超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使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初步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通过统计各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方差以及偏度如表1所示，信息焦虑、健康焦虑和错失焦虑的均值均大于平均值2.5，说明被调查者在这3个方面的焦虑感普遍偏高。偏度均在-0.5～0.5之间，数据正态分布。此数据统计说明被测对象的信息焦虑、健康焦虑和错失焦虑的现象普遍存在。
进一步对3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由于3组维度的题量不同，故采用平均值的方式。分析结果显示双尾系数双尾检验均小于0.05，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皮尔逊相关性结果3种焦虑之间互为正，可以得出信息焦虑、健康焦虑与错失焦虑三者之间相互呈正相关。
为更深一步探究信息焦虑、健康焦虑和错失焦虑之间的关系，以学历、性别、年龄和月消费水平为控制变量，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为预测变量，健康焦虑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得出性别、年龄、月消费水平对健康焦虑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学历存在显著差异（p<0.05）。多元线性回归得到R2的值为36.6%，表明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是影响健康焦虑的关键因素，可以解释因变量健康焦虑36.6%的变化。显著性p<0.05，卢值分别是0.216和0.449为正，说明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健康焦虑，证明了假设H1成立。
3.3错失焦虑在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检验，采用温忠麟等于2014年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信息焦虑能够显著预测健康焦虑。当错失焦虑纳入到回归方程后，两者也能够显著预测健康焦虑，证明错失焦虑在健康焦虑与信息焦虑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为检验中介效应系数是否显著，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如表5所示。本研究采用自举检验（Boot-strapping）对中介效应系数进行检验，抽样5000次，若中介效应系数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表明，错失焦虑在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之间起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95%置信区间下限为0.13，上限为0.30，没有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总效果量为50%。鉴于表5结果，可以认为错失焦虑在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成立，验证了假设H2成立。验证后信息焦虑、健康焦虑和错失焦虑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4讨论
4.1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健康焦虑的影响
从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来看，性别、年龄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对健康焦虑的影响不显著，而学历对健康焦虑存在正向影响，这与罗爱静等驯的研究结果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焦虑程度越严重。一般来说，用户学历越高，健康素养普遍越好，他们相信自己有寻找健康问题答案的能力，当身体出现异常时会主动、自主地在线搜寻更多有关症状的信息，过度的健康信息搜索使他们了解到大量新的医疗知识，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升级，出现健康焦虑感增强。
4.2信息焦虑对健康焦虑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焦虑对健康焦虑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验证了信息焦虑受自我与环境失衡影响，诱发网络健康焦虑的理论假设，进一步说明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背后存在相似的心理过程，两者均为在信息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情绪，存在跨情境的焦虑感受泛化。对于搜索过程的焦虑体验也会使用户在对健康信息认知加工前就带有消极情绪，模糊了用户对信息搜索过程的焦虑和对信息内容的焦虑。
本研究以信息素养、个人认知、信息质量、信息利用环境和检索系统质量等维度体现用户在信息搜寻过程中的一般认知功能、情绪感受和外在环境影响。由于社交媒体的便捷性和智能性使用户不管是主动搜寻或是被动浏览，都要处理海量的信息资源。用户在重复、冗杂、无关和虚假的海量信息中分辨出正确、有用的健康信息变得更加困难。对信息花费更多认知资源反复搜寻甚至查询升级（QuerEscalation）的过程中产生了信息焦虑。根据认知行为模型，当持续搜索健康问题而无法得到结果和解决办法时，用户会对威胁自身健康的信息产生不适应的行为反应，出现倦怠、烦躁和焦虑等一系列负面情绪。因此，当大学生通过网络搜寻健康信息时，由于自身信息素养、人格外倾性、信息过载等原因造成信息焦虑体验，这种消极情绪又促使用户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搜集关于自身健康的信息，并在搜集过程中表现出对健康信息的偏好以及对不符合自身信念的信息回避行为，增加了用户进行自我诊断的倾向，形成对自身情况的错误认识。不仅如此，用户搜寻浏览到大量关于他人的和自身相关的健康信息，会模糊目标主体，将对信息搜索过程的焦虑体验、对他人病情的恐惧与对自身的健康担忧混淆，引发针对自己的健康焦虑。此外，信息焦虑产生的消极情绪会降低用户在搜索过程中的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容量，干扰用户对信息的检索、浏览、选择、评价及利用，高估自身健康风险，造成用户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认知功能受损，加剧健康焦虑程度。因此，可以通过用户的信息焦虑水平直接正向预测健康焦虑。
4.3信息焦虑、健康焦虑与错失焦虑的关联机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假设H2成立，即错失焦虑在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从用户信息行为的主观认知角度分析，信息焦虑用户存在信息加工方面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对健康相关的信息存在认知偏向，用户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信息焦虑导致了认知功能和灵活性受损。认知功能受损表现在信息搜寻阶段，用户对搜索到的与自身身体症状相关的健康信息做出过度夸大和灾难化的解释。认知灵活性受损体现在信息处理阶段，用户在选择信息来源时过于呆板，更倾向于使用单一途径，通过互联网对健康信息重复性搜索，试图通过网络寻求解决自身健康问题的内容。但较高的信息期望难以通过此种方式得到满足，用户总认为自己错过了关键信息，从而产生错失焦虑，因此，信息焦虑催生出对健康信息的错失焦虑。随之错失焦虑又加剧了健康焦虑。一方面，错失焦虑促使用户强迫自己掌握与他人对等的最新医疗信息，当“他有我无”的情况出现时，用户会因为潜在的竞争和社会比较加剧错失焦虑感，从而采取一系列激进的信息行为来缓解这种焦虑，表现为高频率搜索、咨询和刷新动态，而健康信息搜寻时长、频次的增加与对自身健康的焦虑和恐惧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在不停地搜索和浏览健康信息过程中，用户接触到大量未知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存在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真假难辨、内容冲突等问题，用户难以有效鉴别并做出准确的决策和行动，造成对健康知识和疾病状态认知的混乱。这些表现会加剧用户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焦虑情绪，从而引发健康焦虑或导致更严重的健康焦虑。因此，本研究认为信息焦虑通过错失焦虑引发或加强了健康焦虑。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客观角度分析，本研究发现信息焦虑、健康焦虑与错失焦虑作为3种亚型的焦虑障碍存在正向关联。这种关联关系可能是由于3种焦虑障碍都与焦虑的认知神经生物学信息处理模型有关，焦虑群体在加工信息时，引起了大脑内相近的杏仁核、海马和脑岛的皮层下网络高度敏感。由于用户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负性信息导致焦虑情绪积累，过度激活杏仁核引发了焦虑障碍，而消极经验和情绪事件的强度、效价以及个体的焦虑状态水平等因素加剧了杏仁核对各类威胁信息的敏感性，因此，在搜索和判断健康信息时，用户会对威胁信息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同时，生理反应也会导致自我控制功能受损。自我控制是指人们有意识地掌控自己行为方向的能力，自我控制可以达到控制情绪、避免冲动、克服懒惰、抵制诱惑、制定并完成计划的目的。自我控制能力受损越严重的个体，调节焦虑情绪能力越差，导致焦虑情绪持续且高强度唤醒形成焦虑障碍，因此，自我控制受损也会诱发上述3种焦虑。具体而言，针对自我控制能力与健康焦虑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视力障碍人群中，自我控制能力受损与健康焦虑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在获得性失明的情况下，自我控制与情绪高度相关，可以调节健康焦虑水平。对自我控制能力与信息焦虑而言，信息焦虑较高的用户比水平较低的用户更容易出现自我控制受损的情况。相较于自我控制稳定的人，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人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更弱，搜索与浏览时采取的调整策略更少，信息焦虑问题发生的几率越高。错失焦虑也与自我控制相关，其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受到障碍，错失焦虑高的人群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更有可能经历复杂的情绪，调节能力降低，在搜索健康信息时健康信息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进而产生错失焦虑。因此，自我控制功能受损可能是健康焦虑、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之间正向相关的原因。
5对策及建议
基于移动互联环境下信息焦虑、健康焦虑和错失焦虑存在关联现象，信息焦虑对健康焦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错失焦虑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结果，可从改善大学生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人手来缓解其健康焦虑。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5.1有效提升信息素养，改善信息质量和系统环境
本文证实了信息焦虑可以正向预测健康焦虑。针对大学生用户群体可以通过缓解其信息焦虑来降低其健康焦虑水平，可从提升用户健康信息素养角度出发，通过结构化阅读训练，开设用户培训课程、社区信息援助来提升大学生及时发现、准确理解并有效利用健康信息的能力。避免用戶无根据地自我诊断，提升对权威、科学诊疗结果的信任；
面对互联网反馈的信息要有意识地避免过度夸大和灾难化解释，遇到与自身健康问题相似症状和经历的信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外部环境角度出发，应重点关注健康信息检索系统和健康信息质量的优化，从而降低用户的信息焦虑水平，提高健康焦虑的触发阈值。一方面，应进一步改进健康信息组织方式，加强对网络健康信息质量的监管和控制，制定相关法律约束，设置信息发布实名制和责任制，严格审核信息来源和内容，提升用户获取健康信息的质量，以帮助用户消除因不信任感所产生的信息焦虑；
另一方面，改进检索算法，提高健康信息系统或平台的功能易用性和隐私保护机制，减少浮动弹窗广告、错误信息、重复信息对搜索结果关键部分的干扰，提高信息使用效率。利用AI智能搜索引擎新模式，引导信息用户进入智能诊断系统，从症状最接近的疾病，紧迫程度从轻到重序列呈现，提供专业可靠的健康指引。通过以上措施缓解信息焦虑程度从而有效预防和干预用户可能产生的健康焦虑问题。
5.2合理使用社交网络，有效缓解错失焦虑
根据本文中介模型的验证结果，应通过有效缓解大学生的错失焦虑来缓解其健康焦虑。首先，加强高校和社会支持，鼓励大学生发展稳定的线下社交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比较；
其次，在外部干预的基础上，大学生应正视自己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依赖，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错失焦虑问题，理解不是一定要掌握所有的信息这一社会现实，通过降低非必要的网络使用强度、改善强迫性网络使用、减少搜寻网络信息的时间来改变大学生日常“吃瓜”“抢沙发”的不良信息行为。针对目前健康信息发布平台过多，各平台间的信息参差不齐导致用户交替浏览各大平台，生怕错过有价值的健康信息，耗费大量时间的现象，应建立平台间合作机制，提高信息内容统一性和准确性，不让“永久在线”的不良习惯对用户的情绪和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继而有效地降低健康焦虑。
此外，针对健康焦虑严重的大学生群体，要引导他们主动调节焦虑情绪，积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和注意训练对其进行干预，提升自身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结合互联网+医疗的技术优势，开发I-CBT治疗方案，满足不同程度健康焦虑患者的便利需求和隐私需要。
6结论
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信息焦虑、健康焦虑和错失焦虑之间的关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学历对健康焦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健康焦虑；
错失焦虑在信息焦虑与健康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可以通过降低信息焦虑程度和错失焦虑缓解健康焦虑，具体可从提升信息素养、改善信息质量、优化系统环境和合理使用社交网络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干预和疏导，助力解决健康中国战略下公众的健康焦虑问题。
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对健康焦虑的影响，未来将进一步细化探究健康焦虑对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的循环促进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仅通过问卷调查所得到结果，针对3种焦虑的关联机制，未来还需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的实验研究方法予以证明：研究对象以大学生为主，作为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所局限，未来研究将关注老年人、孕妇、低学历水平等群体，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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