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成都 610066）
世界大流行的疫灾，与气候极端变化和地球生境破碎直接关联；
气候极端变化和地球生境破碎，又与人类行为正相关。
人类要走出世界大流行的疫灾陷阱，需要重新认识环境，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可为之提供认知指南。
探讨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需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构成性入手。
生产力思想虽古已有之，①比如《尚书》“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就表述了一种环境生产力思想。但思想表述则到18 世纪时由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提出来：“和庞大的军队会把田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1］在魁奈看来，生产力虽然由土地、人口、财富三者构成，但他更强调人口，突出生产力的人力性质。
魁奈生产力思想既是一种要素生产力思想，也是一种人口生产力思想。
仅前者论，人口才是最根本的，它既是开发土地的主体，也是创造积累财富的主体；
就后者言，人口既生产财富，更生产劳动力。
魁奈的人口生产力思想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劳动生产力”理论铺平了道路，因为人口生产人口比人口生产财富更根本。
但人口生产财富要通过劳动才可实现，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7。亚当·斯密以此为其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引导人民为自己创造充足的收入；
二是为国家提供充足的物质财富，以保证政府的公务能够正常展开。
合言之，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裕民”［2］3。
亚当·斯密的劳动生产力理论在发展了“人口生产力”思想的同时，也缩小了“人口生产力”内涵，即只有当人口成为劳动力并获得社会分工时，才成为生产力。
亚当·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思想被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进一步发挥：“通过不断增加生产力的便利，我们不只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并且会增加未来的生产力。”［3］劳动不仅创造和增加国家财富，也增强生产力本身，包括通过所创造的财富来武装劳动力，提升劳动者的自身劳动能力。
魁奈提出“生产力”概念，特别强调“人口”的生产力功能；
亚当·斯密将人口学意义的“人口”转换成经济学意义的“劳动力”，提出劳动生产力，突出社会分工对劳动生产力的作用。
李嘉图却探讨社会分工推动下劳动生产力如何通过增加财富的方式来增强财富生产力和提升社会的未来生产力。
李嘉图并未很好解决的这个问题留给了李斯特，他认为应从两方面努力：一是通过增加财富能力来提升劳动能力，尤其提升劳动者个人的精神能力，由此使文化、科学、教育、制度等进入生产力视野；
二是通过增加财富能力来提升文化、科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生产力功能。
李斯特提出“国家生产力”概念并构建起国家生产力理论，揭示“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
在李斯特看来，物质和精神是生产力结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在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精神生产力是根本的生产力，因为它是生产财富生产力的生产力，或曰生产财富的能力。
李斯特指出，“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它不仅确保拥有财富、使财富增值，而且还能弥补那些失去了的财富的损失。”［4］
李斯特在融会贯通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起以能力、财富、交换价值为认知框架的国家生产力理论，对形成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产生巨大影响：首先，马克思发展了李斯特关于国家生产力来源于个人身心力量”，将个人置于社会生产力结构的中心位置［5］26。
强调个人的存在价值，突出人在生产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605。
其次，马克思从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来源于“个人的身心力量”出发，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联，既对生产力与人及其社会关系予以哲学概括，又对生产力对社会与个人的双重作用予以经济学阐发。
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构成，其经典解释将其概括为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要素，但其实际内涵远比这丰富。
马克思整合个体主体论、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资源所形成的社会学视野的生产力理论，是以“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生成资本的原始要素”为核心概念，因为劳动资料，以及现代经济学所特别强调的各种“资源”“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制度影响力”等因素，都是劳动力与土地有效结合而生成出来的新要素。
马克思论生产力，不轻言“劳动者”，而强调“劳动力”，是因为只有具有实际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才构成实在的生产力要素，成为生产力的动力，才可真正产生劳动。
不仅如此，作为劳动力的劳动生产力存在着先天与后天的分别，这种区别除了个人的天赋能力和后天形成的劳动技能之外，还有劳动实际受制于劳动者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的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6］。
马克思区分劳动力的“先天能力”与“后天获得”能力，意在表达两个基本思想：第一，劳动力的先天能力是天赋人的能力，是人本身的自然：“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95第二，劳动力的“后天获得”性，是劳动力本身的生成性，从社会角度看，其生成性源于作为劳动力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始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自然角度观，其生成性源于人的先天能力，即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本身的自然力，即是自生育（或“自生产”）的能力。
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且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它与“土地”这一“原始要素”共享其存在本质：“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8］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和土地，作为构成资本（或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它们所共享的“拓展的能力”，其实就是生产的能力。
作为劳动力的个人，其存在就是生，就是生产，不仅生产财富、财富能力和各种精神能力，同时也生产人口、劳动者和劳动能力。
同样，作为自然的象征的土地，亦或作为自然的具体形态的土地，其存在也是生，是生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则以审美方式再现了土地的生产功能。
不仅野草，地球上的其他树木、植物，都通过土地而生育而生长；
就是地球上的动物，甚至包括微生物，也是在土地上生育、繁衍、生长。
总之，马克思紧紧抓住“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资本（或财富）生成的“原始要素，以其为核心概念来建构生产力理论，不仅强调生产力的构成特征，更揭示构成生产力的“原始要素”的生产本质的同构性。
从不同方面突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如下重要特征：
其一，劳动力和土地作为构成生产力的原始要素，要获得必须的组织功能，只有通过谋求生存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谋求生存的劳动才构成人和自然的过程，人与自然的过程即是人以自己的生存愿意为动力并按自己的活动方式改变、调整或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201-202。
并且也只有通过“劳动”才可把其他生产要素带动起来和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实际的生产力［9］59。
其二，生产力既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也是一种自然物质力量，是社会物质力量和自然物质力量通过人的有组织的劳动的整合呈现。
从构成要素讲，生产力体现个体主体性；
但从功能发挥讲，生产力是完全地不依赖个人并可与个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那种“东西”，这是因为“各个人是分散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5］73。
其三，既强调人在生产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又突出以劳动力和土地为原始要素的生产力，必须纳入“一切社会关系”中形成一种“总和”性力量，才可发挥出创造财富、增长财富生产力和提升未来生产力的功能。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本身蕴含双重生产关系本质：首先，通过劳动而实现财富生产，既受制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更新社会关系；
其次，通过生育而实现人口生产和劳动力生产，既受制现实的自然关系同时渐进性地更新着自然关系。
“这样，生命的事关重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他自己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在这里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5］806
其四，生产力的双重生产关系本质，构成马克思双重结构的生产力理论的内在支撑。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双重结构即是其生产力要素结构和生成生产力功能的关系结构。
仅后者言，其构成生产力功能发挥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之间，原本就是一种生成性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5］334
综上，马克思以劳动力和土地为核心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理论，由社会生产力和环境生产力两个扇面构成。
其中，蕴含于劳动者“先天能力”和土地生育能力之中的环境生产力思想，既“构成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思想，也构成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思想基础”［10］103。
“劳动力”和“土地”是构成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两个“原始要素”，马克思通过这两个“原始要素”来阐述“劳动力”和“土地”的自然生产（或“自然生育”）思想，构成其环境生产力的核心思想。
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需要从“土地”“自然”和“环境”切入，厘清如下三对关系。
其一是土地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论生产力，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视角。
从政治经济学审视，是从“资本”切入来探讨生产力的原始构成，突出“劳动力”和“土地”概念；
从社会学审视，是从“生产关系”入手，对“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1］532予以考察。
从自然关系入手考察生产力，马克思更多地用“自然”概念。
当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土地”概念时，或者说将“土地”与“劳动力”并用为资本和财富构成的两个“原始要素”时，它指人之外的自然界，“土地”与“自然”概念等同；
但在探讨具体对象或指涉具体内容时，“土地”只是其“自然”的具体构成内容。
其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以来，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最终汇聚为德国古典哲学，并通过康德哲学建立起自然与人两分的二元认知模式。
马克思从这一思想传统中走出来，重新阐述人与自然的共生的关联存在：首先体现在自然界是人得以存在的无机机制，是人保存自己继续存活下去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7］95，即人只能向自然要存在，人必须向自然要生存；
并且“人（和动物一样），依赖于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范围也就越广阔”［12］49。
其次体现在自然的历史不仅是自然向自己生成的，也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所以，自然的历史是人化自然的创生过程，人的历史的自然人化的创造，这一互为指涉相向发力的创造过程最终敞开为人类的发展历史［13］85。
人向自然生成和自然向人生成的相向敞开，就是人向自然诉求其同一，亦是自然对人验证其同一性［14］35。
其三是自然与环境的关系。
“自然”概念古今不同，这是源于“自然”概念自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存在于存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与其相关的全部属性所集合性构成的整体性存在，二是指存在于存在世界中未受到人类干预而以本己的方式自为存在的存在［15］。
从人的看待出发，“‘自然’可以指‘事物的总体’，指必须列入宇宙清单的所有东西。
它还可能涉及到可以用来解释事物性质的规律和结构原理”［16］。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自然即是存在世界，它包括地球和宇宙，以及由地及天和由天而地的周期性变换运行的气候运动；
而“环境”，不过是人赖以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
“环境”与“自然”的区别是：人所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当没有被人意识地对象化时，它就是它自身，即自然；
当它被人所意识并将其对象化为感知、认知的对象时，就成为人的存在环境。
所以，自然和环境原本是一个“东西”，其区别是自然是否被人意识地对象化。
人将自在自为的自然予以对象化认知，是基于自然世界对人的存在构成了某种威胁，或者说人意识地发现自己的存在危机或生存困境直接地来自自然，这时候的自然就进入人所关注的世界，并成为人的存在“环境”。
具体地看，“自然”既是对存在世界的整体描述的概念，也是对存在世界的整全概括的概念。“环境”概念却指涉存在的层分性，形成宇观环境、客观环境、中观环境或微观环境之分。
比如，连接地球和宇宙共生运行的周期性变换运动的气候，构成人存在的宇观环境；
地球生态相对人而言，则是宏观环境。
相对宏观环境而言的地域环境，则属于中观环境；
而人居生活的具体环境，则是微观环境。
以此观之，只有宇观意义的环境，才与“自然”概念构成等义。
在这一等义层面，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支撑人类得以存在和谋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环境生产力”。
人们所讨论的“环境”，有广狭义区分。
广义的环境，是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总和，以此对照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可大致对应其“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狭义的环境，是指自然环境，简称为“环境”。
本文所讨论的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就是与他的“社会生产力”概念相呼应的“自然生产力”。
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概念表述两个层面的语义：一是在狭窄的意义上，其自然或作为存在整体的或作为具体存在物所蕴含的自然力，比如瀑布、河流敞开自身存在所呈现出来的自然力量；
二是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生产力，既包括自然本身所敞开的自然力，也包括为人的存在所利用的自然资源以及人类谋求生产的自身自然条件和必须具备的自然条件等内容［17］。
马克思对自然生产力做如此内涵的定义，可溯源古希腊哲学以生生为本质规定的“自然”概念，才成为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的真正起点。
Nature（即“自然”）的希腊文形式φúσις，它用作名词，来自动词Φνw，本义“生生不息”。
所以从动词Φvw 化来的φúσις，意指生生不息的一切，包括整个宇宙及万事万物。
“生生不息”既构成nature 本义，也为nature 获得现代性运用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Nature 是指蕴含于一切自然事物之中的“原则”或“本原”，因为在古希腊文献的更早记载中，“φúσις 总是带有被我们认为是英语单词‘自然’的原始含义。
它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这是在早期希腊作者们心目中的唯一含义，并且是作为贯穿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18］。
其次，Nature 又指“自然事物的集合”或曰“宇宙中一切自然事物的总和”，这是对Nature 本义的现代引申，其思想源头仍然在古希腊哲人的共识中：古希腊哲人用“本性”“本质”“本原”三个概念来描述Nature：本性描述Nature 的自身定位；
本质揭示Nature 的内在规定；
本原定义Nature 的原发构成。
并且，作为本性的Nature，受本质的Nature 规定；
作为本质的Nature，受本原的Nature 制约。
所以，本原构成Nature 的本体。
关于“本原”（arche）一词，汪子嵩在《希腊哲学史》中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指开始、发端、起源；
然后派生出政治上的权力、统治和政府官员［19］。
从发生学讲，本原，既是自然（世界）的根源，也是万物的根源：“万物由它构成，开始由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本体oνσιa 常存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属性）。”［20］在旧译中，arche 被译为“始基”，这一概念揭示“本原”三个必备条件：一是必须最先存在；
二是绝对不可再分，不能被恃，但一定是既自恃，又恃它；
三是必须具有生殖能力，并且只有当其具备生殖能力时，它才生成万物，因为生化它物是本原作为本原的基本使命，也是其基本原则。
因此，“本原”获得三层语义规定：第一，它是事物的基质（Urstoff——德文），具有不可分离性和自恃性；
第二，它是事物的原则（principle），是生化事物的依据；
第三，它构成事物的边界，既是“自然”的内在规定，也是“自然”的外在规定，这一双重规定相对“自然”而言，就是权力。
所以，本原既是起源，更是权力：作为起源，本原的灵魂是生，它赋予自然以内在生机，展开为自生和生它之生生，形成生生不息的运动和变化，并且其生生不息的运动和变化，总是从自身出发又回归自身。
在这一深厚哲学传统滋养下，马克思对“自然”的思考所形成的“自然生产力”思想，不是“世界”意义的自然，而是本性、本质、本原以及原则、权力意义的自然。
它强调存在世界本身之生的动力，生生能力、必须自生的原则和生它的权力，才使“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而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13］728。
也由于“自然”内在地拥有这种生的动力、生生能力、自生的原则和生它的权力，才使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构成其生产力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理论，充分释放了古希腊作为构成世界、宇宙万物的本性、本质、本原和原则、权力的自然思想，在提出“自然生产力”观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的自然观。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然观，内涵异常丰富，从环境生产力角度择其要者有四：
其一，在存在论意义上，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理论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
在发生学意义上，作为形态学的自然，也就是存在世界本身先在于生命，同时也必然地先在于人。
所以，从人的存在观之，作为形态学的自然实际地构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只能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但在本体论意义上，作为本性、本质、本原和原则、权力的“自然”，亦构成人这一自然的本性、本质、本原。因为，如果没有自然世界，没有存在于人的世界之外的感性世界，人作为劳动者即或是展开劳动，但也是什么都不能创造。
因为自然世界才是人这个“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12］49。
其二，自然生产力就是自然世界、宇宙万物自我生育和生育他者的能力，它要获得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价值、功能，必须以人的存在、需要和因其存在和需要而产生为根本前提，因为人类历史生成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完整生命的人的存在；
并且，人类历史生成所必须具备的基础，也是生命存在的人必须具有完整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4］23。
这种关系呈现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7］122
其三，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构建、亦或融通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并使之发挥共生功能的必须方式，只能是劳动：因为整体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前者如气候运动，后者如土地或河流、山泉或瀑布等，在没有人对它的劳动的作用下，是没有任何的价值［21］729。
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建立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的真正联系，并使自己以生的方式成为自然的有机的机体、使充满生生不息的创造的自然世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既需要以劳动为中介，也需要以劳动为启搏器，更需要以劳动来构架人通向自然和自然实现人的桥梁，因为，劳动才凝聚人通向自然和自然帮助人的实现的过程，劳动是人以自为的意愿为动力并以自塑存在的独特方式来带动自然、改变自然物并控制自然力及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201-202。
其四，劳动使人成为劳动者的根本标志是劳动能力。
但劳动能力却客观地存在着“先天赋予和后天生成的双重性”，作为劳动生产力的劳动能力之于个体，其“后天获得性”是重要的，但先天赋予的能力才是根本的，它不仅决定了“后天获得”的劳动能力的强弱，而且最终决定人的劳动能力必须符合自然生产力，必须接受作为本体的自然之内在本性、本质、本体和原则、权力的规训，即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在借助劳动而与自然发生关联、发挥生产力功能的过程中，必须符合自然之生机、遵循自生的原则和生它的权力而释放其生生能力。
综上，在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理论中，其核心思想是自然与人的共生思想。
这一共生思想的源泉依然是自然之内在本性、本质、本原，具体地讲就是其生育的机制、生生的能力和自生的原则及其必须生它的权力。
唯有遵循这一共生原理和准则，人在劳动中才能实现“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即只有在劳动进程中遵循人的自生生原则和必须生养环境、自然、世界的法则，才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的统一和同一，因为只有当与人向自然实现其本质的统一和同一，才是自然对人的真正复活，才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4］301。
也只有在这样的劳动进程中，“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7］120。
马克思从“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原始要素”出发，发现人的天赋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共生的环境生产力思想，为当代人类如何化解整体性的存在危机，重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环境条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认知指南。
梳理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其蕴含可普遍指涉性的认知功能和解释张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为我们重新认知人与自然打开了新视野。
人从自然中走出来，不断使自然人化的努力却蕴含一种本能性冲动，那就是抹去人的动物出身和摆脱自然的束缚而实现存在自由，即人在自然存在中的自由。
但是，原本存在于自然世界之中并凭借自然本身才可的存在的人，要追求对自然的存在自由，在可以实现的同时又带动了自然对人的自由的紧缩。
为何会如此？ 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告知我们：人存在于其中的自然世界，是自在敞开生生不息的生育张力的世界。
自然世界的生育张力，不仅体现在自然是生产力，更体现在人也是自然生产力，人的劳动能力的基石是“先天能力”，这种先天能力就是人的自然力，包括人的自然生命力、人的自然体力和人的自然心智力，正是因为天赋人的自然力，因为自然并不因为人而存在，更不为依赖于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人却因为自然而存在，并且人必须凭借自然而存在，这就是自然始终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2］。
人的存在，必须以自然存在为前提；
人的生产，必须以自然生产为依据；
人的发展，必须以自然生育繁衍为基础。
人与自然，是共生。
共生存在，构成人重新认知自然的最终依据，也是人重新看待环境的根本准则。
其次，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为我们重新认知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共同建构起机械论世界观，它不仅将人与自然分离，而且将自然定义为僵死的、没有生命的存在物，它对人只有使用价值。
所以“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洛克）［23］21成为工业社会的金科玉律，误导人类必须“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善良的，使人为恶的只是匮乏和贫困。
既然聚财是人类本性，那么只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就能永保平安。
人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自然中‘仍有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可让匮乏者用之不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23］21。
正是这种观念鼓动起人类向自然要幸福的无限努力，最终造成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化、环境灾害日常生活化和疫病世界化流行。
面对这种存在状况，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警示我们：自然世界就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尊重自然的生命性，尊重自然的自存在方式和自存在规律，明确人与自然共生存在的融合机制和互不损害的存在边界，更是身处生境整体性破碎的自然状况中的当代人类欲谋求其存在解救，必须重新调整人与环境的存在关系，并放弃唯物质主义的存在论和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观，探索恢复环境生境并重建人与环境共生的正确路径。
最后，人类为更为安全地存在和更好地生活而必须发展生产力。
但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告诉我们：构成人类生产力的第一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必须要接受其“先天能力”——即人的自然力——的制约；
构成人类生产力的第二个原始要素即象征自然的“土地”，必须要接受其生育能力——即自然生产力——的限度，这一限度构成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边界，一旦人为地突破其边界，土地就会丧失正常生育的机能，自然生产的能力就会枯萎，最终将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停止或倒退。
所以，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环境生产力的生产功能——即自生和生它功能的正常运行为前提，这是人类存在能够正常展开并健康地运行和发展“人与自然共生”生产力的最终保证。
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既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认知基础，也构成社会生产力合规律地发展的动力。
理解马克思关于环境生产力思想来提升我们的认知基础，并使之成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动力，需要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的生存论精髓。
第一，马克思论环境生产力的思想正面揭示了人必须与自然共生存在事实，即环境生产力既是生产整个自然世界的生产力，也是生产人的自身世界和人的存在世界的生产力。
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可以引导我们真正摆脱那种片面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能力观和生产力模式，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诸因素纳入生产力的范畴，探索和建构“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1］162的“人与环境共生存在”的生产方式，并重构“人与环境共生存在”的生产能力，真正懂得并有能力按照自然世界中的“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11］163。
马克思“按照美的规范来构建”人的自身世界和人的存在世界，就是按照自然的生机、生生的能力和自生的原则以及必须生它的权力来塑造人，来构造世界，来建设生活，因为美的本质是自由，自由的本质是生，是生生。
第二，马克思论环境生产力的思想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存在”的事实，而且还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存在的基本方式，即人的意愿性存在所作出的固有努力是带动自然是在生产中实现共生的，这就是“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9］662基本方式。
从宏观方面讲，人与自然同时起作用，就是人的自身生产与自然的生产相互发力，实现共生，但这种以相互发力方式实现共生存在的前提，却必须是人在自然中且自然也随人的带动而在人的存在之中［14］325。
人与自然就是以如此的互动生产的方式实现共生，这种共生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生成：人与自然互为生产，必以人与自然内在生成为基础。
不仅如此，人与自然共生也呈现为有机与无机的共生：因为人的组织化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始终与其相对待的自然条件直接关联。
人的组织化的社会劳动所直接面对、直接上手的具体自然条件，实际地呈现为人自身这个自然本身与人伫立其中的环境性自然的合生性存在状态。
“人的组织化的劳动所直接面对能够上手的自然条件，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
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煤炭等。”［9］560埋藏于地下的金属、煤炭等无再生机能的物质，甚至包括随处可见的石子、石块、石山，当它与人的存在发展关联，当人的劳动将其纳入生产或生活的范围，也就赋予它生产的能力，从而共运其生产过程必然产生共生效应，包括其共生存在效应和共生需求效应的实现。
第三，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还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创造功能、创造效应，即人与自然互为生产的过程，也是人与环境的互为创造的历史性敞开、承传与革新：它表述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
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172-173。
第四，马克思关于环境生产力的思想还揭示了人与自然互为生产的过程，也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不断地实现其内在统一的生成建构过程，这既是因为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其他方式的存在，都不可能抛开人这一自然的身体：人基于生存而展开的劳动，无论是独立个体化的劳动，还是组织化的社会劳动，所凭借的原始的和永不抛弃的本原性生产力，即是人的生命化和意欲化的自然的身体这一自然的自然生产力，它是一切生产力原初形式，也是一切其他生产力的原发机制和原动力方式。
这是不仅因为人在发生学意义是自然的人，是自然存在者，而且在生存论和发展论的意义，人也一方面是文化的存在者的同时也是自然的存在者。
而且，人作为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自然存在者，天赋其生生的生命力量和创造存在的自然力量，这些能动的和创造性的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与此同时，人作为肉体化生命和作为感性的和对象性的自然存在者，也是天赋有动植物般的受动性，这种受动性形成人作为自然的存在者也是受制约和受限制的社会存在者，由此形成“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2］105。
首先，马克思通过劳动将“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生产财富和创造资本的“原始要素”以及其他要素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探讨所建构起来的生产力理论，必然使其基本构成的环境生产力思想与异化劳动相联系。
从这个角度审视，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来重新认知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形成，应该是多种社会的甚至包括历史因素整合激励的体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其存在环境。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例，揭示资本化的农业生产的任何形式的进步，都既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更是掠夺自然力的“技巧的进步”，比如以土地为资本的农业，采取任何方法来提高其“土地肥力”的进步，都是以在最终意义上破坏其“土地肥力持久源泉”［24］579的进步形式。
这种以破坏土壤肥力的方式推动农业进步，同时造就了异化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人自身的劳动应该是人的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大而言之应该是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但这种统一却是以土地为基础，所以“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21］579-580。
从根本讲，资本化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虽然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对技术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但也同时成为破坏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财富的本原性源泉，这就是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人和人必依此而得以存在的土地［24］880。所以，正视环境生产力，是获得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反思异化劳动；
解放环境生产力，也是真正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本方式。
其次，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既可能形成必然的不可逆逻辑，也可能形成或然关联，其根本前提是如何定义经济发展与环境生产的关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法则来定义环境生产，还是以环境生产的法则来定义经济发展，马克思关于环境生产力思想为当代人类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提供了必须选择的客观依据，这即是“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恢复工作才是永恒的”［25］。
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告诫我们：要使经济可持续生存地发展，必须“尊重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一“必须尊重的伟大规律”就是融通人的自身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生生法则，它为我们从“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的困境中走出来转向为恢复环境提供了如何实施的路径，以及怎样实现的共生机制。
最后，马克思的环境生产力思想为劳动消除异化、解放自然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指出，人既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7］90，即“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7］102，更能通过劳动而恢复自然，其方法就是“尊重伟大的自然规律”使劳动本身有限度。
使劳动本身有限度，就是使劳动本身能够真正实在地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环境生产力共生。
这种共生机制和共生方式落实在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领域，就是尊重“嵌含”原理［26］，即社会嵌含在自然之中，经济活动、劳动生产嵌含在环境之中，社会生产力嵌含在环境生产力之中。
在这种嵌含原理规范下，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边界明确的“用废退生”规律：经济是人类的作为，呈主观取向，因而，主体性的经济取向既可无限度，也可有限度；
与此不同，自然环境始终是自存在的，它呈绝对客观倾向，并且相对人类而言始终呈既定的边界性。
由此形成自然环境对经济的支撑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总是不同程度地带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当经济发展有限度地展开所形成对环境的破坏性能够为环境本身所调节或修复［10］103-115，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处于共生状态；
反之，当经济发展无限度地展开而形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因素不能被环境所净化，这些破坏性因素就会以沉默的方式遵循“层累原理”集聚成强大的力量，然后遵循“突变原理”［27］而爆发，造成对环境生产力的破坏。
避免这种状况发生或从根本上消解已经发生的这种情况的根本努力，就是恢复环境生产力，使其始终保持能够净化发展带来的任何破坏性因素，强化或提升环境生产力的自调节能力和自修复能力。
只有如此，才可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真正回归原本性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境存在。
猜你喜欢共生生产力马克思论马克思对“治理的贫困”的批判与超越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5期)2022-10-11马克思像宝藏(2022年1期)2022-08-01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萌芽——重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1期)2021-11-22人与熊猫 和谐共生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20年10期)2020-11-10共生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0年6期)2020-07-10优生共生圈培养模式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2期)2019-09-10优生共生圈培养模式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2期)2019-05-28把“风景”转化成“生产力红土地(2016年3期)2017-01-15马克思的“知本”积累与发现湖湘论坛(2015年4期)2015-12-01人口红利与提高生产力海峡姐妹(2015年9期)2015-02-27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推荐内容
明翰范文网 www.tealighting.com
Copyright © 2016-2024 . 明翰范文网 版权所有
Powered by 明翰范文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浙ICP备1603118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