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农村学校德育改进的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

邹 强,徐红霞,彭卫兵,陈锦慧

(1.湖北科技学院 教育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湖北科技学院 图书馆,湖北 咸宁 437100;3.刘河镇石鼓河小学,湖北 蕲春 435325)

随着脱贫攻坚实践向“精准扶贫”阶段迈进,扶贫工作已进入“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逐渐转向以“知识扶贫”“能力扶贫”和“精神扶贫”为主的“造血式”扶贫。文化贫困、精神贫困是导致农村人口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教育扶贫越来越需要学校教育在“扶知”“扶智”“扶志”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而要发挥农村学校教育的扶贫功能,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农村学校教育,促进农村学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德育在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是儿童精神塑造的主要力量,随着教育精准扶贫将越来越触及个体的自我能力发展和价值观培育等深层次问题,学校德育“精神扶贫”的价值将日益凸显。然而,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中心主义的德育价值取向遮蔽了农村孩子道德成长的先天禀赋,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德育目标加剧了农村学校德育的“离农”倾向,脱离乡村伦理和乡村文化生活的农村学校德育成为了“无根”的德育,使农村教师和学生均感到无所适从。本文试图从学校教育改进的视角,全面检视农村学校德育面临的现实困境,深刻剖析阻碍农村学校德育发展的制约因素,通过多元举措促进农村学校德育高质量发展,有效发挥其在儿童品德发展中的主阵地作用,进而促进农村儿童品德发展、精神丰盈,助力教育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

贫困是人类在竞争性生存过程中的一种生存状态,表现为个体多元生存能力与资源禀赋和文化环境占有之间不良匹配带来的一种生存困局。从存在形态上来讲,贫困分为:显性贫困和隐形贫困。显性贫困直接表现为资源禀赋和文化环境占有上的匮乏,而隐形贫困则更多指向个体的多元能力的欠缺,通常包括知识储备、认知观念、行为习惯、思维方式、视野胆识等方面内容。[1]正是显性贫困和隐形贫困的不良互动造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显性贫困可通过外力介入进行消除,如经济资助、条件改善等方式均可发挥作用,但往往存在返贫风险;而隐形贫困则更多需要教育力量的介入,通过唤醒个体的主体意识,提升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摆脱贫困的渊薮。学校德育是培育儿童道德品质的教育,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是弘扬社会主旋律的主阵地。对农村地区儿童进行精神扶持、价值观改造、人性化关怀,帮助农村儿童养成拒绝接纳贫困的能力和人格品质,需要学校德育主动作为。

1.儿童品德发展奠定了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体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必定是整体人格的投入,这就表明个体人格的每一特征都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个体的各种认知活动抑或是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只可能是个体诸种人格特征相互关联、相互协调配合下的一种活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主体在从事认知活动时,总是以一定的意识状态作为其活动基础或背景的。构成这种认识基础和背景的因素,除个体已经拥有的知识、已经形成的认知结构外,还有个体的情感、态度、意志,以及包括道德在内的价值观、世界观等等。个体的道德观、价值观是个体认知的核心,德育在个体的认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育是通过对个体世界观、道德观等的培育,进而对个体认知对象的选择、信息整理的规范以及认识结果的解释起着支配和控制的作用。[2]学校德育是对儿童进行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渠道和有效途径,从儿童早期开始,就对农村贫困学生进行恰当、合适、有效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开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励志教育、理想教育,不仅可以为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其随后的品德发展奠定底色。

2.农村学校德育在儿童品德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德育是培育儿童道德品质的教育活动,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儿童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进而将一定社会或集团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学生内在道德品质的教育活动。儿童的品德发展往往要受到家庭德育、社区德育和学校德育等多重影响,其中,学校德育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当前,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内卷化”和“主体缺失”问题日益突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精英离乡”加剧了农村地区人才危机,逃离乡村的“离农”倾向在农村新生代中逐渐蔓延,极大动摇了农村社会道德生成的社会基础,农村学校德育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在乡村社会德育日渐式微、家庭德育逐渐卸责的不利条件下,农村学校德育将不得不肩负起传承乡村文化、重建乡村伦理的重任,农村儿童品德发展需要学校德育,更需要科学的、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学校德育。农村学校德育主导性作用的发挥,需要配备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需要德育工作者秉持立足乡土的德育观念和价值取向,懂得农村学校德育的特点、规律与教育方法,才能保证农村学校德育的有效性。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认为,家庭贫困的根源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文化。[3]因此,农村学校德育扶贫,应该从“文化扶贫”“思想扶贫”“精神扶贫”入手,树立农村文化与农村教育一体化的整体观,引导农村儿童自觉转变落后陈腐的乡风民俗,自觉抵制传统迷信思想和功利主义思潮,坚决反对“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破罐子破摔”的生活方式和畏难等待思想,积极培育“知识改变命运”“勤劳致富”的理想信念,从小培养农村儿童立志改变贫困现状的志向和决心。

3.农村学校德育改进具有积极的教育扶贫价值

教育扶贫本质上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利益激励,去改善个体的资源禀赋与文化环境,缓解其能力贫困,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以实现每个人公平、全面发展目标。随着我国向小康社会的迈进,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乡村人文生态和社会生态行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乡村学生的自身处境和教育环境也将发生新的变化。教育的不可逆性以及对个体发展影响的长久性,决定了新时期面向农村学生的教育扶贫,必须认真审视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精准识别乡村贫困学生的时代痼疾,以发挥教育扶贫的关键作用,减少新生代贫困现象的发生。[1]在精准扶贫阶段,教育扶贫不能只仅仅以经济层面的脱贫致富为基本追求,而应关注个体思想精神、道德情操和价值取向层面的意义,要全面考量,要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教育扶贫的深远意义,尤其是要深入挖掘教育扶贫对于国家发展、社会效益和个体发展的综合价值与效益。[4]农村学校德育发展贫乏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学校教育的滞后性、农村学校教师素质整体偏低、农村家庭德育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农村学校德育的成效,更直接影响到农村儿童品德发展。农村学校德育发展贫乏,可能表现为农村学校德育价值取向偏差、德育目标偏离、德育实效性不强,对儿童品德发展引导性不足,进而导致农村儿童习惯养成不力、品德发展不佳,这就使得农村学校德育扶贫成为教育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

1.取向偏颇:农村学校德育目标与实践的边缘趋向

德育的价值导向直接决定着学校德育有效模式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德育观;有什么样的学校德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德育扶贫实践。农村教育扶贫实践活动,需要教育扶贫主体和教育贫困主体具有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二者必须步调一致,形成共鸣。然而,农村学校德育现实情况是人们对于儿童品德发展及其认识在价值取向上是存在偏颇的,致使农村学校德育目标出现偏离和德育实践趋向边缘化。表现为:一是农村德育价值取向上的“去农村化”。基于城市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农村教育,在农村学校德育上同样表现出城市化取向,而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德育取向加剧了农村学校德育的“离农”倾向,使农村学校德育日益脱离农村生活实际,成为远离农村学生日常生活的“无根”的德育。二是农村学校德育目标的知识化和去生活化。德育的本质是实践的,学校德育应该回归生活,在生活中、通过生活育德。而这种以知识为核心的“知性德育”其实质是控制性的德育、是灌输式的德育,其忽视了农村学生基于乡土生活和乡土伦理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选择能力的培养,只注重显性知识获得的结果,而忽视隐性的道德养成,从长远来看,必将是无效的德育。三是农村学校德育实践的窄化和形式化。[5]一方面将学校德育内容窄化为学校德育课程,而忽视其他学科课程的育德价值,以及隐含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具有道德教育意义和价值的内容;另一方面将德育主体窄化为德育课教师和班主任,致使农村学校德育力量不断弱化,进而影响到农村学校德育的开展与实施。此外,片面的“应试教育”导向,使升学率日渐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学校德育的复杂性和德育实效的迟效性,使得农村学校德育逐渐成为许多学校和教师都不愿花时间做的事情,进而导致农村学校德育时空的严重压缩,学校德育流于形式的现象日益突出。因此,农村学校德育观念更新是学校德育改进不可忽视的首要内容。

2.师资薄弱:农村学校德育师资队伍的先天缺陷

学校德育的复杂性和农村学生品德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农村学校德育对学校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学校德育工作者,除了应具有一般中小学教师必备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外,还应具有德育工作者特有的角色功能与德育素质。作为新时期的农村教师其角色功能不仅仅限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范畴,还应是学生品德发展的学习指导者、乡村伦理的文化传播者、信息时代的领航者,以及以身立教、品德养成的示范者。然而,不容乐观的是,目前我国农村学校德育工作者无论是在文化资本、教育经历、教育能力和教育艺术等方面皆处于多重积弱的境地。据笔者的调查发现,农村学校德育教师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德育课专任教师严重缺乏,由其他学科课程教师兼任现象突出,导致学校德育课程教学效果和育人成效欠佳;二是教师整体素质不高,对学校德育课程存在认识偏差,学校德育课程多沦为“副课”,德育工作是“班主任的事”,其他任课教师多成为德育的“看客”,教师的专业身份和价值得不到彰显;三是农村教师生存状况不佳,导致对教学、对学生缺乏热情,师生关系的疏远化、对立化和功利化倾向突出,严重制约了学校德育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已有的研究表明,教育者的德育意识、德育能力和道德素质等要素,对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习惯养成、品德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教育者上述素质和能力的缺失,必将导致农村学校德育的贫困,进而影响到农村儿童品德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农村学校德育教师专业发展应成为农村学校德育改进的关键环节。

3.贫困多维:农村学校德育治理的直接阻碍

儿童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社会道德向个体品德转化的过程,是一个外在教育影响与个体内在认知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德育固然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但学生个体发展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收入贫困、家庭教育贫困、文化贫困也是造成学校德育发展贫乏的直接影响因素。“贫困文化论”认为,家庭贫困者更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而且这些贫困者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时间取舍、价值观念、消费模式和社区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存在极大相似性。[6]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村贫困学生在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中的匮乏现状与农村教育贫困具有直接的关联。如反学校的社会文化更容易使农村贫困学生行为失范,进而陷入违法犯罪的境地;农村学校文化的弱化,导致农村学校教师对农村缺乏情感和归属感,成为农村“局外人”,而学生则既向往城市生活又缺乏学校文化的正确引导,在迷茫和无助中沦为学校教育的“鄙夷者”;而家庭“重养轻教”的“卸责教育”则助推了孩子的厌学情绪,致使农村学生更易沉迷网络和模糊习得“社会属性”,进而使学生思想行为过于早熟和社会化。[3]可见,收入贫困固然不利于农村学生品德形成与发展,但文化贫困则对农村学生品德发展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更容易成为农村学校德育改进的直接阻碍。

4.群体弱势:农村学校德育扶贫的攻坚对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规避教育扶贫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正在由面向贫困地区的“以线为主,线点结合”的专项式扶贫,逐渐转向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个体的“以点为主”的精准式扶贫。[7]教育精准扶贫中的“精准”,既是指扶贫对象要精准,也是指扶贫手段、资源配置和扶贫效果要精准。在精准扶贫阶段,教育精准扶贫在对象上,正在由普适性群体(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逐渐聚焦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留守、流动、残疾、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儿童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特殊性重点群体。[8]特殊群体表现出的德育需求如果得不到合理满足,那么所形成的德育困局将直接成为阻碍农村学校德育扶贫的关键因素。据相关调查,我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902万,其中90%位于中西部省份。[9]这些特殊儿童群体不仅面临着因物质资本匮乏而导致的经济贫困,而且更容易因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而导致在健康发育、情感培育、心理发展和道德成长等方面存在贫困。此外,残疾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也需要针对性的教育关注。在城市偏向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下,作为教育扶贫对象的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特殊群体,日益面临着被排斥和歧视的困境,甚至有意无意被“污名化”,成为“问题儿童”的代名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学校德育改进的难度。

进入后扶贫时代,我国扶贫实践逐渐向精细化演进,依靠教育扶贫日益成为全民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日益成为扶贫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教育精准扶贫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教育实现脱贫,致力于贫困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农村学校德育改进,就是要通过改善农村德育发展困境,有效发挥农村德育在促进农村儿童行为认知、习惯养成、品德培育、人格塑造上的积极作用。而农村学校德育面临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的发展困境是困扰当前农村教育的重大难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德育改进对策,以消解农村学校德育困境。

1.更新观念,为农村学校德育改进注入思想动力

教育扶贫是牵涉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的系统工程。教育扶贫最终目的并非仅仅表现为通过教育帮助多少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减贫脱贫,而是致力于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分配的公平正义,从而实现教育扶贫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10]因此,教育扶贫的“价值理性”更胜于“工具理性”。农村学校德育改进,必须从更新观念入手,坚持以人为本,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对于学校德育改进的主体、德育主体以及农村贫困儿童来讲,必须明确学校德育对于个体品德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城镇化进程中,教育精准扶贫视域下的农村学校德育在价值取向上应超越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回归德育的本体性价值取向。要进一步强化树立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通过学校德育改进,引导农村学校德育扎根乡土文化,传承乡土伦理,塑造学生美好心灵和养成良好生活方式,帮助农村学生获得乡村文化自信和自我认同,满足农村学生精神成长需要,进而培养出符合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公民。为此,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德育观。通过学校德育改进,引导农村学校德育工作者主动承担起促进农村学生道德成长的重任,要通过优化德育内容,创新德育形式,开发德育资源,营造育德环境,从而帮助农村学生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要将自立自强的立志教育从小植根于农村学生的心田,为农村学生的心智发展、道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儿童早期是儿童基本态度、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加强学校德育对学生的心智发展、良好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导向问题,为农村学校德育改进提供有效支持

农村学校德育存在多方面的问题,既有学校物质条件匮乏问题,也有教育观念落后、学校管理混乱、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偏低、家庭教育卸责、社会支持缺失等诸多问题,但农村学校德育改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核心问题、关键领域,要准确定位,精准施策。一是为农村学校德育提供新理念的支持,帮助农村学校树立生活育德的理念。学者薛晓阳指出,乡村用生活实现着道德的教化,依靠的是“生活”,是把道德变成学生的生活和习惯;而城市却是用观念进行训练,依靠的是“教育”,是把道德变成知识与技能。[11]因此,要重视乡土文化、乡村生活之于农村学校德育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二是强化学校育德的主阵地功能。德育是农村学校发展与改进的核心,农村学校德育是提升农村社会道德、重建乡村伦理的主要途径。因此,农村学校德育应自觉与乡土伦理生活紧密结合,将传承乡土伦理作为农村德育课程的道德使命,农村学校应通过创建适宜的育人环境,用乡土文化育人,使农村学生在熟悉和习惯的乡土生活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实现道德成长与习惯养成。三是要支持农村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发挥农村教师在学生道德成长与发展中的示范性和引领性作用。“道德权威的建立更多是建立在教师或教育者的个人人格魅力的基础之上,并引起受教育者情感上的共鸣。”[12]支持农村教师的发展,除了提升农村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育德能力,还应关注和改善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通过政策扶持,提升农村教师社会地位,提高其职业认同感,减少农村教师队伍流失问题。

3.健全体系,为农村学校德育改进构筑全面保障

要改善农村学校德育落后的面貌,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发力,为农村学校德育改进构建起全面的保障体系。学校德育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农村学生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重任,是不可能完全依赖学校德育来完成的,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因此,农村学校德育治理,除了要加强学校自身的建设外,学校还应积极主动与政府、家庭、社区进行沟通,构建起以学校为主体、政府-家庭-社区-社会多方参与的德育支持系统,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支持和参与。为此,一是积极争取政府的政策扶持。地方政府一方面应为农村学校德育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通过包括经费投入、薄弱学校条件改善、乡村教师支持等举措,为农村学校提供资助支持,以促进教育自身的系统性改进;另一方面要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精英人才回流,借此提升农村社区人口素养,改善乡村治理结构,优化乡村人文环境和伦理氛围,助推农村乡土文化和道德环境的重建与有序复兴。二是加强家校合作,强化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发挥家庭教育育人功能。家庭教育因其具有亲密性、终身性的特殊属性,使其在个体品德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家庭的“教育卸责”和“不当教育”,极大弱化和消解了其育人功能。要发挥农村家庭在农村学生道德成长中的作用,需要农村学校通过加强家校合作,强化服务指导,提升农村家长家庭教育能力;对于难以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家庭,要通过留守儿童帮扶计划,如“留守儿童学校”“代理妈妈”等方法,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位,此外,还可充分利用微信群、QQ群等互联网技术手段为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改善提供便利。

4.聚焦特殊,为农村学校德育改进提供精准定位

随着教育扶贫进入精准扶贫新阶段后,追求“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将成为教育扶贫的新发展目标,教育扶贫对象将越来越聚焦于特殊性群体(留守、流动、残疾、特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因此,农村学校德育治理能否做到对特殊群体儿童进行精准识别、精准施策,进而影响其习惯养成、品德发展,将直接决定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效。为此,一是要聚焦特殊性群体,依托建档立卡数据监管实现对特殊群体的有效识别。农村学校德育改进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居于弱势地位的特殊群体的有效识别的基础上,尤其是要及时、准确鉴别出这一特殊群体,并为其道德发展困境提供积极有效的德育干预。特殊群体的识别要依托政府的数据监管、社区调查走访以及学校的观察确认,进而全面了解与掌握农村留守、流动、残疾、特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基本情况和具体信息,以便为后续的学校德育政策制定、学校德育干预提供依据,进而促进精准扶贫行动的实现。二是结合特殊群体儿童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的学校德育举措。农村学校德育贫乏往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学校因素(认识问题、观念问题、教学问题、师资问题)所致,也有家庭因素(家庭条件、教育环境等)和社会因素(社会风气、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因此,应对特殊群体儿童道德发展困境进行精准归因,精准施策,力求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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