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徐龙龙
摘 要：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关键词：
“饭圈”；
社会资本；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3）02-0103-09
一、“饭圈”意涵及其表征
“饭圈”一词中的“圈”字蕴含群体意涵。在2005年《超级女声》爆火后，伴随互联网的勃兴，“fans”（粉丝）逐渐成为追星者的代称，新兴的“饭圈”则成为追星圈的代名词［1］。在社交媒体时代，粉丝行为特征逐渐由原子式的个体行为转型为类互助式的社群行为［2］，粉丝表现为以某一特定明星为中心的组织共同体，以追星为统一目标的粉丝共同体，以对明星的喜爱作为群体战斗力来源的情感共同体，不断完善组织化程度从而推动偶像发展的利益共同体，通过组织和实施活动与社会接轨、维护偶像形象、达到追星目的的实践共同体［3］。“饭圈”中有着极为密集的社会网络，组织成员以相互协调和信任为前提，共同参与到组织策划的活动中。研究梳理表明，相关学者不仅将“饭圈”作为亚文化组织来分析其运作方式、文化传播功能以及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的影响，还将其作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的“新变量”，由此呈现其参与路径、特点等。如田丰从网络社会治理角度出发，将“饭圈”和社会治理相关联，剖析网络时代“饭圈”依托网络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行性［4］。吕鹏既从“饭圈”的拓扑结构分析了其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的回馈机制与技术赋能等正向机制，指出了由其自身生命边界和以流量为基准的社会分层标准的限制所导致的衰弱必然性［5］。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以作为“饭圈”主体的粉丝个体和作为“偶像-粉丝”中介的资本平台为分析出发点，指出当前“饭圈”参与社会治理进程中展现出的种种隐患：“饭圈女孩”的行为与数据劳动和集体情感消费直接挂钩，抑或是网络社会治理中因文化圈层不同带来的文化霸权主义等［6］。但不可否认的是，“饭圈”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及潜在社会信任等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因素，直接关系到其运作效率和组织目标的实现。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完善网络社会治理》指出：须尽快建立由政府、平台企业、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共治机制，推进网络空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共治、共建、共享［7］，将网络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平台，这与国家提倡的多元共治、民主协商、契约精神、不受公共领域边界限制的新时代治理模式不谋而合。但纵观既有研究成果，众学者虽大都已经意识到“饭圈”在组织上的高度整合性、價值上的能动创造性、情感上的强烈归属性、发展前景的难以确定性等特点，并在“饭圈”不断“破圈”的背景下分析其参与到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及利弊，但较少学者从中观理论层面对“饭圈”进行系统论述，以建立起“饭圈运作模式”与“社会治理”间的实用性桥梁，进而实现治理的多元转向。基于此，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分析“饭圈”参与社会治理便拥有了一定合理性。本研究尝试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分析“饭圈”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特点及合理性，剖析其运作困境。基于困境分析，以助力“饭圈”与社会治理相耦合为目标，笔者设计了针对性的行动策略，以期为时下网络社会治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二、社会资本推动“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分析
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社会资本由“资本”“人力资本”等概念衍生而来。舒尔茨首次提出从“资本”到“人力资本”概念的过渡，他指出，“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不仅仅是货币的投入和物质基础，而是参与社会建设的人的质量的高低，即人力资本的多寡”［8］。但是，就“人力资本”的适用性而言，面对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过分强调个体人力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研究，而忽视群体关系对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正是此理论的欠妥之处。“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看到人在运用其他非人力的物质资源时独特的主体地位和存在状态，即社会关系［9］。
虽然经过多轮界定和多方研究，但学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仍有争议，尚未达成共识。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与制度化关系网络有关的资源集合体，并从集体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行为的“信任状”［10］。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可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二人将社会资本看作社会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源的集合［11］。科尔曼则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将其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促进网络结构内部行动产生的社会结构资源，表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权威关系等。且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与拥有的社会资本呈正相关，能为其行动提供支持。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能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12］。托马斯·福特·布朗基于本体论角度，从系统、结构、环境三个维度进行了综合性的界定［13］。福山则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等。概言之，不论学者们如何定义社会资本，均围绕某一观点进行阐释，即社会资本是外在于行为个体，但又作为一种规范性、观念性资源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并对个体行为起到推动、制约的作用。而在“饭圈”这一网络与现实交汇存在的群体中，组织网络结构、社会制度规范及社会信任都是支撑其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组织网络-制度保障-社会信任”三维视角展开剖析，呈现社会资本助力与“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饭圈”运作的社会资本支持体系如图1所示。
（一）组织网络：“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支持平台
本文的组织网络既指“饭圈”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既定规则进行组织和管理的科层化社会组织，又指为其组织、参与活动提供技术支持的互联网平台。其自组织特征和数字化平台的加持构成了“饭圈”的生命源泉。
一方面，作为具有明显科层特征的自组织，即使缺乏外在指令，“饭圈”内部各子系统间仍能依据自建规则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开展诸如打投、应援、反黑等活动，其严密的结构和分工确保了组织运作时的合理、有序。此外，“饭圈”的膨胀式发展与周期性人员更替为其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人员保障。网络社会的来临极大地扩大了受众群体，更多网民通过熟人推荐或是被偶像“圈粉”的方式加入其中。受限于“饭圈”自身生命体验乏力与边际效应递减，参与者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渐认识到参与“饭圈”、崇拜明星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生命的绽放”而退圈［2］；
但更年轻的一代同样会因为对偶像的原始崇拜入圈，成为组织的新鲜血液，最终实现组织内部的成员代际更替和结构稳定。另一方面，极少部分成员借助长时间积累的“粉丝资本”赢得声望，继而获得组织内部的影响力和实权，成为“粉头”。在“粉丝行为、偶像买单”的价值观引导下，“饭圈”行为有了明确的目标导向。“粉头”会对内进行积极管控、避免分裂，对外表现言行得体、呈现正面形象。与此同时，网络平台也优化了“饭圈”参与渠道。“饭圈”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固然依赖网络平台，但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和拓展，网络化的生产和活动并不能脱离现实的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成员只能凭借特定的社会身份参与到与之社会地位相匹配的社会活动中。而网络的匿名性为行动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行为空间，以一种不被社会分层地位所束缚的模式，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技能、人脉参与其中。如在Z市水灾后的网络募捐活动中，仅在“微公益”平台，以华晨宇、龚俊、刘雨昕等粉丝后援会为代表的、多个超万人的粉丝团体捐款就超过百万元。尤为突出的是，据微博用户“华晨宇全球歌迷会官博”称，截止到2021年7月21日，在其发起的“一起捐”活动中，短短六小时不到，已有近三万人次参与，总筹款额近70万，且数额仍在不断增加中［14］。
此外，组织内部结构的扁平化为其参与公益提供了极大便利。源自对同一偶像的崇拜产生的互信填补了模糊的上下级行为隔阂，有效避免了粉丝群体内部的交流困境，促进了信息迅速流通、形成了一呼百应的集资模式，为成功募捐和汇集物资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在有序的组织结构重组和基于网络平台的技术赋权的双重保障之下，“饭圈”在汇聚资源、响应号召、组织动员方面都有着正式组织不可比拟的能力。
（二）“技术治理”：“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推力
网络时代的到来与层出不穷的制度性创新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拓宽了运作渠道。在国家层面，现阶段的社会治理模式已呈“技术治理”特征，即国家倡导各治理主体利用信息化技术增强技术发展和社会治理之间的联系。在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依靠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对利用网络技术参与、组织社会治理的各主体赋予合法性权力，从而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15］。就社会治理的目标而言，為国家和社会主体提供了一种基于共同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的制度，以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构一种契约型社会结构［16］，这就意味着“饭圈”有了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数字平台的发展壮大直接实现了网络社会治理的“跨空间性”，引发了多元主体参与。需要指出的是，“跨空间性”既指某一“饭圈”及其成员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途径参与社会治理，也指在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粉丝团体打破地区限制，在缺场空间内进行协作、互助的行为模式。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崛起深度重构着现存空间关系，“饭圈”也正不断利用数字媒介平台进行自我突破和革新。其一，网络社会的崛起为其社会行动提供了新的参与路径。以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慈善募捐为例，“饭圈”可通过网络平台在组织内部进行宣传和动员，利用移动支付终端汇聚善款之后施行统一募捐，摆脱了传统募捐中捐款人必须在场的时空限制，极大地提高了募捐金额。其二，“饭圈”为其成员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场域，且影响着场域内行动者的行为策略［17］。新的追星模式出现后，当社会突发性事件发生时，粉丝们主动加入救援帮扶的治理行动中，通过“饭圈”的统一组织和协调，开展社会所认可的救助活动，为自己的偶像树立正面的社会形象，不再只秉承“爱他就为他多花钱”的“唯消费论”追星理念。由此，粉丝在“饭圈”场域中自行建构的追星策略引导下，既将追星成本落到了实处，又完成了对自己所属圈层身份的正当性追求。
“技术治理”具有明显的科层化、量化考核特征。国家将治理自主性向下发散，实现治理方式革新及国家治理资源的再分配，在保持既有组织结构的前提下拓宽解决问题的空间，提升治理效能；
具体表现为国家主动缩减组织层级，强化对层级组织和人员的直接干预［18］。而这种崇尚内部规范和监督、行为权力下放、最终通过量化考核的运作特征在“饭圈”内部也有所映射。“饭圈”在艺人、经纪公司的统一支持下，将助推艺人发展的权力扩散至各附属“饭圈”，通过在“饭圈”内部设立量化考核指标激发粉丝的个体能动性，“饭圈”内部的科层式管理转向为各个成员的行动指明了方向。相较于传统追星族，网络粉丝族群更强调组织制度和规范，其中包括引导新成员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粉丝，以及老粉应怎样参与到组织行动中去，积极为组织作贡献，并设有相应的奖惩制度。如“饭圈”比较重视的“明星势力榜”有硬性的量化考核标准，均由粉丝团体实现，这些不同层级的规范和要求都对保障“饭圈”在行动时的稳定有序、高效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信任：“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隐形保障
网络时代改变了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信任系统［19］，既体现为社会大众对“饭圈”及其通过网络平台延伸出的社会活动的认同，也体现为“粉-星”间以信任为纽带建立的追随关系的合理性肯定。
一方面，不论是国家机关对网络的舆情监管和对劣迹艺人的惩治，还是网络平台倡导的“正能量”行为取向驱动，抑或源于众多网络原住民通过社交媒介对明星及其追随群体的监督而产生的社会舆论，都对偶像牵头、“饭圈”参与的社会行动起到了约束和引导作用，“饭圈”自发的活动在整个社会层面也逐步得到了规范和认可。另一方面，现阶段选秀类节目逐渐向“造星”趋势发展，传统的追星模式已经发生了质变，粉丝不再是被动追星，而是主动参与到“造星”活动中，并且对明星出道、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粉丝在追星时收获的心理愉悦与行为动力互为因果，推动其主动为明星买单。明星通过社交媒体展现日常，以代言、参加或举办社会活动等方式迎合粉丝诉求，塑造积极的社会形象，以稳固其追随群体。经纪公司也以多样的营销方式引导粉丝行为，通过设置经济投入、时间投入、情感投入等指标，使粉丝“自愿”被卷入明星产业链中。但是，粉丝早已疲于机器人式的打榜、投票、刷数据等硬性行为，他们在共同行为目标的驱使下，更倾向于用自己的零花钱一起做公益，或通过附带正向社会价值的社会行动去参与到“造星”进程中。此外，多元协同的参与模式同时保证了社会行动的效率。以募捐活动为例，多家粉丝团体分别负责捐赠文案的撰写、捐赠物资报告图的汇总、筹集货物的对接以及签收后的整理公示，在“饭圈”成员“逐魅”与营销公司“造魅”的碰撞中，逐渐衍生出“粉-星”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关系模式，且这种双向运作逻辑呈不断强化之势。这种参与模式下的粉丝既完成了共情、共意的培养，又实现了参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2022年3月，国家再次强调要不断“加强数字化发展治理”［20］，进一步明确要整治网络参与和网络治理生态，凸显网络平台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来，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少年群体借助网络积极发声，主动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为“饭圈”利用数字化平台参与治理提供了正面引导。网络空间环境极大改善，网上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壮大，国家越发肯定了自组织在社会发展、治理中的作用。组织自身有序运作所给予成员的归属感、偶像社会声誉的正面呈现、个人交际的不断拓展，都是推动“饭圈”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情感支撑。在这种“潜在信任”与“正向激励”的双重推动下，“饭圈”得以不断破圈，在社会的污名化中不断“进化”。
三、“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表现及困境分析
2020年8月，教育部、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下发《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通知，点名以“饭圈”为代表的网络组织存在侮辱谩骂、人身攻击、恶意举报等行为［21］。依据“饭圈”运作机制和特点，笔者拟从组织层面、制度维度、情感向度三维视角分析当前“饭圈”的现实表现及运作困境，剖析社会资本因素如何助力“饭圈社会参与”。
（一）集体理性偏移：科层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参与意愿
科层管理模式在协调组织运转、汇集资源、维护组织内部情感等方面有其合理性，但究其本源，“饭圈”的管理模式始终建立在少数人主导的话语权之上。为最大限度提高工作效率，少数“粉头”依靠长时间参与组织事务赢得组织权威，主导、策划着组织事务。对内而言，网络社群的匿名性虽释放了粉丝参与热情，但在“原子化”明显的“饭圈”内部，粉丝们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抱团取暖”的现象，参与热情受限于意见领袖。“饭圈”由异质化的个体构成，成员间的强异质性与科层式管理模式下的同质性要求相悖。在话语权被极少数管理者和大量追随者垄断的状况下，“群体中的少数人”的身份便会消减个人表达欲望，导致参与者个性压抑，形成诺依曼口中的“沉默的螺旋”［22］。对外而言，“饭圈”明确的组织边界和组织间的高异质性带来拒绝合作对话和冲突的可能性。在追星进程中偶像逐渐符号化，不同圈层拥有各自相异的文化符号，由此导致了粉丝群体分化和群体间的竞争，如圈际间恶性的攀比式打榜、募捐等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等等。为了积累大量的公益成果以维护各自的追随者，各“饭圈”展开了剧烈的攀比、争吵、骂战。“为社会做公益，为偶像赢掌声”的初心逐渐被无休止的对立冲突所取代，整个集体呈现出非理性状态。这些均成为了消减个人参与欲望、扰乱圈际间团结的隐患［23］。
（二）中介组织缺位：组织资本缺失导致“饭圈”运营前景堪忧
在造星综艺爆火后，大量资本注入成为既定事实。在早期追星活动中，粉丝仅通过自愿购买艺人周边产品便可表达自己的喜爱，但时下明星和粉丝间正演变为一种供养关系［24］。明星养成不仅依靠个人实力，还依赖于经纪公司和营销力度。经纪公司与各平台合作，吸引、诱导粉丝为爱消费。在经纪公司和各种打投活动的推动下，粉丝披着“爱”的借口被裹挟进数据战争中。偶像有意识地曝光、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打造良好人设以获得粉丝好感，但本质却是因为经纪公司看中了粉丝的消费力和传播力的有意为之［25］。在“星-粉”互动过程中，由于缺少相关职能部门的管控，其运作模式取决于经纪公司和“粉头”。在资本的驱动下，粉丝对偶像的花销多少成为确认粉籍、衡量有無话语权的重要依据，但在“饭圈”进行社会募捐或是捐出偶像周边商城的收入时，不断有人爆料称已捐出的善款不翼而飞。相关监管部门和社会性监督介入缺失，“粉头”卷款跑路、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时有出现。各中介平台缺少相应的管控方式，只等坐收其利，致使“饭圈”在不断汇集资源和财富、或是作为消费者的粉丝在“为爱发电”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了资本的“推广者”和“生产者”，引发了各种病态运作模式和越轨行为。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参与模式也无疑加深了民众对其参与合理性的怀疑。
（三）被量化的情感：卷入式参与模式制约个体资本生成
在数字技术发展和粉丝群体特征演变滋生的影响下，詹金斯提出了“融合文化”这一命题，旨在说明数字化生产所导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不清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数字化粉丝”正逐渐向“数据粉”演变［26］。在微博“明星势力榜”中，相关话题的阅读人数、互动数、社会影响力、爱慕值等成为衡量明星及其追随群体“势力”的标准。至此，注重数量而非质量的粉丝生产内容模式逐渐成形，粉丝逐渐成为围绕偶像生产话题量的“数据女工”［27］。“聚光灯下仅一人，打灯台下千万人”形象地指出了偶像只是粉丝们设想的“乌托邦”这一事实本质。在流量主导的恶性竞争下，为偶像“势力”奋斗是“饭圈”的无形铁律，“饭圈”内部逐渐形成了内部洗脑、反复强化的情感支持逻辑［28］。长此以往，粉丝难免觉得自己的追星期望与现实大相径庭，这种长期将粉丝的数据行动与对偶像情感挂钩的运作模式势必会引起粉丝的不满。当群体成员意识到只有通过源源不断的经济投入、时间投入，才能稳固在集体中的地位且获得心理满足时，可能会选择“隐退式”参与。若要将“饭圈”特有的优势植入进社会治理中，关键是维持“饭圈”内部的稳定。随着互联网的扩展，企业在业务方面都比较依赖数字通信，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流量、经济为主导的商业潮流下，“饭圈文化”正在转变为平台与资本主导、偶像和粉丝共同参与、利用新兴偶像经济圈层逐利的“平台资本主义”［29］。而粉丝大都只是这一消费文化中的贡献方，收获的仅是心理上的短暂愉悦。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消解了粉丝的参与热情。
四、社会资本视角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优化
针对“饭圈”种种乱象，亟须从多方面综合考虑以寻求解决之道。基于目前“饭圈”运作的困境，笔者拟从组织层面、制度维度、情感向度三个维度进行网络资本的优化、组织资本的参与以及个体资本的培育，由此设计“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方案。社会资本助力“饭圈”脱困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一）组织活力增强：社会参与网络的优化
既有研究表明，在给定的社会网络中，决定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就是网络内和网络外的社会认同［30］。换言之，在“饭圈”这一亚文化圈层的运作过程中，若想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加，增强其运营活力，就必须对粉丝个体进行主体性培育，培养其参与热情和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感，同时进行圈际间协同，警惕因封锁圈内信息而产生的“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破除已有的封闭型群体带来的实践弊端。
具体而言，在主体性培育方面，应完善现有以经济、时间的投入来划分社会成员话语权的参与模式和群体准则，让每个参与到治理活动的“饭圈”成员都有平等发声的权力。此外，由于进“圈”之后面临的种种规则，甚至出现了“粉籍”优先于“人籍”的扭曲价值观，粉丝因背负着代表明星社会形象的“粉籍”身份而必须谨言慎行，甚至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个人特性被无形中抹除。因此，需克服科层式管理模式下忽视个人情感体验的弊端，在与社会接轨的同时，既要兼顾对圈内粉丝个体的人文关怀，让身处群体中的每个人在参与组织活动时有获得感和认同感。同时，“饭圈”在集体磨合阶段时会构建属于自己的社群矩阵，同时也无意间形成了社群边界，群体之间会形成竞争、摩擦和误解，甚至招致冲突。饭圈以往之所以为众人所怨，便是因为其以“群体”之名打压、诋毁其他群体以强化自我利益［31］。基于此，就单一“饭圈”群体而言，在有与外界交流、合作的契机时，应以积极开放、崇尚合作的态度与兄弟群体进行交流，不应只持墨守成规、死磕界限、拉踩谩骂的态度；
应建立成员认可、制度健全、互助友好、多方协作、求同存异的社会参与和治理的网络，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二）技术支持强化：社会组织参与制度的完善
在资本的大量涌入后，粉丝和“饭圈”逐渐异化为资本操控的要素，基于“粉丝-偶像-商业平台-广告商-厂家”的运营思路已然催生了一条庞大的经济链。2021年，央视网在评“过度内卷！被透支的粉丝经济该治一治了”中批评了当前“饭圈”在流量和拜金主义影响下衍生的不良风气。受限于“饭圈”自我规制的松散，“饭圈”在运作过程中亟须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监管。
“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离不开中介组织的监管与助力。应开创由相关职责部门牵头、社会大众监管、运营平台自我纠偏的三维共建机制，强化对“饭圈”运作的管制和引导。应对“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时牵涉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实时监管，做到人尽其责、物尽其用。首先，对作为牵头打造创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相关职能部门而言，在协同媒体部门宣扬正确的网络观念时，应督促平台提供者、网络经营者、技术终端所有者等主体合理界定其技术性、行业性审查以及监管等方面的职责［32］。以此对“饭圈”运作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对组织运转过程中是否存在非法逐利等行为进行监督，查处利用粉丝经济进行数据造假、打造灰色产业链等不法行为，避免粉丝成为披着伪善外衣的资本运作公司和平台的利用工具。其次，各互联网平台应认识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以满足股东利益和资本绩效虽为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也要明确其公共属性，树立道德底线，增强主流意识在“饭圈”的话语权，防止资本侵入带来的过度逐利效应［31］。因此，支持“饭圈”运作的各平台应做到自我监管的常态化和有效化，设立保证其顺畅运作的内在评估系统，积极进行自我纠偏；
建立对涉及诸如以变相付费的形式进行的“倒牛奶”式打投和集资的应对机制，尤其是在涉及社会募捐等公益性社会行动时，应保证物尽其用。最后，“饭圈”的有效参与同样离不开社会大众的监督和共治。作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最终受益者，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自觉提升对“饭圈”相关事件的关注度，有效推动良性舆论监督氛围的形成，最终实现三方有机协作，共同打造“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助推器。
（三）情感能量聚集：個体资本促进参与热情提升
创新“饭圈”治理体系必须要重视网络时代粉丝群体的现实诉求和利益表达，正确引导并发挥“饭圈”的正能量作用［33］。针对“数据女工”和功利性参与带来的粉丝低参与欲望，想要筑牢粉丝精神围墙，最主要的是需要建立“偶像-平台-粉丝”三维主体间的良性互动。除在“饭圈”内部对粉丝个体进行主体性培育以外，源自偶像的正面引导、第三方群体的支持鼓励、粉丝自身的文化重塑皆可起到凝聚参与热情的作用。首先，作为粉丝和“饭圈”实践活动的中心，偶像应起到积极的榜样教育作用，应主动而非通过包装被动地赢得社会认同，拒绝做资本控制下的工具，将自身的优秀品格和正确价值观反馈给追随群体，与“饭圈”一道热心公益、对社会事件积极发声，起到对追随群体乃至其他青少年群体的教化和示范作用，这才是圈住粉丝热情、带动后援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坚实基础［34］。其次，就粉丝而言，一方面，社会各方应遵循“堵不如疏”的引导策略，了解“饭圈”运作背后的粉丝需求，摒弃“谈‘饭色变”的观念，引导“饭圈”与主流文化相适应，发挥其专业化、系统化、组织化的特长。另一方面，粉丝自身也应树立正确的参与意识，主动发掘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义，拒绝功利性参与。在参与以志愿行动为代表的“破圈”热潮时，应自觉认识到自身是为了参与到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队伍中，而不仅将其作为提升偶像正面社会评价的功利性手段。最后，粉丝更应树立正确的追星观念，理性地看到“饭圈”背后的运作逻辑，避免成为粉丝经济衍生出的非理性消费的受害者，或是资本游戏“合理化”的推动者。不仅如此，在参与社会实践时，应避免用“饭圈”内部对立与竞争的思维去理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成为新时代能堪大任、理性参与到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个体。
五、结 语
受人们刻板印象影响，“饭圈”时常被冠以“脑残粉”“流量圈子”“不务正业”等头衔，但伴随近些年的不断破圈，不少“饭圈”也在积极改变社会乱象，强化社会正向价值。不论是“饭圈女孩出征Facebook”，还是它们在各种公共卫生等事件的积极作为，都有其传递正能量的活动踪迹。究其本质，“饭圈”始终作为社会中的自组织群体开展活动，即使在合规守法的行为规范下也难以摆脱良莠不齐的圈层文化带来的原始弊病。因此，网络治理部门需要理性看到“饭圈”参与到社会治理进程中的贡献，并针对其参与暴露的困境与弊病，在剖析背后原因的基础上找到合乎情理的解决路径。在创新社会治理路径时应顺势而为，积极吸纳饭圈的“共同体”参与治理模式，包容差异、求同存异。对社会主体而言，应积极肯定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的各个“圈层”的积极作为，尊重每个参与主体对社会良序达成的有效贡献。只要多元主体真诚相对、积极配合、协商合作、方向一致，就能够积极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有力提升治理效率，实现社会的安全稳定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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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h Optimization of Fans Circle Participatingin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ZHANG Jun， XU Longl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among various social entities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effective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fans circle” from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institutional-emotion”.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ns organ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iculties in its operation：
First， the network capital weakening under th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ode restricts the participating network. Second， the lack of organizational capital directly leads to a worrying prospect of the operation of fans organization. Thirdly， the prevalent involvement mode represented by data labor restricts the generation of individual capital.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difficulties， we have designed a triple response strategy to optimiz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network，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ultivate and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new channels for the “fans circl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viding innovative path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fans circle”; social capital; social governance
（編辑：段明琰）
收稿日期：2022-10-0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农村青年助力安徽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AHSKZ2020D30）；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学科研究生创新项目：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建构研究——以皖北N村为例（SZCXSHS202109）
作者简介：
张军，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社会、网络社会学研究，E-mail：zhangjun5101@163.com；
徐龙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网络社会治理研究，E-mail：196221942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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