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瑶 肖百容
摘要：在柯灵的戏剧作品中，经济书写是其进行叙事与创作的一条重要纽带。柯灵从小最深刻的体验就是有关经济生活的经历，其丰富的经济体验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视角以及对经济因素的关注。柯灵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对人的影响，因此在戏剧中探寻社会生存这一现实时，有关经济的书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们与作家个人的经济体验相互印证。在具体的戏剧作品中，柯灵将人物的经济生存与变幻万千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折射出对經济的思考和对人性发展的探索。
关键词：经济；
柯灵；
戏剧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3）02-0118-07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我国电影界与报界不可忽视的一位大家，单就其在电影领域的成就而言，无论是电影剧作还是电影评论，均成绩显著、风格独特，在中国电影史上颇有影响[1]。柯灵作为一名全面发展的文人，也曾在戏剧文学创作方面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恨海》《不夜城》《夜店》等。他那务实诚恳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表达，也吸引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有学者从电影艺术这一角度分析了柯灵作品中的现实性、群众性、通俗性[1]，也有学者结合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及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脉络和流派研究，对柯灵具有代表性的几部话剧进行了详细分析[2]。总的来看，有关柯灵戏剧文学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文本本身内容的分析，独特的经济视角这一叙事方式还未得到充分研究。柯灵采用经济视角创作的戏剧作品，不同于纯粹的经济小说创作，也一改以往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经济在柯灵的戏剧中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社会背景出现，而是内在于故事情节结构，这在具体的文本叙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作家结合自身的经济体验，对当时底层民众的贫苦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描写，揭示出民众在争取“经济”这一必需品的现实下，人物性格渐趋多样：或扭曲可怖，或卑屈存活，或踏上光明的革命大道……柯灵在文本中将人性的卑劣、懦弱、坚强等细致地描绘出来，并更深层次地触及了经济与革命的关联，凸显了经济这一要素在现实生存以及文本叙事中的重要性。以此来看，柯灵打通了现实书写与文本叙事的壁垒，使作品很好地彰显出个人经济体验与文本经济叙事的互通互动，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一、伦理经济：形式多样的“经济人”形象
德性主义者的经济伦理思想都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不同的思想家对“性善”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伦理思想[3]。而对于作家而言，不同经济伦理的思想在具体的作品中表现为一个或一类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反映出作家对经济伦理思想的多维理解与思考。柯灵戏剧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丰富饱满，尤其是在经济视角窥探下的人物，将不同阶级、层次人性的最真实、本质的状态描绘得活灵活现。本文以带有经济眼光的审视，可以将柯灵笔下所塑造的“经济人”简单分为三类：一类是富人，富人形象在柯灵的作品中清一色地表现为同一品质——“罪恶”；
一类是经济化了的女人，她们都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一件带有经济价值的“东西”；
一类是处于经济边缘化的穷人，这一类有的浑噩度日，有的艰难生存，有的心怀希冀。
以经济视域进行形象塑造，首先表现在富人群体的行动上。从字面上看，“富”就是围绕一定经济活动展开的。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有许多以经济视角书写的作品，表现了富人获取经济的过程就是一个谋取利益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元代时期的商业发达，“富人们”越来越多。戏剧这一文学类型在元代时期也一度达到了以往未有的繁荣，因此富人形象在元杂剧中便开始变得屡见不鲜[4]。元杂剧中的“富人”形象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有如《九世同堂》中慷慨仗义的张员外、《绯衣梦》中内心险恶的王员外……柯灵的戏剧作品同样塑造了“富人”这一形象，但他们都是以一种近乎“恶人”的形象出现的。《海誓》中刘老板的渔船“得利船”这一名字便粗俗地表明他是为了敛财、谋取经济利益的，在这种强烈的欲望下，先是设计逼得穆大爹走投无路，跳海自杀。而后当半数渔工为救“得利船”被淹死时，刘老板侥幸存活却大手操办起更生宴。村民前来质问，却被反问：“我毁了船，跟谁说去！”[5]323富人吝啬自私的嘴脸被写到了极致。《乱世风光》中洋场恶少钱士杰登场就显示出与其他人经济地位的不同：货车上挤满因战乱奔走的人，而钱士杰却打扮得海派风度十足。战争对于民众而言是惨无人道的，但他的眼里闪过的全是金钱，“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不发的昏天黑地，打仗也有打仗的好，上海人就是发的国难财”[5]10。《不夜城》里的富商张伯韩，从英国留学回来后接替父亲濒危的纺织厂。除了自身的聪明才智，强烈的经济欲望也是促使张伯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富人来说，工人们的惨状只是他们借以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在经济视域的描写下，富人生活的世界也常充满堕落腐败。《夜店》中对金不换这一落魄富家子弟的描绘也能让我们看到“富人”本身固有的罪恶。金不换将积蓄败光后，作为一个男人，竟依赖林黛玉这样一个女人出卖身体赚钱来养活。“你也不出去找点生意去，明天咱们吃什么？”[5]254富人一贯固有的懒惰无赖、游手好闲的本性，被他廉不知耻地发挥到极致。《恨海》中的陈伯和意外捡到一笔横财，挥霍完以后毫无劳动生存之力，沦为乞丐。棣华一家屡次帮助，陈伯和不仅不痛心悔过，反而每次离开时都卑鄙地顺走值钱的东西。从柯灵笔下富人极端地追求经济利益这一立场出发，自私贪婪是他们的共性，富人形象清一色体现出人性本恶。
女性主义经济学将性别引入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重新解释了女性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平等的原因[6]。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经济化了的女性这一类人物早已被注意到，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的典妻现象，老舍《月牙儿》中卖身求存的母女，沈从文《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在柯灵的戏剧创作中，他同样刻画了经济化的女性这一类人物。《乱世风光》中的凌翠岚，经济在她的身上显现出更为复杂和重要的意义。凌翠岚与丈夫走散后，靠当卖首饰艰难抚养女儿，在房东咄咄逼人讨要房租时，还是靠沦落风尘的柳如眉解决。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点明了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7]。对翠岚这样一个独身女人来说，就算她再怎么想“回来”，也已经找不到她的丈夫，留给翠岚的只有“堕落”这一条路。由此可见，经济对女性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否则在那样动乱复杂的社会，女性只有将自己“经济化”才能争取生存的经济。如果说翠岚是被动“经济化”的，那么《夜店》中的林黛玉就是在被动环境中慢慢“主动”接受自己变为“廉价化”的商品。《恨海》中的王娟娟本是书香门第的大小姐，战争剥夺了她的父母以及她安稳平静的生活，为了生存最后她只能抛弃氏族脸面，沦为娼妓。《海誓》里的何九姑连嫁三回，更是直接与生存经济挂钩。“人家骂我不要脸，卖身子……我卖过，我不怕，谁叫我的肚子要吃饭。”[5]293没有经济，尊严和脸面就变得不值一提。压在何九姑身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比经济更为严重的传统伦理观念。她的男人因为天灾人祸死于大海，人们却大骂她是白虎星，以至于就算她后来想靠出卖身体这种方式获得生存的经济，也变得十分困难，“我就要卖也卖不成啦……男人怕沾晦气，连碰都不敢碰我了！”[5]293经济看似与女性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一旦女性失去经济陷入困境，其生活只会比男性更加艰难。
中国作家历来注重对底层人物的刻画，表现对贫民大众的同情与关怀。在柯灵的戏剧作品中，以经济视角围绕底层人民的书写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乱世风光》中凌翠岚为保生存，开始走出家庭寻找经济来源，令她发窘的是求职竟需额外支付两元的报名费。更为荒诞的是，缴纳五百块保证金就可以直接免考。难以想象，在那样复杂的社会里，底层人民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经济收入也成为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柯灵从经济角度分析金钱对民众的重要性和腐蚀性，又以作家的立场表现了对翠岚这一类普通民众悲惨命运的同情与痛心。《海誓》以一个出海打鱼为生的村落为视角，描述了这个偏僻村落底层民众的生活。即使明知道亲人葬身大海，后代为了填饱肚子仍不得不冒着危险继续出海捕鱼求生。素姐的父亲出海遇难，留下她与年幼的弟弟。虽然一开始素姐不同意唯一的弟弟小乙出海，但后来为了补贴家用，小乙仍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冒险出海，最终有去无回。如果说《乱世风光》《海誓》等都是从个人的经历去展现底层民众的不幸，那么《夜店》集中展现了一群穷苦无告民众不同程度的悲惨生活。在《夜店》中經济视角首先表现在典型环境描写上，进而表现在底层人民的经济问题描写上。在闻家店里，柯灵把一个完整、黑暗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有着孤苦无依的全老头，狠心泼辣的赛观音，卑微可怜的石小妹，毫无自尊可言的金不换，忍受贫苦、病痛双重折磨的赖大嫂……柯灵利用这个黑暗狭小的空间将人性的阴暗、纯洁及社会的不公、复杂写得细致入微。某种程度上，闻家店就是当时复杂社会的缩影，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坎坷、宿命。柯灵笔下的“经济人”形象代表了这一特定时代特定阶段的精神面貌，揭示了经济的重要地位。
二、现实经济：源于切身的经济体验
以经济立场进行叙事与创作的作者，大多自身有着深刻的经济体验，这给予他们独特的视角与立场。柯灵之所以能在进行戏剧创作时描绘出经济之于人的重要性体验，以及经济视域下底层民众的生活场景，完全得益于他对经济的切身体验和对艰苦生存的熟悉。柯灵对经济最直接深刻的体验除了“家族身世”的亲身感受，剩下的对经济的体会便或多或少与上海这个“经济”大城市有关。
柯灵出身大户人家，家境较为殷实。母亲是父亲的一名收房姑娘，生下他不久就离开了高府。于是柯灵从庶出变成了二房的继子，更加不受父亲重视。鲁迅早年就大方宣称“钱是要紧的”[7]。从小柯灵因为没有钱买玩具只能跟在自己的兄弟后面，几乎没有机会吃到可口的点心，穿的也总是长衫[8]。高老爷在世的时候尚且还能得到一些恩惠与照顾，但当他六岁时高老爷去世后，日子就更紧凑了。柯灵小学毕业后考取中学，自己与金氏拿不出钱，只能找当家的大哥支持，却被一口否决。这是柯灵第一次懂得母亲金氏口中“熬胜”的意义，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独立拥有经济的重要性。一次偶然机会，柯灵进入一所学校工作，在这里柯灵开始尝试创作，成功发表了许多文章。柯灵由此得到校长的赏识，规定工资按月发给他，这也就意味着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自由。五四时期有大量作品透过经济视域描写知识分子的经济困境，如《在酒楼上》中的吕韦甫、《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郁达夫《沉沦》中的“他”、《茑萝行》中的“我”……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除了作品中主人公都陷入经济旋涡，作者本人同样处于一种极度经济贫困的状态。柯灵二十岁时，出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转机：当柯灵原来的小学因经济原因停办，新的小学又将他解雇时，已成家生子的柯灵再次体会到经济对生活的迫切。恰巧此时一位傅校长邀请他一同前往上海办期刊，正为经济问题焦虑的柯灵，听到这个消息一口答应，他由此正式开始打开了文学创作道路。柯灵初到上海就遇到一个“可恨”的经济问题：他从家乡一路奔波到达上海后雇了一辆黄包车去目的地，付钱后车夫却谎称钱是假的。柯灵只好再换新的给他，如此反复交换钱币，最后到柯灵手中的钱确实变成了一团假币，这对经济情况本就不富裕的柯灵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更大的经济问题却在后头。柯灵与傅校长勤恳编报，但最后差点破产，只得放弃，这也意味着柯灵再次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生计艰难、经济窘迫的严峻形势下，柯灵一介文弱的知识分子也只得脱下长衫去当建筑小工。这样艰难求生存的经济状况正和他笔下为了生存不得不冒险出海的小乙，不得不卖身养家的翠岚、林黛玉等人一样，经济将个人的行为活动牢牢束缚住，它与个人的生活相互缠绕、制约。
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中，思想解放、市场开阔，随着各种杂志报纸的兴起繁荣，“文学”日渐成为一种可以用来获得经济收入的工作。柯灵从最初在报纸上写影评，到创作散文、戏剧、小说等，逐渐找到属于他的文学天地，这也意味着柯灵能通过自己的创作较轻松地获得经济报酬。可靠的稿费收入为作家的生存与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和保障，从而能够使其保持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立场[9]。经济尚余，这给柯灵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环境和轻松的状态。尽管柯灵之后几次陷入经济危机，但都可以靠“卖文为生”，赚取维持生计的稿费。以写作换取稿费对现代文人来说是一件极为普遍的事情，鲁迅、沈从文、郁达夫、艾芜等都曾经历过为生存而写作。在这种复杂的经济体验下，柯灵深切而纠结地体会到经济对人的重要性，并潜在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不得不承认柯灵以经济立场和视角进行叙述，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他本人经济经历的一种文学表达。
三、革命经济：经济与革命的共源性建构
经济与革命两个概念看似关联不大，实则互相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在封建社会的体制内产生的阶级斗争， 它巨大的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不断促进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向着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调整[10]。经济一旦得不到保障，革命往往就会发生；
同样，革命的发生也会对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经济与革命二者不能完全割裂来看。而这样的经济革命发展模式，在柯灵具体的戏剧作品中得到了阶段性的展示。总的来说，柯灵在作品中对“经济—革命”这一关系的诠释与现代文学史各阶段的主流思潮是密切相关的。从个人到集体再到民族，每一阶段的更替都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展示了经济与革命固有的联系。
首先，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是作品书写的主要主题，柯灵围绕这一思想为我们展示了最基础的“经济与个人式革命”的关系，即阿Q式的经济革命。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较早展现经济与革命联系的作品。在经济地位上，阿Q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连家也没有，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挣取经济，于是阿Q发起了“个人”式的革命；
但他革命的要求是模糊而幼稚的。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革命，原因就是长期低下的经济地位以及贫困的经济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11]在鲁迅看来，阿Q式的革命问题其实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也是一种最基本最原始的革命。社会不平等，经济没有保障，这种个人式的革命就会开始不断发生。而这一类革命的主人公，往往都是经济赤贫者，极度地缺乏金钱而又强烈地追求财富。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道，阿Q所认为的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谁就是谁”[12]。“革命”就是把别人的财产变为自己的，可以随意闯进赵太爷、钱太爷的家里占有他们的一切，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柯灵《乱世风光》中孙伯修这一形象，就是柯灵笔下的另一“阿Q”。孙伯修起初也是乱世中的难民，纷乱中与钱士杰等人一同混迹，心里也像阿Q一样萌生了想摆脱无钱无权无地位的强烈欲望。放弃寻找妻女，跟随钱士杰花天酒地，就是孙伯修“革命”的机会。他拥有了花不完的钱财，可以随意挥霍；
还拥有叶菲菲这样一位精明妩媚的女人。与阿Q短暂地实行“自我革命”的结局一样，孙伯修最终身败名裂，妻离子散。这种典型的个人式革命，完全是出于满足个人需求，有着疯狂向上的欲求与野心，只想着如何通过走捷径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人的命运与自己毫无干系。
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个人书写让位于集体书写，柯灵的戏剧作品同样围绕这一主流思想反映了进步性的经济与革命关联，即集体革命。丁玲的《水》以1931年全国十六省的大水灾为故事背景展开，描写一群生活艰辛、饥寒交迫的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团结奋斗的精神，书写了底层民众在基本的生存希望破灭后，认清剥削阶级丑恶的嘴脸，鼓起勇气集体勇敢地发起斗争的奋斗史。《水》对经济与革命的展示是明显的，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完全受损，甚至危及生存状况时就会发起革命。这种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无论他们是否熟识，为自己争取利益就是他们共同的动力。柯灵的《不夜城》以资本与工人两类群体为视角展开叙述，表现了工人集体的力量。张伯韩是典型的资本家，唯利是图，以克扣工人的工钱为自己谋利。当工人的工钱拖欠时，海生作为代表，带领工人集体罢工。虽然海生被开除了，但他坚持要斗争到底的精神感染了沈银弟，于是接替他再次带领工人向张伯韩这样狡诈的资本家讨要工钱。《不夜城》中的海生、银弟等工人与《水》中的农民们一样，当自己与身边人的利益全受损时，争求公道与利益就是他们发起斗争反抗的力量与底气。而无论结果如何，他们这样的集体力量已然突破了纯粹的个人谋利，表现了经济与革命间更深层、广泛的联系。
最后，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损失惨重，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一蹶不振，于是全国各地大量的爱国人士自发组织发起革命，冲锋陷阵。这是一种更为广泛、深刻的革命，即“民族革命”。即使是手无寸铁的作家，也努力创作了大批抗战文学作品，鼓舞了军民的抗战斗志。如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等抗战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严重落败与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柯灵《腐蚀》中的特务都以利益为上，其中女主人公赵惠明起初为了利益走上歧途，后来又因为目睹朋友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坚持为社会、百姓挽救“利益”，最终与他们一起走向革命。可见，当社会、民族深陷困境时，潦倒的社会状况与破败的大环境也会唤醒人性最深处的本真。赵惠明是个人的清醒，那么《为了和平》《秋瑾传》就是民族性的整体觉醒。当内战愈演愈烈，经济破产、通货膨胀等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时，江浩一家就是革命的代表。江浩在学校与领导对抗，坚决反对为日本人办学校；
大儿子奔赴前线；
二儿子思远与同学积极组织爱国师生游行。孟辉虽是家庭主妇，但她发现自己的孩子偷偷组织游行并没有责骂，当特务在队伍中攻击学生时她不顾危险阻拦。同为女性的秋瑾表现了与孟辉一般的胸怀，甚至更多了一份冷冽与坚决。在《秋瑾传》中，生活在吃穿不愁富贵家庭的秋瑾，深刻明白富裕的生活就是懦弱的温床。秋瑾不愿沾染王家的铜臭气，于是将自己的陪嫁衣服首饰当掉，只身前往日本学习。江浩一家与秋瑾就是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缩影，当民族、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之时，个人的安危与利益早已放在后位。而在那样的社会之所以能鼓动这么多人走向革命，除了固有的爱国情感，最根本的就是每个人的利益都严重受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仅是自我、集体的革命，而是带有民族情感的民族性革命。从这样的情节设计中不难看出柯灵的创作态度——为革命而创作，这样的态度也决定了柯灵戏剧作品中革命叙事的必然性。柯灵将戏剧中的经济视角深入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后，逐渐触及革命领域，展示了经济更深层次的内涵。
四、结语
柯灵以经济为切入点，结合自身经济体验在戏剧作品中进行经济叙事，凸显了经济因素的重要地位。他从经济叙事角度实现与革命的建构，描绘了历史丰富而繁杂的社会经济图景。在柯灵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位文学青年对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以及试图拯救所付出的努力，体现出一介文人的强烈爱国之情并折射出文人的追求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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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建涛
收稿日期：2023-01-10
作者简介：舒瑶，女，湖南洞口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肖百容，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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